祢衡论

祢衡以狂名于世,但他不只是一介狂生。祢衡深受东汉党人“忠君”、“忧道”思想的影响,在汉魏之际社会大动荡、思想大变革的时代,特立独行,承袭东汉党人余烈,坚守儒家正道,以忠君爱国为立世之本,以刚傲清狂张扬忧道之情。他的种种狂言悖行出自一个目的:以“狂”的方式,表达自己忠君爱国的政治理想。     

祢衡之死与汉末士风

祢衡的狂傲言行使他在汉末文坛特别引人注目,但他也因为屡屡出格的言行,最终丢掉了自己的性命。祢衡的言行和汉末畸形的士风有很大关系。当时士人们为了求名,频频做出惊人之举。祢衡处于汉末名士由尚苦节至亡礼法的转变阶段,这个时期需要的是有勤勉精神的实干家,名士的浮华虚矫已经被社会厌弃,而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导致自己死于非命。     

正郭与弹祢——《抱朴子外篇》汉末名士评议

对于两晋士人交相称誉的郭泰、祢衡两位汉末人物 ,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表述了他的不同看法 :郭泰是既怕仕途凶险又不能忍受潜居苦闷的假隐士 ,祢衡则是言行偏至的狂悖之人。他们在人格上属于同一类型 ,都是以外表眩世而心希荣利的人物 ,魏晋以来任情唯欲的士风皆为郭、祢之辈的流风遗韵。葛洪对汉末名士的评价一方面基于他对东汉历史的独特认识 ,另一方面则是借评骘汉末名士以重铸士人气节 ,表达他的理想人格     

祢衡年谱简表

祢衡作为东汉末年的著名辞赋家,现存史料对其生平事迹的记载多集中在其弱冠之后。本年谱一方面记录其出生之后至弱冠之前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另一方面详细考证其弱冠之后的生平事迹。历史背景与人物生平相结合的年谱简表有利于更全面地认识祢衡短暂的一生。     

论李白的“狂”

中国历史上,不被世俗所理解的“狂士”、“狂生”似乎历代都有。比如先秦的张仪、苏秦,西汉的郦食其、东方朔,建安时的祢衡、孔融、刘桢,魏晋时的阮籍、稽康等,都以“狂”著称于世。但这些人都不及李白。李白的“狂”为时人称道,更为后人仰慕。他自     

杜诗谐趣拾遗——兼论杜甫之谐易人格

布封所说的风格即人格,迄今仍有普遍意义。杜诗风格,或曰沉郁雄深,或曰清逸曲峭,或曰悲婉怆凉。于其人格,则多曰狂诞浪漫,忧世伤生,悲己悯人。而杜诗研究千年,却鲜有论及其谐趣风格者。杜甫谐趣诗主要以对困窘生活的自嘲消遣和对老妻幼子的戏谑为主题,其创作动因来源于其谐易达观的人生态度,是对忧患人生的强劲反弹。     

悲士不遇：黄仲则词中的“笑”与“狂”

清朝乾隆年间四海升平的大环境里,在黄仲则词中却出现了少有的不和谐音符。黄词中多次出现“笑”与“狂”,怀才不遇,叹穷嗟困成了该时期黄词的主题。考察黄仲则的感情经历,凄苦异常,但清词丽句中同样有“笑”的出现。透过这些“笑”与“狂”,也让我们真切地走入到词人的真实情感世界中去,从而以另一种角度,在全面的视野下考察其悲士高歌、怀才不遇的多方面原因。     

王阳明“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的趋融

《尚书》中的“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在后世经学阐释中逐渐开启了“狂”与“圣”之间的分野,宋代以降屡有对“狂”“圣”分野的质疑与重释,明代关于“狂”与“圣”的讨论开始往“心学”之路上走。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框架中阐释“狂”及“狂者胸次”,“圣”及“圣人气象”。王阳明认为,狂者依良知真是真非而行,在行为上“嘐嘐圣人而行不揜”,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他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将成圣的根据牢牢安置于人的内心,“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将圣人之道与自己的致良知之学绾合起来,高屋建瓴地提出“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在他的思想中“狂”与“圣”渐趋弥合,在他的人格上“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也渐趋融合。“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趋融的关捩就在于“裁”。以“致良知”裁之,“狂”之资与“圣”之质在阳明的人格上趋于圆融自如。     

生命的游牧——罗西·布拉伊多蒂的后人类批判理论

新千年以来,“后人类”已成为西方理论话语界的一个热门主题,众多学者加入到该主题的讨论中,其中荷兰女学者罗西·布拉伊多蒂的后人类批判理论特色鲜明,已成为当下后人类理论话语中的一个主要声音。立足于德勒兹哲学和女性主义政治实践,布拉伊多蒂的后人类批判理论牢牢抓住“后人类”概念的自我反思性和主体想象性特征,将其界定为“批判性或创造性形象”,在此基础上形成其后人类批判理论的核心四观：以“佐伊(Zoe)”为中心的生命观、以“化”为基础的游牧观、以“局部”为立足的整体观、以“创造”为取向的政治观。梳理布拉伊多蒂后人类批判理论的发展脉络,能够促进国内学界更全面了解这一颇具特色的理论话语。     

“平静的诗”与“焦燥的人”－从创作主体结构的视角来探讨朱湘“诗”与“人”的悖逆及超越

朱湘被誉为“诗人的诗人” ,就在于“平静的诗”对“焦燥的人”的悖逆与超越 ,这是朱湘的最大矛盾 ,也是朱湘的最大特色。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是朱湘创作主体结构的“这个构成”与“别致配置” ,即以艺术层次为主流 ,以个性层次为标志 ,以理性层次为潜在 ,三者异质共构 ,具体表现为深厚的爱国情思与“文学救国”热情、固执的理想主义与乌托邦话语、“我本楚狂人”与“狂夫意识”、精心建构诗的象牙之塔与超越现实、唯美的趣味与“清丽柔婉”的新月风等方面     

现代写实小说的“异元论战”

回到历史的语境中考察吴宓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可以客观审视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真实意图。围绕现代写实小说,吴宓和新文学阵营展开了一场＂异元论战＂,他以菲尔丁和萨克雷为代表的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思潮和模糊的写实概念作为评判国内写实主义的尺度,走进＂异元批评＂的泥沼,与新文学产生隔膜,背离了自己标榜的批评标准。吴宓的新文学观不是个别的,也不是＂五四＂这个历史转折时期所特有的,站在今天的高度,既要重新评价新文学,也要重新理解吴宓,不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     

《米拉尕黑》的口头程式艺术

《米拉尕黑》是融极强的艺术性和典型的叙事性于一体的东乡族叙事长诗。自产生以来,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经数代人的传演,明显地体现了民间文学的集体性、口头性、传承性、变异性等特点,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为此,本文以帕里-洛德的口头程式理论为依据,就《米拉尕黑》的口头程式艺术进行分析研究。     

吴宓的写实小说论

吴宓认为小说不是生活的消遣，而是人生的表现，赋予了小说对个人、社会和世界以厚重的文明教化功能。他从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流派那里吸收“写实小说”的概念，把自己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作为小说主旨追求的目标，强调小说对真、善、爱等终极价值的张扬。依此为标准，吴宓展开了对中外“写实小说”的批判。     

米芾文学的地位和影响

米芾文学作品在宋代、尤其是在北宋文坛上有较高地位,经苏轼等人的评赞和推介,在其同代人中影响更大。米芾旧有《山林集》一百卷,遭宋金战乱销毁,其文学的地位和影响因此下降。南宋岳珂等人开始辑佚重编米芾文集。明清人较为重视其人及文学作品,不少选本收有米芾的文学作品。其文学的地位影响在当代仍未彰显出来。     

曹操《孙子略解》的兵学成就

曹操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在中国的兵学领域也影响深远。他的兵学著述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对其他兵书的集抄,二是基于个人军事思想的创作,三是对诸兵家经典的注解。除《孙子略解》外,其他各书皆已亡佚。曹操单独将"十三篇"注解流传,恢复了孙武"兵经"原貌,纠正了人们对《孙子》认知的混乱。曹操《孙子略解》的特点,一是主旨鲜明,行文简练而切要;二是立足人事,贯彻理性精神。可以说,在对一些关键篇章和字句涵义的把握上,曹操最能得《孙子》之真谛。     

周密诗、词之考察

周密是宋元之际著名的文人,著作丰富。他的诗、词创作在当时都有名气,两种文体之间因为渗透了周密的文学思想、生活经历,在很多地方都存在共同之处,比如:崇尚自然、工于炼字造句、善用事、追求清雅之美,创作技巧和风格上诗、词作品间也有互相影响的地方。但是,诗、词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尤其是周密严守词自是一家的观念,导致他的诗、词所表现的范围有明显区别。周密诗、词作品中体现出的互动与不同,与南宋晚期文坛对诗、词的认识是一致的。     

再议曹操高陵葬制——以对曹丕黄初三年诏的分析为中心

对于曹操葬制存在诸多争议。曹丕黄初三年(222年)诏所透露的有关曹操高陵葬制的信息,也为相关讨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现在看来,高陵"陵上祭殿"确实存在。被称为曹丕"终制"的诏令被赋予传世之戒条的意义,当时已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公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半公开的文件。不论魏文帝曹丕的本意如何,这一诏令所取得的宣传效应是明显的。我们以为这篇措辞严厉的文字值得注意的,还在于曹丕对于违诏"妄有所变改造施"的诅咒,体现曹操宣告薄葬的遗制,应当得以遵行。我们通过魏文帝曹丕"终制"的文字可以推知,如果他确实对于曹操"薄葬"遗令"有所变改造施",一定不会痛斥反薄葬行为是"愚俗所为",也不会自认"弃君于恶"、"爱以害亲"、"不忠不孝"之名,当然更不会使用"为戮尸地下,戮而又戮,死而重死"一类激烈言辞。很可能文帝黄初三年诏和文帝"终制"原本属于一个文件,也许统称为魏文帝曹丕"黄初三年诏"是适宜的。如果这一假设成立,则马端临注意到的"魏武父子遗令俱欲薄葬"就表现出了连贯性和完整性,其中所透露的有关曹操高陵葬制的信息亦有更值得我们确信的价值。     

周密字号考

周密是宋元之交著名的文学家及文献学家.他博学多识,著作等身,在史学理论、史学撰述、文学批评、诗词创作等方面都有突出的建树,在中国文学及史学史上均占有一定的地位.周密一生,所用字号甚多,但因种种原因,导致现今学术界对其字号的使用并不能取得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混乱的状态,亟需作一细致梳理.本文就周密的全部字号依次展开梳理考订,补阙拾遗,以期正本清源,还原其历史的真实原貌.     

费密诗集考

费密是明末清初与扬州、泰州地区密切相关的一位重要学者与遗民诗人,他的著述在流传过程中散佚较多。在历史上可能有费密诗集《鹿峰集》的存在,现存费密诗集《燕峰诗钞》有两个版本──怡兰堂本与二自山房本,其中,怡本诗钞数量较少,但为费密所作已有定论。二本诗钞文问世较晚,有近三百首诗歌,通过《费燕峰先生年谱》及其他资料考证,为费密所作基本无疑。     

为容已得南威论——《木兰花慢》疑案前奏曲

据<吴宓日记续编>记载,1954年2月17日,<红楼梦新证>的作者曾赴重庆北碚谒见老一辈红学家吴宓,五天后"临行赋诗,留谢宓与此间诸先生".实际上,此诗原本是去年(1953)的12月上旬赠送给老师顾随的作品.半个世纪后,作者将此诗与顾词<木兰花慢>(石头非宝玉)联系起来,却颠倒了它们产生的顺序,使读者误以为顾词乃因<新证>而作.此攀已导致学术纷乱,诗者"为客已得南威论"遂成了<木兰花慢>疑案的前奏曲.由此可知,某些回忆文字是比较容易失真的,除非寻得可靠的旁证材料,否则不可轻易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