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背后的中美战略博弈

台湾问题是美国霸权与中国和平崛起之间结构性矛盾的焦点。台湾问题演绎着中美战略博弈。中美战略实力对比与中美各自与台湾关系是制约台湾问题未来演变的两个战略关键,其中争取战略实力对比优势则是中美战略博弈的焦点。两岸关系"不统不独"状况只是阶段性平衡,它酝酿着中美战略博弈高潮。     

美国的国家利益及其对华的"接触、遏制"战略

国家利益决定了一个国家居支配地位的价值与政策取向,反映国家的基本需求和具体的国家目标.由于中美两国国家利益的结构性矛盾,美国对我国采取"接触、遏制"的战略就成为必然,致使中美两国的关系总是在合作和对抗中摇摆,为此谋合作、避对抗应成为我国制定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这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与和平的发展战略.     

网络理论与企业战略联盟存在的信任基础分析

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和互联网经济时代的到来 ,迫使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战略要有一个较大的转变 ,发展跨地区、跨国界之间的网络战略联盟日益重要。要从重视合约发展到通过一种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来稳固一种非完全信息合约。西方企业网络理论对此做了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全新解释。只要存在不确定性、脆弱性和非完全控制权 ,任何一种形式的企业网络都会产生信任问题。信任的产生可以经由制度安排 ,合作过程或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产生。信任的程度会由于网络内部成员长期互信和外部竞争的加剧而由低到高发展。我国已经加入WTO ,国内企业之间和国内外企业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会越来越广泛和深入 ,也会结成各种形式的企业网络 ,认识到网络战略联盟中建立信任的重要性 ,有助于一些企业自觉抵制各种违法行为 ,公平参与国内外竞争 ,使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合作关系成为扩大自由贸易并给双方带来互惠互利的制度安排。     

中美气候合作的信任缺失与合作困境

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和能源消耗大国,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努力中起到关键性作用,但信任缺失成为两国合作的主要障碍。中国全球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与能源消耗国的身份、不合理的能源结构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构成美国对华信任缺失的现实基础。由此引发两国在气候领域里的合作困境,即双方对"零和"博弈的担忧、气候责任分配争端与"近视眼"现象等。然而,中美建立互信、破除困境,携手合作仍是可行之路。     

中美经贸关系的新变化与新趋势

2013年中美两国新一届政府全面到位以后,中美经贸关系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为指导,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两国贸易关系、投资关系以及债务关系有了新的发展,经贸合作有了新的亮点,与此同时经贸矛盾也有了新的变化。在分析中美经贸关系未来趋势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不断增进中美在经贸领域的战略互信,推动两国在双边及全球经贸领域的务实合作,有助于进一步丰富中美经贸关系的内涵,加深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从而实现中美互利共赢。     

中美军事安全互信问题研究

战略互信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首要问题,军事安全互信是战略互信的基础。本文系统梳理了当前中美军事安全互信缺失的主要表现,客观、辩证地分析了中美军事安全互信缺失的原因,从弥合两国战略思维差异、加强相互了解、增进相互理解,尊重核心安全利益、维护共同利益、开展良性互动、加强情感交流等多个角度提出了加强中美军事安全互信的对策与建议。     

中美关系中的不信任问题分析及对策探究

中美互不信任是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中美之间信任的提升有利于其他问题的解决.造成中美互不信任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崛起和不同的社会文化与政治体制,解决中美互不信任问题的对策则是进行长期战略对话和在国际制度框架内进行有效的合作.     

“一带一路”战略的质疑与回应——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国际认同

"一带一路"作为实现中国梦目标的战略之一,旨在扩大中国与沿线国家深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合作关系。但中国与沿线国家在合作中存在的政治互信不牢固、经济互惠不坚定、机制建设不稳固等问题,挑战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可能性、可行性和稳定性。该文认为,通过增进政治互信、巩固经济互惠、创新合作机制,将在深化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关系中,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国际认同,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成功实施。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韩国的对华战略：基于对冲概念框架的分析

对冲是指国家行为体(主要是中小国家)为应对所感知到的威胁和不确定性而采取的一种包含一套混合、多元的政策组合的外交安全战略。基于对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自身所处国际环境的评估,对冲战略成为近年来韩国对华的主导战略。这一战略以积极接触为主,以分散投资、出口市场多元化以及军事安全上的间接制衡为补充。但是这一战略并不十分稳定,不仅受到美国对华战略、中美关系形态的影响,也受到韩国国内进步与保守政治分化的影响。在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日趋明显的情况下,中韩两国都需要思考如何使两国关系尽可能不受中美关系的影响而保持稳定这一重要课题。为此,中韩需要进一步在制度层面稳定和发展两国的经贸关系,并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加强合作,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与和平进程取得进展。同时,还需要建立制度性战略沟通机制,培育互信,管控潜在的风险,以维护中韩关系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中美经贸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动向、原因、影响及引导路径

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美经贸关系经历了深层结构性变化。这一时期,中美经济实力、贸易总量、双边投资水平等迅速升至历史高位,双方经贸关系相互依存空前紧密,结构性变化也日趋显著,如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提升,双边投资不对称性显著增强,两国贸易总量、贸易商品结构、贸易模式等呈现新特征。但中美经贸关系协调机制落后于这一变化进程,致使双方贸易摩擦经常化、相互依存不对称性强化、经贸议题政治化等问题,阻碍两国经贸关系的拓展和深入。中美亟待建立政治互信,以务实、包容、渐进的方式消除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合作障碍,将经贸关系纳入互惠、平衡、可持续发展的新框架。     

中美经贸关系影响因素论

在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和"建设性合作关系"框架下,进一步发展中美经贸关系越来越具有安全和外交战略层面的意义。交替出现的各种因素深刻地影响着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当中美政治关系好转时,经济因素的作用就会加强;当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激烈时,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就会凸显。当积极的经济因素占主导时,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便会一帆风顺;当消极经济因素出现时,中美经贸摩擦便会明显增多。充分利用积极因素,抑制消极因素,将有利于推动中美经贸关系顺利发展。     

美印海上合作:动机、矛盾及其影响

近年来,美国和印度开展了越来越多的海上合作,对印度洋地区甚至亚太地区海洋安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印海上合作主要是出于双方战略需求、防范中国的影响、双方海上共同利益需求和印度“搭便车”的动机。美印海洋战略根本目标具有不可克服的矛盾,长期来看合作难以持久。美国霸权政策、中美印关系的互动和美印之间其他矛盾都将影响美印海上合作。     

尚未触发的“修昔底德陷阱”与美国对华政策

"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颇具改进潜力的理论机制,简单地批判和拒斥这一概念既无助于拓展对大国竞争的理论研究,也不符合对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现实的直观感受。如果用军备、冷战竞赛或者破坏性政策来代替战争作为因变量,"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更是能够具备相当程度的解释力。不过即使如此,利用该机制来分析当前的中美关系时,仍然要仔细审视这对关系是否适用于该理论的关键逻辑--美国对中国的实力增长真正地感到恐惧。从政治心理学中恐惧的概念出发,结合美国国内的相关讨论、政策表述和对华行为,可以看出美国目前并未恐惧中国,其行为更多是为了追逐利益和声誉,其整体对华外交政策以"碎片化"和"追逐风险收益"为主要特征。这意味着"修昔底德陷阱"可能尚未在双边关系中触发。美国的对华政策的主要变化是将"规范"中国的重点从政治和安全领域转移到经济领域,更多是其对冲战略的重心调整而非"质变"。"修昔底德陷阱"尚未触发的结论有其双重意义:积极而言,不必夸大美国的制华政策,激烈的经贸摩擦并不必然滑向"新冷战";消极而言,中美关系仍然有很大的恶化空间,如果持续互动不当,还会招致更具破坏性的结果。     

增进中韩政治互信的政策导向与环境设计——兼谈韩国对华安全认知的维度

2008年,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确定,表明中韩两国已建立起战略合作的基本框架,政治互信成为中韩双边关系的核心关切。本文通过对韩国在增强中韩政治互信需要妥善处理的若干问题上的认知的分析,探讨了增进中韩政治互信的环境设计的政策意义,并从阐明中国的战略规划、增强对韩公共外交能力和发挥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的正面作用三个方面提出中国的应对之策。     

布什政府眼中的中国形象

对中美相互形象认知的研究是理解中美关系实质的重要前提之一。布什政府上台至今,对中国的形象有了比较清晰的认知。其基本中国形象认知有“发展中的经济大国”、“不够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潜在的军事威胁”和“影响力逐渐增强的全球行为体”等。同时,布什政府的对华形象认知又带有不可避免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的形象认知影响着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     

论石油能源安全问题与中美关系

石油作为一种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战略物资,在影响中美关系的诸多因素中作用日益突出。中美两国不同的石油安全战略,必然产生在石油问题上的博弈。美国的石油安全战略已成为影响中国实施石油安全战略最重要的国际环境因素,中国石油安全问题的解决必然受中美关系大局及双方石油互动关系的影响。认识到中美两国利益的交错性与复杂性,认为中美两国在石油问题上需要更多地沟通和对话,就目前而言,中国加入国际能源机构是最佳合作模式     

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对华政治策略

后冷战时期,新保守主义者始终敌视中国,仍然固守冷战思维,强调意识形态分歧,把中国视作取代苏联的下一个战略对手和巨大威胁,主张对华奉行强硬政策。美国的对华政策受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很大,采取了“反共主义”策略,遏制中国崛起;突出意识形态,推动民主进程;突出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等对华政治战略,严重影响了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全面认识新保守主义思潮,对中美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战略性对抗的中日互惠关系分析

中日两国互为近邻,地缘的因素促成了两国之间悠久的文化交流和政治斗争乃至军事斗争频繁不断的历史和现实。战后日本调整战略目标既有自身战败的原因,也有美国对日政策的牵制,此外,中国政局根本性的变化也成为日本战略目标调整的原因之一。中日两国之间之所以难以建立真正互信的友好关系,其原因在于两国之间客观上的地缘关系所导致的结构性矛盾。我们提倡和主张中日之间建立战略性的友好互惠关系,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两国之间的对抗因素,正如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认定的,国家间政治就是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这既是国际关系的辩证法,也是国际关系中的永恒铁律。     

经济合作与20世纪40年代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

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最早是从经济层面开始的。在中国解决白银危机的过程中，经历了国际合作解决路线与美国单独协商等阶段。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最终进行了币制改革并在实质上将法币盯紧美元，形成了中美特殊经济关系。而随着远东和国际形势的发展，中美特殊关系逐渐由经济走向政治、军事层面。     

中美之间发展服务贸易的可行性分析

长期以来对于中美贸易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货物贸易失衡进行,而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已经成为影响双边贸易平衡的重要因素,不合理的对美贸易结构会影响中美贸易的健康发展。就金融危机背景下中美之间开展服务贸易的可行性进行论证,指出两国的产业分工格局和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梯度差异为双边开展服务贸易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服务贸易必将成为未来中美贸易新的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