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早期濮文化与巴文化的关系

论早期濮文化与巴文化的关系朱世学商周时期，我国江汉地区同时生活有濮人、巴人，并都与楚的关系十分密切，后因受楚逼攻，逐步向西、向南迁徙。有关濮、巴二族的文化内涵及其关系，前辈学者曾有所论及，如邓少琴先生在《巴史新探》中认为：“古代巴濮联称，濮散布最广，...     

巴楚文化的研究和开发

文献记载证明，古代称为夷陵的宜昌是巴人和楚人交错并交融的地段。考古发现也证实，这里巴文化与楚文化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作者认为，讲巴楚文化，不是把巴文化和楚文化混为一谈，而是指在峡江地带这个特定的空间内，存在着“似巴似楚”、“亦巴亦楚”的文化。说它是巴文化，它巴中有楚；说它是楚文化，它楚中有巴。起初，是错杂型的；后来，便成为混融型的了。巴楚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是考古学文化，在秦代和汉代由考古学文化向地域性文化转化，在魏晋以后主要是地域性文化。直到现在，宜昌还有巴楚文化存在，并正得到逐步地开发利用     

试探考古学上的濮文化

“濮”,亦称“百濮”,在商周时期是我国南方一个较大的土著民族。她与“楚”,“越”等族齐名。然而,对“濮”的研究,特别是对其文化内涵的研究,却远不及“楚”和“越”。为推进对濮文化的研究,弄清濮文化的内涵和特点,本文拟从考古学的角度就有关问题谈谈个人的一点看法,不当之处,敬请同仁批评指正。     

酉水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

酉水贯穿于武陵山区腹地的鄂西、渝东南和湘西,历史上这一带被称之为“巫蛮”“蛮獠”“土蛮”地,或盖称“五溪蛮”。在考古资料匮乏之前,人们研究“酉水文化”仅局限于史料,最先踏足这块土地的人们也仅依托于传说的“三苗”时期,及后世的“濮”“巴”“监瓠”族等。     

论西瓯、骆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本文以古文字学和考古学资料为依据，论证商周时期的中原人称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使用斧形工具的土著民族为“”，并与“”族发生联系。“’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越、百越的前身。西瓯、骆越作为百越民族的两个不同支系，也很早就与中原文化有着密切交住。这就为后来秦统一岭南和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     

试论土家族白虎图腾崇拜

土家族约有600万人,有本民族语言,活跃在今湘鄂渝黔边区一带.历史上,土家族是由土著先民、巴人、乌蛮等集团融合而成.土家族曾有过多种图腾崇拜,和巴人崇白虎,乌蛮崇黑虎,土著先民崇拜蛇、鹰、马等.由于巴人这一支势力最强,统治湘鄂渝黔边区大部分地区,且一度控制过湘西北地区,故其白虎图腾崇拜影响最大.     

试论土家族白虎图腾崇拜

土家族约有600万人,有本民族语言。活跃在今湘鄂渝黔边区一带。历史上,土家族是由土著先民、巴人、乌蛮等集团融合而成。土家族曾有过多种图腾崇拜,和巴人崇白虎,乌蛮崇黑虎,土著先民崇拜蛇、鹰、马等。由于巴人这一支势力最强,统治湘鄂渝黔边区大部分地区,且一度控制过湘西北地区,故其白虎图腾崇拜影响最大。     

巴文化研究与民族形成浅议

考古文化与民族的关系十分密切,“它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民族特征,它已成为区分民族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考古文化为民族的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依据。从巴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反映出了民族形成的若干问题。 巴文化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文化,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形成。目前对巴文化的研究,是以春秋战国时期鼎盛的巴文化为中心,上下索源来探讨其形成过程。春秋战国时期的巴文化是     

土家族:古代濮人的后裔

土家族主要居住于湘西、鄂西以及重庆市的黔江、彭水一带,是自古以来的土著民族。土家族的分布地与古民族濮的分布地基本一致,并不是巧合,而是因为土家族是濮人的后裔。现今的土家族聚居地早在石器时期已有人类活动,并逐步有了穴居的村落。炎黄时期形成了土家濮人部落。夏、商、周时期,濮发展成周边方国,包括了濮、苗等少数民族。由于支系繁多,被称为百濮。公元前523年,楚平王亲率舟师伐濮,濮被楚国所灭。楚国灭濮后,留居原地的濮人,就是后来的土家人。据《湖南通史》载:“居于湘西蛮人、濮人,后来成为秦汉时代五溪蛮和武附蛮的重要组成部分…     

武陵山文化沉积带的掘宝者——李康学《大湘西系列作品集》解读

中国武陵地区是人类起源地之一。早在10万年前的石器时代,神奇的武陵山脉就聚居着“石门人”和“桑植人”等远古人类。先秦时期,武陵地区为濮人、巴人、楚人和越人等部族融合之地。此后干百年,历朝历代土家、苗家、侗家和“民家”祖先都在此留下了底蕴深厚的文化宝藏,形成了长达千里的“武陵山文化沉积带”。     

穿越酉水 探秘湘西——湘西，在历史的穿越中高歌前行

10月9日至23日,“穿越酉水·探秘湘西”文化科学考察队沿酉水流域对花垣、宣恩、来凤、龙山、永顺、保靖、古丈、沅陵等县进行了系统的、综合性的考察。     

先秦时期鄂西南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正>鄂西南地区位于我国内陆腹地,夏商时期属荆、梁二州之域,春秋时期大部分为巴子国地,战国后期大部分为楚巫郡地,秦灭巴后为黔中郡地。先秦时期,鄂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序幕已经拉开,为各民族逐渐融入伟大祖国怀抱和中华民族大家庭奠定了历史基础,为当代本地区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历史根基。一、政治、军事领域巴与中原的政治、军事交往。夏朝时巴就与中原有较为密切的政治、军事交往。夏时“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     

古老的酉水号子

酉水是湖南沅水的支流,河谷峡窄,滩多水急,河道曲折。自古以来,行驶在酉水河上的船工们都有喊号子的习俗,他们坚强、勇敢,他们的号子生动、激昂,形象地刻画了船工们与急流恶浪激烈搏斗的过程。酉水河的号子是古老的,酉水河的旋律是悲壮的。一酉水发源于湖北省鹤峰西北部,蜿蜒流经湘西自治州龙山、保靖、古丈、永顺等县,汇入沅水,是湘西土著文化的发源地。千年来,酉水号子传唱于酉水河畔,孕育着古老的湘西民族文化,传流出优美神奇的传说故事,是一种最朴实的民歌体裁,它能指挥劳动,因为船工们在喊号子时统一了动作节奏,在演唱中鼓舞了大家的情…     

楚、苗的南迁及其和濮、越的关系

<正> 先秦时代的南中国,诸族林立,互争雄长。经过千百年的争斗,荆楚崛起,强盛时几掩有天下之半,但溯本求源,荆楚却祖居北方。南方真正的土著是百越(东南和南)与百濮(西南)。百越和百濮的“百”,是说濮和越两大系统族类纷繁。请看今天祖国西南的民族众多,就可推知土古的情景了。东南的状况有所不同,因为那里汉化的程度较深,不少百越系统的族已经融入南方汉族了。本文拟对楚、苗的南徙及其和土著濮、越的关系,作出若干探索。     

关于保护湘西民族民闻文化传承人与建设文化湘西的思考

湘西自治州第九次党代会提出建设“文化湘西”战略目标，要求全州文化部门加强文化体制改革，优化文化发展环境；要求全州文化工作者树立“文化立州”、“文化兴州”、“文化强州”理念，在弘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先进文化，通过两种文化精髓的融合，实现建设“文化湘西”的战略目标。     

土丁招募与辰砂朝贡：两宋沅水流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发展

两宋对沅水流域沿边溪峒治理,经由抚绥羁縻至平乱开拓转变,南渡之后又转羁縻。这一区域治理策略转变的历史进程,促进了两宋沅水流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土丁招募与辰砂朝贡则是沅水流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要方式和途径。通过土丁招募,大批“土民”走出溪峒成为省民;以辰砂为重要物资的朝贡贸易促进溪峒“土民”与内地省民的交融。两宋时期沅水流域沿边溪峒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既体现了中央王朝对沅水流域沿边溪峒治理的突出成效,亦为后世湘西地区与中央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互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明清柳州“城-郭”民族空间的分布与演化

通过分析明清时期柳州外来移民与土著民族在空间上的分布特点、对立与融合状态,揭示明清外来移民在柳州不断向附郭西南扩展其生活、生产空间的历史演化过程.柳州城郭的民族空间分布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明代民族的“城-郭”对立阶段和清乾嘉后“民-夷”融合的混居阶段.清中叶后的马平县基本消除民族矛盾,形成以汉族为主体、各民族融合的社会结构,其中广东客家移民因具有聚族而居的文化特征,适应了清初马平县的民族对立,推进了移民与土著的文化融合,其客家民居反映了清中叶以来客家人为主的外来移民与土著民族相互交流、影响的历史印记.     

楚民族层次分析

<正> 楚文化研究中民族问题是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掌握和运用科学的概念和正确的理论,对楚民族族源、演进阶段的划分,民族结构的层次分析,都是很有意义的。 (一) 在楚民族研究中,对族源问题的探讨已经做了不少工作。目前有华夏说、东夷说、土著说、西来说等说法。各种不同的观点都有自己的理由和证据。而楚人自己供认为高阳氏之苗裔,又常自称为蛮夷,看来华夏族和土著居民都是楚民族的族源,而真正的楚民族应该是华夏族的一支与土著融合的结果。我们不妨对“祝融八姓”和“陆终六子”重新作一番分析。     

盘古文化寻踪--盘古文化考察记之二

广东属岭南地区,历史上是盘古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至今仍保存着许多盘古文化遗存。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的盘古文化遗存,是历史上生活在珠江流域的原住民族———壮侗语民族先民越人所开创,与珠江中上游的盘古文化同属于一种文化体系;汉族迁入该地区后,接受和吸收了原住民族创造的盘古文化,使之得以世代传承下来。而肇庆市的盘古文化以及盘古祖殿里供奉的“狗头人身”(盘瓠)塑像,则是由历史上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瑶族所开创,是瑶族信仰和崇拜的图腾。     

越、楚文化异同研究

越与楚,是春秋战国时期南方两个大的民族与国家。它们的文化与习俗,颇多相似之处。其因在于:越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汉书·地理志下》)。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地域相邻,自然和地理条件相似,故存在区域文化的一致性;同属与华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