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治国与学校德育

切实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是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方略的重要基础。“以德治国”方略的实施,又为学校德育工作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论“三个代表”与“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内在统一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方略和“三个代表”思想都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重要思想。本文从必然性、重要途径和实践要求三个方面探讨了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以深化对这两个重要思想学习和认识。     

高校本科生创新训练项目培育路径研究——以内蒙古牧区乳业发展创新项目为例

高校本科生创新训练项目的培育是一项系统性育人工程,不仅要做到“以本为本”和“以学生为中心”,还需回归高校创新教育的本质要求。该文以内蒙古牧区乳业发展创新训练项目为例,在“竞赛导向+理论融合+家国情怀”的基本育人思路下,借助第九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评分标准,从教育维度、创新维度、团队维度、商业维度和社会价值维度5个方面,探讨了“以赛促学”视角下本科生创新训练项目的基本培育思路,即本科生创新项目培育要注重高校教育成果的延展性、注重项目与高校和地区需求的统一、注重项目的阶段性和成员的互补性、注重创新初心的回归、注重扩大就业和回馈家乡。     

城镇老年群体选择视阈下的“以房养老”研究--基于广西南宁的抽样调查数据

以广西南宁市为例,从群体特征、家庭条件、社会政策和个人态度四个维度构建理论框架,对“以房养老”情况进行系统考察,探讨“以房养老”政策的影响因素,进而提出推进“以房养老”政策的实施对策。     

“以德治国”与政治社会化

进行政治社会化是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个首要而关键的问题,因而我们必须找到推进政治社会化的有效方法,政治现代化的实现有赖于政治社会化,所谓政治社会化就是一个社会对该社会政治取向和社会模式的学习、融合、传播、继承的过程。“以德治国”为新时期政治社会化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探索“以德治国”与政治社会化的关系对促进民主政治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以德治国”是新时期政治社会化价值导向和核心内容;“以德治国”是新时期政治社会化的最佳方式;“以德治国”能更好地促进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发挥。     

简论我国传统"德治"思想与现行的治国方略

本文通过对我国传统“德治”思想 ,特别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考察和与现代德治的对比分析 ,论证了我国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治国方略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鼎文化略论

鼎是华夏先民用于烹饪肉类的炊器 ,成为西周“钟鸣鼎食”食文化鼎盛时期一个重要标志。器以藏礼 ,鼎承载着礼乐文化 ;革故鼎新 ,鼎见证了朝代更替 ,君王易位。鼎蕴涵着中国“和合”哲学 ,成为中国文化一个重要部分。     

改革开放30年来改革思路之争的反思

改革开放进程中,一直存在着以模式为导向还是以问题为导向的两种改革思路之争。围绕这两种改革思路展开的理论之争主要有：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计划与市场问题、宪政问题、民主社会主义问题、普世价值问题等;在理论争论和实践检验的双重考验中,“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论”成为以问题为导向的改革思路的通俗称谓,并战胜以模式为导向的改革思路,成为中国改革的主导思路。     

法德兼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学习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综述

由《光明日报》理论部、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与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学习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于 2 0 0 1年 3月 1 0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有全国邓小平理论研究基地的代表及沪上的一些专家学者共 40余人。《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赵石宝、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郝铁川、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尹继佐出席了会议。为了更好地学习、研究、宣传和贯彻江泽民同志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 ,与会代表围绕着“以德治国”中“德”的内涵是什么 ,“德治”…     

福岛核污染水问题的生成、发展与深层动因分析

福岛核事故是迄今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核事故，由于其特殊复杂性，包括妥善管理超大量核污染水在内的事故善后处理工程是一项史无前例的艰巨挑战。2021年，日本政府决定将处理后的核污染水排海，并计划于2023年春夏之际开始实施。梳理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应对核污染水的历史过程可发现，无论是民主党执政时期任由企业独撑危局的“无政府状态”,还是朝野更替后自民党安倍晋三内阁高调宣布“国家介入”,相关责任方“少快好省”“一排了之”的基本思路始终未变，其核污染水对策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面对仍需继续努力解决的核污染水难题，日本当局不是从改善治理对策、寻求更优方案入手，而是基于混淆是非、本末倒置的政治操弄，做出核污染水排海的决定。此外，核事故处理战略规划与现实的“不适配”、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国家形象建构、日本重返核电的经济产业政策与日美借核事故危机稳固深化西方联盟的“新冷战”战略等因素，也在深层结构上制约了日本处理核污染水对策的路径选择。福岛核事故已经造成难以估量的大规模放射性物质的泄漏，如果日本政府一意孤行强推排海作业，不仅将长期持续污染海洋生态系统和整体自然环境，也必将在人类历史中留下难以抹去的污...     

"三个代表"和"以德治国":从严治党的新理念

"三个代表"与"以德治国"是从严治党的新理念.其出发点和归宿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使中国共产党进入21世纪后能够胜利迎接新挑战、开创新局面.也只有从严治党,才能落实党的"三个代表"的纲领和"以德治国"的方略,使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并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择塘村水务工程中的水权与林权

本文以“事件束”为切入点,遵循“整体生存伦理”的民族志认识论原则,把林权与水权置于当地人的生存智慧与道德表述中,从“他者”的视角全面审视林权与水权的历史实践,揭示林权与水权背后的民间法秩序。     

试论“以德治国”方略的历史沿革

"以德治国"是江泽民提出的一项重要的治国方略。社会主义道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辨、理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评析甄别传统道德与传统美德的功过,科学界定社会主义道德与共产主义道德的异同等,对于我们充分认识"以德治国"的方略,全面理解"先进文化"的蕴含,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的哲思智慧与诗学追求

中国的哲思智慧认为,人对意识到能达到的一切对象,并非都能以思维的方式予以把握,因此也不可能以思维的言说方式完全呈现为意识共享的对象。中国哲思智慧的终极追问最终指向的对象是＂无＂,其形上把握的本体性内涵则被归结为＂意＂,其把握的心智方式则是会悟性的意知思维。而中国传统诗学的关注重心,与中国哲思智慧的这一终极追问意识是相通的、一致的。     

跨学科视角下的“水到渠成”新释

渠作为人工开凿的水道,一直是水利建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然而,近千年来,在＂水到渠成＂的理解与释义上一直存在误读或歧解,相应地也波及了对于＂渠＂义的正确理解。＂水到渠成＂的正确诠释应为＂在人工开凿渠槽的基础上,成功地引入外部水源,形成水流场面。比喻条件具备之后,事情顺利成功。＂＂水到渠成＂所涉各类中外文辞书在释义上亟待明确或纠正。     

中国古代德治传统及其借鉴

中国古代德治传统 ,一是要求统治者集团以身作则 ,注意修身和勤政 ,充分发挥道德感化作用。二是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 ,“为政以德” ,德主刑辅。前者忽视常人本性 ,仅靠道德觉悟解决廉政勤政过于理想化 ,因此德治必须和法制相结合。后者洋溢的“民本”思想和利用家族伦理关系进行道德教育的做法值得借鉴 ,但要区分民本和民主的界限 ,警惕过分推崇道德 ,导致道德化法律的危险。法治包含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两层含义。法治和德治只是在工具性价值层面上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孝”之道的社会学探索

思想转化为行动,有一套复杂的传导机制,也伴随着思想本身在操作上的现实改变。由于孝的观念及其实践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极为重要,故可以作为一个重要范例加以考察。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孝,主要任务是探讨其运行的社会方式,包括它如何从儒家思想转化为中国人的行动并对社会产生真实的影响与建构。孝的本意在于事亲,但儒家将其同仁连接,进而成为仁的实现路径。至此,从仁至孝,可以看作一种从思想到行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孝所承担的社会学意义在于其因“报本返始”的含义而构建起的天人认知框架。这一框架的基本运行方式即是由亲子关系形成的互报模式与情感的角色化。其基本核心依据在于其关系设置上的不对等性所产生的下一代对上一代的歉疚与报恩。孝一旦运行,会导致中国人将整个社会生活集中于家族谱系、社会温情化、伦理导向、关系网络、权威至上等方面,进而可以起到整合社会的作用。可以说,孝所形成的社会特征是中国社会最稳定的传统。虽然说新文化运动以来,其主导性已经式微,但其社会底色依旧。     

中世纪美学中"光"的象征及其宗教意蕴

“光”是理解中世纪美学一个重要节点。在中世纪的象征艺术中,“光”的象征艺术在建筑、绘画及文学等艺术领域获得众多表现,并具有特定的宗教意蕴。“光”在中世纪主要作为外在的源泉、绝对的权威主体——上帝的象征而被表现,由此更好地理解中世纪基督教美学的神学品格。中世纪“光”的宗教形而上学意蕴之形成之逻各斯根源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念论,柏拉图具有先验性的理念论,他关于投向可见世界的眼睛的视觉和指向理念的灵魂的视觉的区分后由奥古斯丁发展为中世纪光照论(illum inatio)。普罗提诺波、埃里根纳、那文土拉等人都参与完善了中世纪“光”的象征理论。此外,中世纪“光”的象征理论同时好受到亚述、埃及等东方文化的影响。     

孔子墨子论难文言范式流变考论(下)——墨子“语经”之源与体系

华夏哲学有否论难能力是一个不曾讨论,但关乎其文化体系价值的问题。考释揭示,孔子、墨子皆重视文言哲学。孔子倡导"法语"以规范论难文言,还概括六典为"经",其文言范式正确性来自演绎性。"经"之质在"事辞称",其哲学基础在于六典文言构造的"系"式连缀。墨子继承发展了孔子"法语"及"经"思想,创造了"语经"体系。它有"定义""说求""渔大"三物。其必然性保障论难文言的正确性。他还从孔子"经"名推演出"辞论"。其三要素"故"、"理"、"类"皆有程式。"故"恃"说","理"有"还原本意之程","类"有"十三格"。全面揭示了墨辞之理的科学性。     

《墨子·经说上》中“湿故”的考释——墨家法律逻辑的重构

在墨家法律逻辑重构中存在一些疑难之处,疑难的核心在于,<墨子>一书中关于墨家法令绎结程序的记载含有背离墨家理论系统之处,此即"湿故"概念.对<国语·周语>等涉及法令运用程序的典籍的考据显示,"湿故"是因"实故"之讹造成的衍乱.此讹误的辨析与清除使<墨子·经说上>包含的法律逻辑的系统性得以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