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视域中汪曾祺小说的三次重要重写

汪曾祺对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文体方面的贡献和剖析传统文化心理的创作追求,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具有重要意义.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对《复仇》《庙与僧》和《异秉》的重写象征着他小说创作的三次转型.这三次转型应和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三次大变化.从“重写”角度进行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纠正了当前研究中对汪曾祺的一些误解,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汪曾祺被遮蔽的意义与价值.     

论汪曾祺小说语言的文化诗性结构

汪曾祺小说语言极富口语色彩,这表明他努力返回民间日常生活的本相,力图恢复个体文化属性的意图。另一方面,汪曾祺小说语言并不等同于粗糙毛茸质感无序的日常生活,而是具有极其浓郁的文化诗性意味。这种意味来源于汪曾祺力图彰显日常生活中的诗意的艺术动机。     

理解性阅读--中国哲学的解释方法

莫卡德的“反方法论的”方法诉诸“人格”。他对不进行解释的阅读方法的强调加强了汉学天生具有的错误倾向。对他来讲,解释的方法并不是用以证明什么是正确的,而是让人向一种典范性的人格转变,这种人格有一种特别的权威,可以宣布什么是正确的。而正确的解释来自不同文化的文本的方法,应该是探寻其特定语境中的语言使用的规范,由于这些规范我们才能在解释中尽量少犯错误。     

五四精神的断裂与中国现代文化的重建

文章认为,五四的精神主旨是彻底地反封建:它坚持文化上的开放精神,使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近现代文化做出了“顺应”的反应;它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体现了人类文化精神的内在本质和永恒的主题,代表了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从整体上彻底完成反对封建旧文化、建构现代新文化的任务,使五四精神出现了断裂。这就造成了建国以后不能全面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对其他一些西方有价值的文化思想和精神更是极力加以排斥;在此同时,各种封建主义文化复活并顽强地发挥作用,终于酿成了生产力落后、科学不发达、人的素质下降的恶果。因此,我们必须回过头来解决文化问题,这就需要全面正确地评价和估量五四,恢复、继承、发扬和发展五四的精神和传统,重新建构我国现代新文化。     

荣格的文化建构思想及其现代性

荣格的文化建构思想是建立在他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基础上的。荣格坚信,因为“地球只有一个”,所以东方精神和西方精神从根本上来说是相通的。“集体无意识”就是他所找到的共通层面。在他看来,要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必须放弃一种外在性的立场,坚持一种内在性的立场:“用心灵去体验”、“在我们的内心寻求”异域文化的内在价值。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在“牺牲”本土精神的同时,“站在自己的土壤上”。只有这样,我们所完成的文化交流才是在“集体无意识”这个根本共通层面上的灵魂的震颤,而不是浅尝辄止的涉猎。这种思想有助于我国学界摆脱文化建构中的民族主义和功利主义。     

语文:生存时空与语言形态的转换

语文的学习其实是依据教材文本在课堂上组织调动学生,进行生存时空与语言形态的转换。这是语文教学有别于语言研究的本质属性。语文教学涉及转换的时空包括外在的文化信息与人的素质发展。产生了内在语言的丰富活动和规范的语言叙述的模式。语文教学凝聚了所有的文化、文明的形态,因此,应当以语言的时空形态来建构教学体系,强化时代背景、作家背景、文化背景的教育,强化对语言叙述模式的教学,强化知识内化的时空联系、强化文化交流,对今天的教师学术和教学能力要有一个开放式的评价。     

保加利亚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纪念保加利亚立国1300年,回顾历史,保加利亚人民虽然遭受过悲惨的命运,但是不仅保卫住自由,而且保持着本民族创造的个性、民族的特点。长达许多世纪的拜占庭帝国文化压迫,并没有使她失去自己的面貌,人民坚持和维护了自己的精神特征。当时有一批杰出的人物,他们既是革命家,又是诗人。他们的充沛的精力和才能贯穿着保加利亚复兴时期。他们的口号是“诗歌和号角”。他们都是革命的宣传家,对祖国同胞具有极大影响力,他们的热情洋溢的语言是“点燃人们心灵之火”。这些人中有拉科夫斯基、卡拉维洛夫等,还有最伟大的巨匠鲍特夫。当西欧的诗歌正处于象征     

从接受视角论余华客观叙述的文体特征

现今学界一般对于余华叙述策略研究的切入,均从原有学科经典角度去努力挖掘其创作的历史价值。这种学科处理立场,对于经典构成一方面可以起到最大限度的现场还原作用,另一方面却也使得学界部分忽略了接受群体本体认知的反应作用。余华在其创作过程中始终坚持为内心写作,内心让他真正地了解自己,一旦了解了自己也就了解了现实世界。这种内心叙述使其叙述成为一种真实的生命体验。这种个性化的反映现实的叙述方式让接受群从他作品文本中深深地感觉到一种极力突显世界本真的强烈愿望,进而对余华小说文本中的死亡情结、苦难情结的冷漠叙述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其文本冷漠叙述的背后是在积极地与接受主体的经验世界相沟通,其冷漠叙述所折射出的是更为客观的朴素、真实的自然性文体特征,这种冷静客观真实的文本叙述给予接收群体极大的震撼力与审美感受。     

小说《娇女》与美国文学、文化史的“对话”──兼论托妮·莫里森对重建美国黑奴文学的贡献

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在，在小说《娇女》中，运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构建了双重“对话”关系。一是与美国文学史“对话”：美国文学在摆脱对欧洲文化的依附中诞生，但旨在表现民族之声的文学中，为黑奴解放疾呼的力作寥寥无几。《娇女》把种族压迫的主题从背景推向了前景，为重建美国黑奴文学作出了贡献。二是与美国文化史“对话”：蓄奴制文化的滞后性和渗透性，使种族歧视和压迫至今仍是困惑着美国政治文化的严重问题。《娇女》以开放性的艺术思维，让小说中的人物用自己的声音来展示“肤色的惩罚”所带来的“黑色的愤怒”，并让众多人物以各各不同的声音相互交锋，在争辩之中共同完成对于“美国人种”的“复杂命运”的理性思索，从而对美国文化提出道义的质问。     

庄子文化社会观论略

庄子的文化社会观,是对未来社会的理想构念,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他深刻批判了阶级社会的罪恶和灾难,在精神境界建构了一个男耕女织,纯朴无私,人人能自由地进行创造活动的理想文化环境,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倾向,成为古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思想渊源和士人精神生活的理想故乡。另一方面,他以“复其初”的循环论历史观为依据,抽象地否定了私有制度及其文明成就。从而,他所寻找回的失落的人,只能是抽离了社会文化内涵的“自然人”,其理想的构念也只能成为理念世界中的“乌托邦”。     

重读“趣味”:从周作人到汪曾祺

从周作人于雅俗之趣中熔铸现实的人性关怀,到汪曾祺于嘲谑之趣中凝聚对俗世人生的悲悯体恤,由他们对于主体精神世界与个体心性的珍视和护佑,可以清晰地串连起一条久被压抑的20世纪趣味文学线索.     

缪荃孙文化播迁中的学术思想研究

缪荃孙是清末民初学术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在诗文著述、教育、藏书等多方面皆有可观成绩,与王壬秋、张季直、赵尔巽被誉称“四大才子”。缪荃孙古籍方面的重要建树反映在他参与了《书目答问》的编撰,入仕后,在目录学上所做的主要工作是《艺风藏书记》三编的编撰。缪荃孙的学术文化,无论是内省式的为己之学,还是外倾形的为人之学,都始终反映出变革时代中的文化特征。探索他在时代变动中的心灵路程,研究其学术思想变化脉络,可以更好地把握一代人的文化思想轨迹。     

论林黛玉“真实”的人性品格

林黛玉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最具魅力的人物形象 ,她与宝玉的爱情并非纯精神的 ,也包含着色欲那一面 ,并且具有较强的世俗性。她对贾府和宝玉未来的关注 ,她的一首恶诗《杏帘在望》是最好的注脚 ,这一切恰恰是林黛玉真实的人性品格的体现     

家园的守望

现代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把人类引向对文明成果的片面依赖,使本该亲密的个体变成为孤独无依的游离个体;另一方面,对科技的高度信任和片面依赖,又使大多数人失去了其应有的创造性,成为机械化的、呆滞的人。对技术理性进行必要的反思与批判,重新审视审美活动的当代意义,正是恢复完美人性、重返人类精神家园的重要途径。     

王宏撰理学思想初探

以王宏撰两次理学答论为主要线索，以理学范畴的逻辑先后为次序，分别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方面加以探讨，可以发现王宏撰理学思想之真趣。王宏撰理学之本体论属理本论。就理气关系而言，他认为“理气本一”，反对“理能生气”说。工夫论方面，着重探讨了王宏撰的“格物”论。其“格物”坚持朱子“即物穷理”说，反对“格去物欲”说。王宏撰是明代关学学人中既坚持朱子而又修正朱子的学者之一。     

吴泰昌散文的价值取向

文章从三部分阐述了吴泰昌散文的价值选择:一是吴泰昌对资料性散文富于历史意义的延续,以资料性与抒情性相结合的手法,为当代文学史留下了可贵的史料;二是吴泰昌对艺术散文的追求,注重散文我的视角,因而很好地寻找到了散文与小说“写人物”的临界角;三是吴泰昌的恋土情结,在大都市唱着村歌,以独特的形式实现“精神返乡”,从而以自己的文化选择,展示着与众不同的价值观。     

家、工厂与中国现代个体的诞生 对《茧》中人物生活世界的分析

《茧》是费孝通在《江村经济》后完成的一部英文小说，具有丰富的纪实与理论意涵。对《茧》的先行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经济与家庭结构的分析，较少探讨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情感与心态变化的意义。本文通过引入“生活世界”的概念与视角，对小说中人物的情感与心态变化过程进行分析，发现费孝通通过塑造宝珠的形象，展现了他理想的中国现代个体的诞生过程，即，现代个体在家（即“茧”）与工厂的意义重叠与张力中得以真正成长，随之确立的是基于现代个体而成立的新的生活世界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家既是个体的养育之所，也是个体的动力之源与安居之所。王婉秋的形象则展示缺少真实的家的个体可能呈现的纠结状态。这两个形象的对照，真正揭示了费孝通所理解的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复杂可能性。     

诗与士人的精神世界:试以王维的生命史和编年诗为例的社会学探索

费孝通先生晚年倡导面向“精神世界”的社会学研究，不仅强调了社会学的人文性格，而且指明了回溯和整理传统思想资源以理解人心的意义。古代士人在仕隐之间的进退趋避是精神世界研究的重要课题，盛唐诗人王维可作为重要个案。本文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以王维的生命史、编年诗及他与其他诗人的交往为线索，考察其如何在仕隐之间调适精神世界的矛盾冲突。王维通过人际和诗文往来形成的社会交游空间、自然山水空间和灵性佛理空间，构成一个融和自然与人文的“人生圜局”，以寻求精神世界在“入世有为”和“消极退避”之间的平衡，而其精神苦痛也可以从这个圜局的层级变动或缺失中探寻根源。本文认为，把握世风民情、生命史的再现以及理解和体会的功夫，是研究士人精神世界的重要门径。     

瞿秋白与"文腔革命"

“文腔革命”的概念来自于瞿秋白。“文腔革命”思想是瞿秋白文学革命和语言改革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瞿秋白提供“文腔革命”的动因是基于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否定性判断、对创建“新中国文”的展望和对底层劳苦大众的深切关注。究其内容 ,既有积极的进步作用 ,也有明显的历史局限。客观分析和评价瞿秋白“文腔革命”思想 ,对于深入了解瞿秋白的文学思想 ,促进今天的语言改革都有一定的认识和借鉴作用。     

山水情怀艺术人生--谈王维后期山水诗艺术风格的形成

在继承陶渊明、谢灵运、谢　等前人田园山水诗创作经验的基础上 ,王维把山水诗的创作推向成熟 ,在诗中创造出了情景交融的意境。仕途的坎坷和佛学道教的影响使王维后期寄情山水 ,甘于寂寞 ,形成空灵静逸的独特诗境。王维集诗人、画家、音乐家于一身 ,精深的艺术修养形成了他历来为人所称道的“诗中有画”、“静中有声”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