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道德建设与反腐败

法律不可能完全防止腐败的产生 ,反腐败应把行政道德建设作为重大的战略决策之一 ,在中国公共行政步入法治轨道的进程中 ,还必须加强行政道德建设 ,才能从根本上制约公共权力的异化 ,维护公共权力的纯洁性和公共性。     

关于廉政建设的几点思考

加强廉政建设 ,防止领导干部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存亡的关键 ,必须抓紧办好。腐败是一个系统 ,由腐败意识、腐败行为和腐败后果三个要件构成。反腐斗争必须针对这三个要件 ,要求领导干部修身养廉 ,即通过道德的自律作用使人不愿腐败 ;国家也要加强法律制度建设 ,构建完善的防腐体系 ,即通过法律制度的他律作用使人不敢腐败     

当前反腐与廉政建设面临的新挑战与对策建议

传统类型的腐败已经得到了有力的遏制,但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进入制度化的阶段、道德的多元化、领域分离后的心理不平衡和更加严格的科层结构,使得腐败呈现出很多新发类型。尽管政府反腐力度空前加大,但由于预期反差从正向到负向的转变、网络信息的横向传播和社会横向制约力的强化,使民众对腐败的容忍程度也正在降低。因此,当前的反腐和廉政建设要注重防止制度本身的缺陷导致的系统性腐败,加强具体道德规范的建设,以多元道德冲突为背景开展有针对性的道德培训,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反腐与廉政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完善干部的产生方式以扩大干部获得的支持性社会基础。     

论权力腐败的防范

纵观古今中外,腐败都是权力运行失控、失衡所致。权力腐败的实质是公有权力被滥用。因此,防范权力腐败除了从道德和经济的角度外,最根本的是通过加强监督,防止公共权力被滥用。     

防止利益冲突与廉政风险防控对接机制研究

反腐败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因为不经常反腐,腐败就会本能地扩大蔓延.因此不能只将腐败看做是普通的犯罪或违法,要看到腐败的危害性,将反腐作为国家的基本职能对待,就像国防职能一样[1].经过多年实践,我国颁布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将反腐败上升为国家战略,同时加大了预防腐败的力度.防止利益冲突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预防腐败的有效措施,自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后,防止利益冲突成为国内廉政学界关注的重点,一些地方政府开始进行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的试点工作.     

官德先行:新时期道德建设的关键

腐败,被各国政治家称为“政治之癌”,如今,在我国官员腐败行为已成了人们有目共睹的事实。江泽民总书记曾郑重指出：“腐败是关系到我党生死存亡的关键”。本文试图从历史层面,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论述官德建设是道德运行的根本,新时期道德建设与其进行大规模的声势浩大的民德建设,不如官德先行是关键。     

腐败的制度性缺陷及其治理对策

当前存在的腐败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体制性腐败的特点,制度上的缺陷为腐败的不断蔓延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探讨目前腐败的制度性缺陷及其防治对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加强制度建设,建立有效制约权力、防止权力被滥用的严密制度之网,是遏制腐败的一道牢固防线.     

党风廉政建设需要构筑哪几道防线——兼论管理制度防线的中坚地位和作用

一、仅有思想教育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肯定不够 目前,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究竟应需要构筑哪几道防线?对此至今没有统一的认识和提法.有的地方讲要筑牢思想和法制(法纪)两道防线,有的地方讲要筑牢思想道德、党纪政纪和法制三道防线.笔者认为,党纪政纪都可归纳到法制的范畴,此三道防线说实际上仍是两道防线说.那么,是不是党风廉政建设只要有思想和法制(法纪)两道防线就够了呢?笔者根据近些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经验,认真思考再三,认为仅有思想和法制(法纪)这两道防线还是不够的.因为:腐败和不正之风等违纪违法问题的治理,根本还在于防止,而思想和法制(法纪)这两道防线的主要功能分别是自律和威慑,两者虽然也有一定的防止功能,但都非常有限.什么具有防止的强效功能呢?管理制度.惟有科学完备的管理制度,才能防止腐败和不正之风等违纪违法问题的发生.所以,笔者提出在筑牢思想教育、党纪国法两道防线的同时,必须建筑牢固的管理制度防线的观点.这是一个新的三道防线说.     

论党员行为规范与党风廉政建设

党员行为规范历来就是我们党的建设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过去人们说到党员行为规范,多只理解为党章和其他的党内法规,其实,这种认识是有失偏颇的。应当将党规党法以外的党内规范性文件以及法律和道德纳入党员行为规范体系。党员行为规范是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反对和防止腐败的重要制度保证。马克思主义政党一贯高度重视对自己党员的行为进行严格规范。进一步强化对党员行为的规范是新形势下反对和防止腐败的迫切需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与时俱进,大力推进新形势下党员行为规范的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党的建设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论道德自律及其现实意义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滑坡、诚信缺失、权力腐败等问题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这提醒我们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也须大力推进社会的道德建设.本文着重关注提升社会和个人道德的内在机制,论述道德原则对社会和公民行为的引导和规范意义,并通过探讨道德自律与当代社会的自由、责任、宽容、诚信的内在关系,强调道德自律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中的重要作用,阐述其作为提升社会和个人道德的实现机制的意义.     

行政道德: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突破口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道德建设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道德建设又需要以行政道德为楔入点。当前,行政道德建设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它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因为行政人员普遍的道德状况是行政体系是否健全的一个标志,同时,行政道德具有巨大的辐射功能,行政官员的腐败会引起社会的不满,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人们以另一种形式效法,而行政体系的道德化则会促进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的迅速提高。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来说,抓住行政道德这个突破口,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理论分析与实践路径

近年来,利益冲突是一些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要根源,许多典型腐败案件的背后都存在各种形式的利益冲突问题.建立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正是从源头上有效遏制领导干部以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杀手铜”.通过分析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理论内涵和功能作用,探索性提出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思路和途径.     

论文化反腐

所谓文化反腐就是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把一定的价值观念和基本原则渗透到法律制度和人们的心灵,从而达到反对和防止腐败之目的.落后文化导致和催生腐败,先进文化则可有效抑制腐败,并为法律制度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制度反腐是治理腐败的根本方法,但制度反腐除了制定法律制度条文外,更重要的是加强法制精神的建设.文化反腐可为制度反腐提供持久的内在动力.     

教育腐败的伦理规治

造成教育腐败严重的因素很多,教育权力者的道德水平与社会道德水平一起下滑以及教育领域某些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的界限不清无疑是其中重要的方面。对教育权力行为进行伦理的规治是防治教育腐败一个不可或缺的途径。要从伦理角度对教育权力腐败进行规治就要建设以个人道德自律为根基并以道德制度化、法律化和政治化等外在强制为保证措施的教育权力伦理规治体系。     

腐败成本及其控制——基于经济学的视角

腐败的成本即为腐败行为所付出的代价。腐败成本主要包括经济成本、政治成本和道德成本。腐败不能消灭,只能降低。宏观上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微观上选择诚信代理人、提高腐败的各项成本、建立合理的利益机制和改变对腐败的认知等有利于降低腐败发生的机率。     

当代腐败治理：认知维度、实践渊源与路径创新

但凡有公权力的地方,就可能发生腐败。腐败诱因包含主客两个方面,主观是人性中的自私贪婪因素对公权力行使者的诱惑与驱动,客观是权力本身的“资源”属性,以及它的可寻租化。审视历史,中国古代的腐败治理着力于治“内”,以道德教化和自律来干预官员的腐败动机,从而进行积极的预防;而西方的腐败治理着力于治“外”,以分权制衡、外部监督来阻却权力寻租和防止权力滥用。在当代,腐败形态变得愈加复杂,应当整合创新腐败治理路径,实现腐败治理的高效能。     

权力、腐败与道德

权力带来了腐败 ,腐败已经成为毒害全人类的“政治瘟疫”。形形色色的腐败问题 ,严重威胁着中国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腐败的道德根源在于官德的失范。本文着重从道德的角度探讨对腐败的治理。     

关于发展党内民主的几点思考

党内民主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是立足于政治的角度分析其功能和价值。发展党内民主可以提高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有效防止和遏制腐败,有助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从而更加有效地实现人民民主。     

完善中国国家审计腐败风险控制机制之构想——基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腐败风险控制机制的思考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着力倡导建设以风险控制为导向的国家审计腐败控制系统,据以强化预防优先理念在腐败治理中的价值引导功能.审计具有天然的腐败发现与控制功能,但是,囿于腐败风险控制观念、制度设计与运行环境等诸多障碍,中国国家审计的腐败预防功能尚未得到有效发挥.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确立以风险控制为导向的腐败预防理念,强化审计评估的预防功能,提高审计公告透明度,完善审计问责的法律约束力,是现代法治背景下构建中国国家审计腐败风险控制机制的基础.     

政府内组织腐败的行为分析

朱际民、陈波认为,道德建设的关键在于实践。运用道德建设对社会各个领域进行渗透,可以有效弥补当前依法治国过程中呈现出的对实践领域一些特定问题解决乏力的不足,对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目标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一)加强道德建设力度,对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注入道德衡量,是强化制度完善,有效遏制腐败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