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近代经济史研究回顾(1980年以后)

1980年以后,云南近代经济史研究很快跟上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趋势,新、旧课题多头并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实证研究不足、一些论题的研究尚处于浅层次的分析等问题的存在,影响了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     

湖湘近代(1840—1949)音乐人物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湖湘音乐人物研究在当代文化艺术思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对湖湘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21世纪以后,地方音乐文化以及音乐人物研究成为最引人注目的领域之一,人们对音乐人物及音乐家的研究方兴未艾。近10年来,湖湘音乐文化研究的观点与方法论更新已经十分明显,不论是音乐人物的个体构思,还是人物与事件的具体描述,都是新颖与鲜活的,音乐人物研究的方法论探讨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趋势。本文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近代湖湘音乐人物研究的方法与路径加以全面、深入的探讨,同时对近代湖湘音乐人物研究的方法论概念进行了评析,对湖湘音乐人物研究的意义与趋向展开了前瞻性讨论。     

中国社会保障发展史的开拓性研究——评《近代中国社会保障立法研究(1912-1949)》

社会保障一词是"舶来品",自20世纪80年代在大陆学术界逐步流行起来.近年来,从事社会保障研究的人员越来越多,社会保障学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但社会保障活动实际上是人类社会一个十分古老的问题,中国在古代漫长的农业时代,救灾济贫、施舍孤苦等传统社会保障实践活动就史不绝书;近代以后,随着工业化的启动和发展,中国社会开始步入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传统的社会保障模式也随之开始向现代转换.当今学术界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史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不多,而对于近代中国的社会保障问题,更是很少有人问津.     

近代中国邮政职工(1896-1949)研究综述

近代中国邮政职工是邮政事业的执行者和运行主体,在邮政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对近代中国邮政职工的研究比较薄弱,其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邮政职工的管理?邮政职工运动?邮政职工团体组织?邮政职工抗日斗争等方面,在研究跨度?研究深度和研究广度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缺憾和不足,尚存较大的发展空间?可通过拓展研究内容,深入挖掘和运用档案?报刊?电子数据库等资料,不断丰富研究方法,将近代中国邮政职工的研究推向更高层次?     

云南《文心雕龙》研究的先驱

本文着重介绍了云南《文心雕龙》研究的先驱杨鸿烈先生的生平及其见解 ,高度评价了杨鸿烈在《文心雕龙》研究上的贡献。     

一部继承与创新的力作--评木基元新著《云南历史文化名城研究》

木基元先生所著《云南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一书 ,深入揭示了云南各历史文化名城的面貌 ,是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中的创新之作 ,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学的形成与发展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论后工业化进程中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回归——读张康之教授新著《论伦理精神》

公共行政的公共性问题关系到对行政活动根本属性的认识与界定,是整个行政体系和行政行为模式建构的出发点。张康之教授的《论伦理精神》一书以伦理关系为基点去重构公共行政,指出了后工业化进程中公共行政公共性回归的必然性。根据张康之教授的观点,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演变经历了以权力关系为基础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和以法律关系为基础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是排斥公共性的,而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仅仅建构起了形式公共性。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人类社会将会建立起基于伦理关系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这种社会治理模式所拥有的是一种实质的公共性。实质公共性具有伦理精神的内涵,迫切需要通过一场建构的启蒙去将其转化为现实。     

中国近代海关行政制度研究(1854-1869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旧的海关体制被以外籍税务司制度为主的新的海关管理体制所替代,海关的行政管理机构和运作呈现出新的特点。本文利用海关总税务司署的有关通令和其他相关文献,对中国近代海关的建立过程、行政结构、人事构成及其权属关系和内部约束机制进行了论述,对这种制度能够在中国存续发展近一个世纪的原因进行了客观评价,指出西方对中国近代海关的改造并不是施惠于中国,而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体系下对其自身利益的关切。     

深度解读安徽工业化进程与新型工业化道路——评《技术创新与工业结构升级-基于安徽的实证研究》

安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推进时期，以技术创新带动工业结构升级成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应有之义，也是当前尽快走出全球经济危机阴影的根本途径。近期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技术创新与工业结构升级——基于安徽的实证研究》一书，着重剖析了近三十年来安徽工业化进程中结构性问题，寻找以技术创新促进安徽工业结构升级的路径和对策。该书主要体现以下四大特点：     

高郎桥:1914-1949年沪东一个棉纺织工人生活区的形成(上)

高郎桥近代民居小区是以沪东棉纺织厂区的北片纱厂区为轴心,以5000余棉纺织女工低收入职业群体为主体,以棚户简屋为主的棉纺织工人聚居区。自20世纪初,纱厂区、棉纺女工群体、棚户简屋区这三者在高郎桥共生并存,延续35年之久,形成紧密结合的综合体。这一近代民居小区的主要特征是以外来人口为居民主体,以纱厂工人、半就业贫民为主体的就业结构致使居民家庭收入相对偏低,构成近代沪东工业区低消费区的一个缩影。     

近代早期中英海外贸易市场体系发育之比较

近代早期中英两国的海外贸易市场体系皆经历了蜕变与重建的过程。中国由朝贡贸易转向民间海外贸易，英国则由商站贸易转向特许贸易。世界商品市场开始孕育成长，世界格局进入转换和重组的关键时期。海外贸易市场体系的发育，对两国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变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早期欧洲妓女问题研究

中世纪的基督教强调禁欲和苦行主义,但却容忍妓女的存在,将卖淫视为必要的罪恶。教会的容忍和现实的需要,使得妓女在欧洲历史上一直存在,但在不同时代欧洲妓女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欧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近代早期,妓女这个群体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中世纪的合法群体到16、17世纪被视为洪水猛兽,受到镇压和驱逐,再到18世纪及其以后社会环境的宽松。妓女的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宽容度的扩大。     

近代早期城市的能源贸易与能源消费问题——以英格兰海煤为中心

中世纪至近代早期,海煤逐渐发展成为英格兰重要的贸易商品。贸易交换的增加,带动了英格兰的海煤消费。因此有学者认为,英格兰近代早期的城市污染与海煤的贸易和使用有密切关系。通过梳理英格兰海煤的贸易轨迹,得知近代早期英格兰海煤的贸易特点:以纽卡斯尔和布里斯托尔为典型的出口港口,以伦敦为典型的进口港口。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城市污染,尽管有消费海煤带来的影响,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直接相关。海煤在英格兰近代化的历程中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建国初期云南的禁毒斗争及其成功经验

由于建国以前云南所在的西南地区是我国烟毒泛滥最为严重的地区,到建国初期云南烟毒泛滥的情况仍然十分严重,种植、制造、贩运、吸食烟毒活动仍有蔓延之势,严重影响着人民的健康、国民经济的恢复、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安定。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云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按照中共中央、政务院和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统一部署,积极投入禁毒斗争,最终从源头上堵住了烟毒的泛滥,基本上解决了建国以前云南历届政府均无法解决的烟毒问题,有力地促进了云南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并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     

工业化进程与制度变迁关系分析

制度变迁和工业化进程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不同的工业化阶段,有主导制度变迁的不同力量。我国制度变迁由四个阶段组成,即政府主导型变迁阶段、效率主导型变迁阶段、技术创新主导型变迁阶段、分配主导型变迁阶段,当前主要采用的是效率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     

关于进一步推进云南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思考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我省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后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也是我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文章对我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本历程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概述和分析 ,提出了进一步推进我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对策措施和政策建议。     

论近代云南景颇族的文化认同

基于明、清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大统一政策的政治文化感召以及南迁德宏后汉文化的辐射和影响,在近代与各民族共同抵御外侵的重大历史契机中,云南景颇族的文化认同由族群认同上升为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向更高层次上的升华,使云南景颇族的政治文化具备了良性发展的基础。     

工业化及其发展阶段研究成果综述

随着世界范围内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工业化发展阶段问题一直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学界主要从不同角度探讨工业化内涵以及工业化发展阶段。国外学者分析了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带有规律性的特征,这些成果为国内学者研究工业化及其发展阶段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评述国内外学者对工业化及其发展的研究成果,对推进工业化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理论上的借鉴意义。     

民国初年“宋汉章案件”评析

1912年3月24日发生的沪军都督陈其美拘捕上海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事件,为民国初年轰动一时的著名案件,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两任大总统孙中山、袁世凯,两任财政总长陈锦涛、熊希龄都对此案件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总长伍廷芳甚至在报刊上公开与陈其美展开数次论辩,在沪外国领事也曾在此事件中发表意见。财政问题似乎是"宋汉章案件"的引爆点,但大清银行与中华银行争夺中央银行地位的斗争却是更为深层的原因,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民初革命派与原大清银行集团之间的较量。     

论近代农业产权制度对工业化的影响

私有产权制度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于工业领域,农业产权制度的变迁对它也会产生影响。在工业技术和组织更新的浪潮驱动下,晚清政府在农业中也开始着手推行技术和组织的改革和改良,这对当时的农业生产环境的改善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农业的产权制度并没有根本的变革,传统的小农产权制度没有实现变迁,农业的生产率仍然得不到历史性的改变。因而,中国的传统农业,无论是在农业产品的供给上,还是劳动力、资金和组织等经济资源的提供上,都不能为晚清的工业化及其产权制度的变迁作出应有的贡献。广大的农村与工业化基本隔绝,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现代差距开始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