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地区的“新三反”运动

1953年初,中共中央发动了一场以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反"运动,中南地区的"新三反"运动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总的来说,中南地区的"新三反"运动基本上是按照中央精神有序开展起来的。本文拟从运动的部署、开展情况及暴露出来的问题等方面,对中南地区"新三反"运动作一简要概述。     

知识分子中的“三反”运动——以江苏为考察中心

1951年秋,正当全国各地按照中共中央要求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际,＂三反＂运动开始了。这样,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又插入了＂三反＂运动,而且一度成为其主要内容。知识分子的＂三反＂运动一般经历了反贪污、思想批判和组织清理三阶段。反贪污阶段较为独立,而思想批判和组织清理这两个阶段又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合二为一。厘清知识分子中的＂三反＂运动,研究其特点,无论是对＂三反＂运动还是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三反”、“五反”决策内幕

新中国刚刚建立，在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为了共和国的长治久安，就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以及为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彻底铲除而发起的“五反”运动。“三反”运动之缘起———毛泽东在高岗的一份报告中批示：“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三反”运动直接发端于当时在全国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１９５１年７月后，抗美援朝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阶段，国家不得不把本来可用于经济、文化建设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继续用于国防。军事行政…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增产节约运动 ——以湖南工矿企业为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在工业领域开展了以提前或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节约生产资源、提高工矿企业生产效率为主要目标,改革与生产紧密结合的群众性增产节约运动。在运动开展过程中,湖南工矿企业积极发动工人群众,通过严格执行作业计划、开展技术革新运动、发动爱国劳动竞赛、改进企业管理制度等方式,节约材料,增加产量,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经济建设。湖南工矿企业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改善了湖南省工业生产状况,推广普及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加强了生产作业的过程管理,同时改进了工作作风、密切了干群关系,取得了显著成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增产节约运动,对于教育党员干部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形成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良好风气亦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建国初期“新三反＂运动论述

1953年1月，针对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行为，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一场“三反’运动。由于在1951年底到1952年上半年，中共中央曾经开展过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故称1953年的“三反”运动为“新三反”运动。这场运动取得了不少成绩，表现在：处理了一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反乱纪者，严明了党纪国法，整顿了党的队伍，获得了群众的信任；上下级领导之间的关系比此前和谐了；人民信访制度相对完善了。     

建国初期“新三反”运动论述

1953年1月，针对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行为，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一场“三反”运动。由于在1951年底到1952年上半年，中共中央曾经开展过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故称1953年的“三反”运动为“新三反”运动。这场运动取得了不少成绩，表现在：处理了一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者，严明了党纪国法，整顿了党的队伍，获得了群众的信任；上下级领导之间的关系比此前和谐了；人民信访制度相对完善了。     

论江苏"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12月～1952年10月,在中央和华东局的领导下,江苏地区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这既是一场经济斗争,也是一场暴风骤雨式的政治斗争.运动一方面对党政机关的贪污腐败现象有所制止,另一方面又严重扩大化,打击了私营工商业者,影响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发展.     

“大跃进”运动中的工业“技术革命”

＂大跃进＂时期,全国范围内在工业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所谓＂技术革命＂运动。但是,这场运动是在政治挂帅的旗帜下进行的,弥漫着＂大跃进＂时期的狂热＂左＂倾气氛,主要依靠发动下层群众的方式,而忽视了技术发展固有的规律。这场运动不仅未促进技术的发展,反而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危害,因此只是一场科技浮夸。而当时错误的知识分子政策,亦是造成＂技术革命＂运动南辕北辙的重要原因。     

回忆田家英谈人生观问题

在我的年轻时代,田家英是我所仰慕的一位青年理论家。我虽未能有缘与他结识,但他所做的一次报告,给我留下长久的难忘的印象。那是1952年的盛夏,中央贸易部的“三反”运动刚刚结束的时候。在运动中,贸易部机关和直属单位不仅揭发出了一个大贪污犯,还发现了少数干部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机关党委认为,一些人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人生观不端正;为了给运动作一个思想小结,决定约请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来给大家讲讲人生观问题。     

试论建国初期的反腐蚀斗争及其主要经验

建国初期(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我们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简称“三反”;下同)。从性质上说,这是一场无产阶级政党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严重斗争,也是改造国家机关作风、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三反”是互相密切联系、互相推动的,但本文侧重论述反贪污,因为反贪污是运动的重点。     

基于“大跃进”运动中从众行为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作为一种群体效应,从众行为对"大跃进"运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大跃进"运动中的从众行为较多于各地刮浮夸风、共产风和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导致人们从众行为的主要因素有,传统的文化心理、群体压力和群体凝聚力以及新闻传播的影响等。"大跃进"运动中的从众行为具有场景性、互动性、无序性和爆发性等特点。它的意义和作用是正反两方面的: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广大干部和民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整合了群体行为,为现代化建设准备了充分的人力资源,弥补了其它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集体的决策,使"大跃进"期间出现的"左"的错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得不到根本纠正。     

从“哀毁”到“匿丧”——论古代官员对丁忧态度的变化

丁忧制度自西汉草创以来,虽历经王朝更迭,但始终绵延不绝,它几乎是一项与整个封建社会相始终的制度。然而,作为这项制度的规范对象,古代官员们对丁忧的态度却以唐末宋初为分界点,发生了了明显的转变。这种变化主要是受到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变的影响所致。     

国民革命时期湖南商民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湖南商民运动在兴起阶段的特点,首先是对待商会的态度与策略方面,与国民党中央商民运动决议案所确定的方略明显不同.其次是在湖南一些地区商民协会建立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发挥了比较突出的作用与影响.湖南各地广大商人以商民协会为依托,踊跃开展了各项活动,以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积极支持国民革命,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许多商民协会也积极承担组织商人支持革命,以及保护中小商人利益和促进工商业发展的任务,从而使湖南商民运动获得了迅速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中的一次曲折——基于社教运动在江苏省的实证分析

上世纪6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教运动,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出现的一次严重曲折．社教运动经历了酝酿试点、面上四清和全面四清三个阶段,又称“四清运动”,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它有助于改善干群关系、端正干部作风和改善各项经营管理等;另一方面,它破坏了民主与法制秩序,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为地扩大阶级矛盾,使阶级斗争日益严重化．     

高校党政干部评价体系研究

科学的干部评价体系是高校对党政干部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和配置的重要依据。当前,高校在对党政干部评价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如评价指标设置不够完善、评价方法和手段过于陈旧、评价主体相对单一、评价时间点比较固定等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干部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建立科学的干部评价体系需要把握好"以人为本、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等几个基本原则,科学设置评价指标体系,创新评价方法,推进评价工作专业化,正确运用评价结果,并建立健全评价工作的相关配套机制。     

信访制度下村干部的多重身份和生成逻辑

村干部因直接接触上访群体和落实信访政策而成为信访研究热点。多数研究文献对村干部的定位是上访事件筛选者,忽视了村干部在信访制度中的多重身份。在转型时期的信访制度下,村干部不仅是沟通“国家—社会”的双向代理人:既协助国家维持基层稳定又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而且可能成为上访制造者:或因侵害村民合法利益使自己成为信访事由,或因治理需求和私利驱动参与村民上访。这些都表现出信访场域中村干部的身份的复杂性,其生成与“国家—社会”的结构夹缝、信访制度的刚性和资源下乡的拐点密不可分,分析这三重逻辑有助于全面理解基层官员与制度运作之间的互动和乡村治理权力再生产的过程。     

村干部调查：透视村委会实施职能的基本情况与存在问题——来自湖北的经验与启示

村干部依法实施各项职能是落实国家方针政策的重要方式。湖北省的调查数据显示,尽管村干部在性别构成上未能实现男女平等,年龄分布上没有达到年轻化的要求,而且学历水平也不算高,但这些都暂时没有对当地村民自治的推进构成实质性障碍,也不影响村干部开展各项工作。然而,村干部对自身职能的认知途径、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对职能内容的理解也各有不同,这必将对法定职能的兑现不利。通过对职能实施过程考察可知,当前村干部任务重、工作时间长、难点多。因此,今后应进一步提高村干部的待遇,《村组法》中关于村干部不能脱产的规定需要修改,同时,还应对涉及村委会职能规定的各类立法进行梳理、完善。     

关于陈伯达与新启蒙运动的历史评价问题

1930年代,中共和左翼文化人士在思想文化领域发起了一场旨在抗日救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启蒙运动。作为北平思想文化界的领军人物和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陈伯达在新启蒙运动的发起、发展、高潮以及最后走向结束的各个环节,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从陈伯达与新启蒙运动的关系入手,系统阐述了其发起新启蒙运动的动机及思路,揭示他在新启蒙运动各个历史阶段的理论贡献,进而并对他在新启蒙运动中的作用给予客观评价。      

如何理解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改革开放以来,围绕五四运动是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问题的讨论成为学术界的-个热点.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看待五四运动的性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上存在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狭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广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指发生在十月革命后的中国民主革命.五四运动产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因素,五四运动是广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也是狭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后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运动,其本身虽仍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运动,但因为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联合,所以具有明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属性.     

白话道人:白话报·白话文·白话小说

白话道人主持的《中国白话报》不仅在清末白话文运动和白话报刊发展历史上占据重要位置,而且在20世纪初的白话文写作、小说与戏曲革新乃至诗歌发展史上,均有不可轻视的历史意义。白话道人的白话报活动、白话文写作及白话小说创作既印证了清末白话文运动与小说界革命、戏曲改良运动之间的密切关系,又显示了清末革命派作家的白话文学创作实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