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废除银本位货币改革的原因分析

1935年中国经济由于国内白银大量外流遭受沉重打击,并导致国内货币信用发生严重危机。国民政府之所以发生如此严重的货币危机,不仅是受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国际银价骤升影响,更是中国银本位货币机制存在弊端,以及国民政府实施巨额的财政赤字政策所致。为拯救困境中的货币金融体系,国民政府于1935年实施废除银本位的货币改革。此次改革使中国货币摆脱了国际银价的影响,并结束了当时中国货币流通的混乱局面,在中国货币金融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但此次货币改革对硬通货白银的彻底放弃,又为中国经济后来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埋下了严重隐患。     

通货膨胀激励的福利效应分析

一般来说 ,有 3种情况激励政策制定者实施意外的通货膨胀政策 ;供给冲击、谋取政治选票和为财政赤字融资。当出现的供给冲击时 ,采取通货膨胀会使福利损失较小 ;为了获得政策选票而以通货膨胀换取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 ,会使社会福利损失增大 ;当为弥补财政赤字而以铸币税融资时 ,社会福利损失增大 ,同时其再分配效应使得公众对通货膨胀极其反感     

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与长期反通货膨胀政策

反通货膨胀短期政策的重点是总需求管理,长期政策的重点则是增加有效总供给.由于作为长期反通货膨胀政策的总供给政策具有增加有效总供给和刺激总需求扩张的双重效应,为此,必须通过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来强化政策的有效总供给效应,弱化政策的总需求扩张效应.本文即从投资政策与技术进步、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优化及产业组织合理化的角度讨论了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与长期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关系.反通货膨胀短期政策的重点是总需求管理,长期政策的重点则是增加有效总供给.由于作为长期反通货膨胀政策的总供给政策具有增加有效总供给和刺激总需求扩张的双重效应,为此,必须通过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来强化政策的有效总供给效应,弱化政策的总需求扩张效应.本文即从投资政策与技术进步、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优化及产业组织合理化的角度讨论了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与长期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关系.     

东北抗日义勇军失败之原因分析

东北抗日义勇军失败原因如其成分一样颇为复杂，既有自身原因，亦是国民政府政策主导的错误，也有中共政策的失误，其中自身的诸多缺陷是其失败的主因，而作为当政的国民政府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中国的另一大党中共亦应负一定的责任。     

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盐专卖制度

盐专卖制度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统治政策的组成部分.藉此,国民政府获得了可观的财政收入,维持了战时盐业生产,从而实现了兼顾国课民食的目标.同时,通过对食盐价格的控制,也有利于国统区物价的稳定及社会经济秩序的安宁.当然,在战争环境中实施盐专卖制度本身已有很多困难,难免产生许多弊端,而国民政府的吏治腐败更使之雪上加霜.     

论抗日战争前期国民政府食盐官运政策

战争改变了国统区的食盐运输的现状,国民政府不得不因时变革,举办官运。国民政府的官运开始于沿海存盐的抢运。随着商运的日趋衰微,官运规模日益扩大。国民政府食盐官运政策对于调剂军民食需、增加财政收入、维持战时社会秩序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是实行盐专卖制度的基础。但国民政府明显地缺乏足够的准备。     

法币发行制度与通货膨胀

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是沉重的。究其原因 ,这与法币发行制度是密不可分的 :1935～ 1937年 ,国民政府建立了相对合理的法币发行制度 ,法币的发行量也基本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但在 1937年后 ,国民政府修改了法币发行制度 ,并实行通货膨胀政策 ,于是通货膨胀逐步发展 ,以至滑入恶性的深渊     

台湾三次反通胀政策评析

二战以后，台湾发生过３次严重通货膨胀，为了治理，台湾当局采用了一系列反通胀政策手段。本文通过对台湾三次通胀的成因与政策得失分析后认为，台湾战后的反通胀政策实践中，既有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其中，一、根据不同的通胀成因、经济实力和市场成熟程度，选择不同的政策手段；二、把紧缩货币、高利吸收存款作为一项重要的反通胀手段，并随时调节存贷利息率；三、控制物价时，既考虑到消费者利益，也考虑到生产者利益，较好地处理稳定物价与发展生产的关系。这三条原则，对中国大陆的反通货膨胀或有参考价值。     

控制总需求膨胀是制止通货膨胀的首要任务

随着我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和恶性化,治理通货膨胀的呼声与日高涨,执行反通货膨胀的政策更是举国上下共同关注的政策期望。本文认为反通货膨胀的政策着眼点必须着力在引发我国通货膨胀的产生机制之上。只有将导火索熄灭,才能免受爆炸的破坏。引发我国通货膨胀蔓延的是持续多年的总需求膨胀,同时总需求膨胀也是我国通货膨胀的主要症状。抑制总需求膨胀是治理通货膨胀的关键。     

财政赤字货币化过程中铸币税收益问题分析

铸币税即政府发行货币所取得的收入 ,一般可理解为货币发行成本和货币面值间的差额。在通货膨胀情况下 ,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下降 ,政府的实际铸币税收入小于其名义铸币税收入。铸币税问题的讨论一般是同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相联系的。我国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以增发国债为核心 ,财政赤字经常化。政府可以从财政赤字货币化中得到多少铸币税收入受制于三个因素 :经济增长对基础货币的需求 ,经济的实际增长率 ,以及货币需求对通货膨胀和收入的弹性     

周恩来与国统区党的建设

周恩来与国统区党的建设樊伟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移驻重庆以后,为了便于领导南方国统区人民的抗日斗争,共产党在重庆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由于国民党不允许共产党组织在国统区公开活动,所以南方局是秘密的,南方局领导人是以中共代表、八路军驻国统区代表...     

论1918—1923年德国的通货彭胀

１９１８—１９２３年德国发生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其原因一是国家巨额的财政赤字，二是国际收支逆差大，三是法比占领鲁尔区。通货膨胀给德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后果，同时亦产生了某些积极作用，自动消除了国内债务，刺激了投资，增加了就业，恢复了工业生产，减轻了德国的战争赔款负担。     

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及治理对策

本文指出了通货膨胀的内涵及外延,重点从财政赤字、信货膨、构失结胀衡、发展过热、外贸刺激等方面分析了目前我国产生通货膨胀的原因,并从六个方面提出了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     

近二十年来四联总处研究综述

成立于抗战初期的四联总处是战时国民政府的一个重要经济金融机构,它对战时国统区的经济、金融建设产生过重大影响。目前该研究已取得一些初步成果,但尚存诸多缺憾与不足,需进一步深化研究。     

论撒切尔政府的反通货膨胀政策

撒切尔政府彻底改变了过去历届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摒除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的需求管理政策，推行货币主义经济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取代充分就业作为首要目标，试图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改进经济运行的环境。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实施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货币主义的试验阶段，以汇率为目标的阶段以及加入欧美货币体系的阶段。反通货膨胀的斗争所带来的经济后果，虽然不足以称作“奇迹”，但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基本上实现了低通货膨胀下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治理了“英国病”。但是，阻碍英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撒切尔主义的贯彻而得到解决。     

孔祥熙和抗战时期的通货膨胀

抗日战争时期,孔祥熙处理通货膨胀的立场、观点和方式充满了矛盾性:一方面,他迫于某些客观原因不得不采用通货膨胀政策来支持国民政府的抗战需要,但又出于某种考虑竭力否认通货膨胀的存在;另一方面,他有时又承认通货膨胀的存在,并尽力抑制其发展.这种矛盾性归根结底是由通货膨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决定的,所以,它不仅不会成为我们简单批评和否定孔祥熙的理由,相反,它倒提醒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分析、评价孔祥熙其人以及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财政政策.只有这样,才能纠正某些传统学术观点和舆论认识的误区.     

论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与选择

通货膨胀作为世界性问题引起举世的注目。随着我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和恶性化,治理通货膨胀的呼声与日高涨,执行反通货膨胀政策更是举国上下共同关心的政策期望。在当前,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政治稳定之本在于稳定经济,经济稳定之本在于稳定货币。通货贬值所引起的经济紊乱已经严重威胁着改革的持续和稳定。因此,治理整顿中注意克服通货膨胀问题,就不能不是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面对严峻的经济金融形势,作为国家宏观经济控制最重要手段之一的货币政策,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目标来稳定经济、稳定货币,走出紊乱的经济运行环境,是当前金融工作的核心,也是货币政策目标抉择的关键。同时,从反面也说明我国传统的货币政策目标正面临新的挑战。     

抗战时期国统区解决"师荒"问题的政策与措施

教育关系到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提高,师资力量又是影响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师荒"是抗战时期国统区教育界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对抗战时期国统区初等教育界"师荒"问题的表现与危害以及国民政府为解决"师荒"问题采取的措施作初步探析,以求有助于抗战时期教育问题的深入研究,并为当今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某些启示。     

论建立我国反通货膨胀系统

通货膨胀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困扰着整个世界，中国也不例外。从国内外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看，只有建立完善的反通货膨胀系统，才能有效防止通货膨胀的产生。这个系统由监测系统、组织系统、政策系统和社会保障系统等组成。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移对抗战局势的影响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各部门陆续西迁,重庆成为中华民国的战时首都。国民政府迁移作为救亡图存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的抗战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带动了大批人口的西迁,为后方国统区积聚起必要的人力资源,形成了新的抗战中心;有力地推动了后方国统区经济的开发,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支持;同时还极大地促进了民众民族和国家意识的觉醒,增强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挽救祖国、民族命运的历史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