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经学浅析

经学历史悠久,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到清末废科举为止历经两千多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汉代又是经学最昌盛的时代,今文经古文经交相辉映,朝野内外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书》曰:"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在随后的历朝历代,经学始终是封建社会的思想支柱,不论其如何被表述,理论基础始终是汉代经学。     

两汉经学与山东儒生

两汉经学与山东儒生张涛两汉时期，儒家经学大盛，山东地区也步入了一个文化上的黄金时代，一时儒生云集，经师众多，活跃于广阔的学术领域中和政治舞台上。本文拟对这种现象作一初步探究。不妥之处，尚析方家教正。一山东为齐鲁故地，是儒学的发祥地，素以礼仪之邦著称。...     

两汉今古文经学之争及其影响

今古文经学之争,始于西汉后期,经学家们舌辩笔战直至东汉灭亡。这一斗争,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今天回顾这一争辩也是大有裨益的。     

钱穆两汉经学研究之方法论

国学大师钱穆的两汉经学研究方法论是值得悉心体味与总结的。本文主要论其四个方面:破门户之见,自由研究经学;辨析时代潮流,深知经学精神;就史以论经,史学与经学互动;广心沉智,持平而论。循此不仅可以有效地研究经学,而且还可以卓有成效地推演到整个学术研究中。     

经学视野中的两汉赋论

两汉是赋论的发轫期。由于受经学这个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两汉赋论必然会打上经学的烙印。其特点是:一、赋、《诗》结缘,为赋体注入"经学"血统。二、从功利主义出发,强调赋的"讽谏"功能。三、站在经学立场上,评价赋家和赋体。四、受墨守成规的经学思想左右,扬雄提出摹拟赋论。     

论两汉经学发展的五个阶段

本文基于对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以及谶纬的发展、演变和相互关系的考察，根据经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将汉代经学划分为初起、今文经学极盛、今古文对立表面化、今古文于对立中开始走向融通、集大成局面出现等五个阶段，并对各个阶段的经学问题略作评析。     

两汉经学与古代学术体系的转型

本文阐述了汉代古文经学重古文献考据的时代特征，分析其击败和取代以师说口传为据的今文经学的原因，认为由此引起了古今学术风气的一大转变。这种学术体系的变型大体发生在汉末三国之际，并对中国古代的经学和学术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古籍目录经部学术源流及其经学影响

古籍目录经部发展变化与历代学术发展关系密切,经部目录在从图书六分法向四分法的历史流变中逐步发展成熟,确定了经学类目基本类型,反映了经学发展状况,凸显出其发展轨迹。但不管其类目如何增减聚散,其处于古籍目录首位的独尊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反映出经学在古代学术中统治地位的稳定性。同时经部目录的大、小序以及提要也反映了古代经学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趋势,其功能和价值在研究古代经学中是不容忽视的。     

两汉“通人”观源流考辨

“通人”一词最早见于先秦时期,降及秦汉,尤其是两汉时期,“通人”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人”群体崛起并成为这一时期士阶层的重要代表,对士风、文风的转变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考察两汉“通人”内涵的流变,可以发现西汉时期“通人”的内涵比较驳杂,其思想渊源来自于儒家、道家、杂家,还未进入一个系统整合的状态.两汉之际,博通古今,打破流俗,挣脱神学羁绊的新的“通人”观已呼之欲出,延至东汉,这一新的“通人”意识得到加强并进一步深化,“通人”已成为士林中品评人物高下的一个重要语汇,愈来愈走向和儒生的对立,进而演绎为汉季的“清通”之风,直接导引了魏晋之风的来临.     

两汉经学思潮与赋家创作意识的变化

汉武帝时期赋家为重新确立赋的地位而趋附经学思潮,西汉中后期赋家讽谏意识日益强化,但经学对汉赋的影响仅仅停留在创作意识的层面,二者的精神实质相去甚远;直至东汉前期,赋家的创作意图由讽谏转向宣扬文治教化,赋的文化定位终于与经学思潮相吻合。     

郑玄对郑学的发展与两汉经学的贡献

两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大师郑玄,从小专注学术,遍注群经,注书时古今经文并用,以古文经為主,兼取今文经精华,对古今经文合流做出了巨大贡献,被当时人称為“经神”。后来在他的开创下形成了郑学学派,破除了以往古文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统一了古今文经学,对经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论两汉易学的形成、源流及其特征

本文详细地阐明了两汉易学形成的原因、学派及其特征。指出政治上的需要、统治者的扶植和功利所使是两汉象数易学产生的外因,易学发展的需求是其内因。从其渊源言之,两汉易学传自田何,田何传自孔子。经田何几传,汉初形成了施、孟、梁丘、京氏四家,加上民间费、高两家,共六家,其中孟、京两家易学是其主流。东汉易学师承西汉,以费氏易为主。两汉易学有四大特点,即笃守师说;崇尚象数,资取科学,杂糅神学,这四点与其它时期的易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学术上利弊也极为明显。     

学与术：两汉经学演进历程的一个视角

两汉经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有齐学、鲁学之争 ,今古文之争 ,还有谶纬之学与经学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文章从政治与学术的关系视角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认为学术虽有自己的内在理路 ,但总的来说 ,是学随术转。     

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的过渡:汉末社会批判思潮

两汉经学思潮的兴盛引发了汉末一系列流弊,在汉末社会批判思想家们探讨本末颠倒和名实相乖等流弊的过程中,本末观的思想方法凸显并逐渐清晰,最终成为魏晋玄学本体论建立的基石.老子思想在汉末的被激活和被吸收,是联接两汉经学转为魏晋玄学的又一关键环节,而这一环节,我们亦可从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中找到清晰的痕迹.     

从经学诠释学看今古文经学之争

以“依经立义”、“倚传现义”这两种经学诠释学思路来重新观照刘歆立古文经学与经今古文学之争,可以发现：所谓“争”以及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的分歧,其实是两种诠释学思想之间的互补。不论是今文经学的此消还是古文经学的彼长。都是中国经学诠释学思想的内在调整与完善。     

经学辨析

经学作为儒家经典的官方阐释学,通过十三经经学文本体系的建构,且随着阐释重心从"五经"到"四书"的转移,在进行皇权大一统意识形态重建的同时,也为儒学的形态演变及其社会传播提供了中介手段,由此显现出正统之学的经学与传统之学的儒学,从纲纪教化到思想发展的文化分野与中国命运.     

两汉时期《诗经》研究的奇葩--非经学思想在诗经研究中的萌芽

两汉时期,经学鼎盛,<诗>三百篇同样也被纳入经学的范畴,成为"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道德教化的载体和统治阶级"敷皇极以创业"的政治工具.但是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诗>三百篇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态势.随着时代的前进,文学主体意识的加强,在仍以"诗言志"为主旨的前提下,一部分学者文人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重新的诠释.尽管这些言论并不如经学影响之广泛,同时也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但却是后世<诗经>非经学研究的先声,为<诗经>学研究最终摆脱经学的束缚奠定了基础.     

两汉文论与两汉文学的关系

两汉文论与两汉文学处于同一时空,故不得不发生种种关系,但二者在整体文化属性上却又分途异趋,故又不得不发生种种特殊之关系。那么,这些特殊关系呈现为哪些具体形式呢？综而观之,本文以为主要表现为两种基本的形式：冲突关系与整合关系。一、冲突关系由于两汉文论总体上属于北方文化而两汉文学总体上却属于南方文化,加之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在先秦有“相黜”的传统,所以,二者的冲突是必然的,主要表现为两汉文论对两汉文学的贬抑与批评。这批评又可分为对汉赋的批评、对汉赋的鼻祖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世人多言对汉赋的批评自扬雄始…     

朱熹经学对中国经学发展的影响

朱熹兼采汉宋 ,促进了中国经学的发展 ;朱熹以“四书”义理之学取代传统的“六经”训诂之学而成为经学的主体和基础 ,是朱熹对中国经学发展最重要的贡献 ;朱熹重训诂辨伪启发了后世汉学。由此 ,朱熹经学对中国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论《诗》学与两汉辞赋观的发展－经学与文学关系之考察

两汉辞赋的创作与批评是一种文学性的活动 ,但在两汉经学极盛的大背景下 ,辞赋的创作与批评没有超然于经学这种时代发展的主流思潮之外。两汉辞赋的创作及批评与经学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以《诗》评《骚》、据《诗》论赋以及辞赋作品的采《诗》用《诗》中。这充分体现了两汉时期经学文学化与文学经学化的互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