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中的非政府组织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调整,全球治理便成了国际公共管理的新趋势。近年来非政府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全球治理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在对全球治理和非政府组织进行介绍后,着重分析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原因、模式以及前者对后者作用和局限。     

全球治理赤字的当代分析和中国路径

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不断涌现新情况、新形势和新问题,解决全球性问题有赖于全球治理体系。但是随着逆全球化的抬头,非正式造法、非正式机制、非国际组织等的国际治理新范式逐渐抬头,以国际法治为核心的传统国际治理机制也随之弱化,全球治理赤字加重。理解全球治理赤字,分析其中的原因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有助于把握当今国际治理的发展动向,探究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不同身份和进路。     

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法主体资格问题研究

全球治理倡导国际社会诸多行为体通过平等、对话、协商的方式来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一种理想进路.在众多的治理主体中,除传统主权国家及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外,对国际法发展和影响最大的当属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们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活动,为国际法的发展创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但主体资格问题却日益成为影响其有效参与国际法发展的主要障碍,如何理性面对并合理解决此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     

论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以国际合作社联盟为例

全球化在给全球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全球性的问题,全球治理成为当前解决全球问题的新模式.在全球治理的舞台上,非政府组织与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等都成为治理的主体.非政府组织通过跨国立法的形式参与了全球治理,不仅对国际法的形成,而且对国际秩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非政府组织自身地位的局限性,决定了其在治理中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全球治理民主化的动力、基础与实现模式

全球治理民主化的动力来源于实践需要,包括增进全球治理的民主合法性,应对国际机制的民主赤字痼疾,弥补专家政治的固有局限,缓解传统国内民主受到的冲击,使深受全球化影响的民众能够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全球化引发国际体系权力的横向转移和纵向扩散,国际体系结构逐渐呈现多极多层网络状特征,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兴起和非政府组织日趋活跃,为全球治理民主化的初步实现奠定了权力基础。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应以民主的本质内涵和当代国际体系的特征为出发点,推动全球治理体制的渐进式改革,逐步形成并完善以国家间民主为核心、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为重要补充的多层网络民主模式。     

当代跨国社会运动与政府间国际组织关系研究

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当代跨国社会运动与政府间国际组织之间的互动密切且频繁。二者之间关系可以大致区分出抗争型互动和协作型互动两种不同模式。不过,二者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将是二者关系未来发展的基本面。总体而言,一方面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平台,另一方面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又拓展了政府问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范围,并增强了政府间国际组织全球治理实践的有效性。更为重的是,在二者的互动过程中,当代跨国社会运动通过政府间国际组织或以之为杠杆,进而影响主权国家和跨国公司,并推动国家和跨国公司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应对全球性问题。     

全球气候治理变局分析及中国气候传播应对策略

当前的全球气候治理变局呈现出领导力过渡和模式转型的"双过渡"特点。在这个特殊阶段,加强气候传播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性:短期来看,可以给中国保持战略定力留出空间,坚定国际社会和国内各界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保证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的过渡交接;中期来看,有助于完成全球治理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模式转型的平稳过渡;长期来看,可以帮助中国将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经验应用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中。与三个层面的重要性相对应,中国气候传播可以设计应对策略,为稳定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履行《巴黎协定》、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     

“伞形国家”:全球气候治理的“麻烦制造者”

“伞形国家”群体是全球工业化进程的既得利益者,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方面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由于国家利益导向和国际战略偏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伞形国家”在全球气候政治中长期扮演“麻烦制造者”角色。对“伞形国家”的气候政治生态进行历史回溯和比较分析,有助于从根源上深度思考全球气候治理何以失灵。全球气候政治的矛盾焦点,很大程度上亦外化为“‘伞形国家’与新兴大国”之气候政治权力之争。     

全球治理中国际公民社会运动与民主赤字

国际公民社会运动是伴随全球化、全球治理而产生和发展的.全球治理离不开国际公民社会的参与,国际公民社会在全球治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国际公民社会运动有着两个重要的缺陷:国际公民社会运动的合法性以及民主赤字问题.随着国际公民社会运动的发展,中国如何应对是人们关注的重点.     

政府间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有效性评估

全球环境治理是当今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其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治理模式也由原有的国家中心治理模式向有限治理模式、网络治理模式发展,呈现多方向的新变化。除国家政府之外,就国际组织而言可分成政府间国际组织(IGO)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INGO)两种。文章将探究在全球环境治理问题上是否政府间国际组织可以替代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并以绿色和平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两大组织为例,从国际社会对全球环境治理体制的功能需求方面进行案例对比分析与治理有效性的评估。     

“后巴黎”时代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理念、挑战及进路

气候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被誉为全球治理的“一面镜子”。《巴黎协定》的达成开启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后巴黎”时代,这使全球气候治理呈现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态势。新时代中国已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引领者和建设者,充分展现了大国担当。“后巴黎”时代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理念体现为：三大全球倡议提供了包容的和平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了正确的价值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供鲜明的主体理念;主要挑战表现为：面临国内低碳经济转型、严格履约、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存在缺陷及气候外交博弈加剧等方面;现实进路可归纳为：提升国内气候治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持续推动我国实现绿色低碳发展、重视和积极开展领导人气候外交、加强气候治理的国际对话与合作等。     

G20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新框架：演进、机制与挑战

G20是一个全球经济治理的国际组织,在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疫情的新时代,增长与发展主题让G20全球治理扩展到教育领域,教育成为诸多专业部长会议重要内容,成立G20教育工作组处理重要教育事务,它凭借独特的外围会—教育部长会议—领导人峰会的机制在大国间建立对重大教育问题的广泛共识,在全球教育治理中扮演越来越具有话语权的角色,深刻影响世界各国教育政策的选择及走向。但是同样也导致了代表性不够广泛、治理效果不够好等一系列问题。加强与非成员的广泛交流是未来G20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不可或缺的内容。     

当代华侨华人自组织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研究

与传统的国际卫生合作相比,全球卫生治理倡导多元主体通过集体行动来制定正式、非正式的制度、规则、程序,更好地有效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全球卫生治理强调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卫生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海外华侨华人自组织作为新兴的治理主体,参与到新一轮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通过对华侨华人自组织的跨国治理行为特征、治理机制、动力因素与挑战等问题的探讨,诠释了华侨华人自组织参与全球卫生治理过程中呈现出的新特征,以及“自治—协同”的多边合作治理机制。研究基于微观主体的现实考察,丰富了全球卫生治理研究的内涵,对有效理解与推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提供了理论支撑,对世界人民追求包容互鉴的稳定和谐社会具有启示意义。     

全球治理视野下国际金融立法的公众参与及中国选择

随着全球治理的纵深发展,国际金融与劳工、环境、健康、教育等问题表现出更加紧密的联系,这意味着公众应该与传统的治理主体一起参与国际金融立法。然而,实践中公众参与路径不能满足公众的利益诉求和基本的权利维护。因此,必须顺应全球金融治理的发展趋势,全方位、多角度地为公众参与立法提供制度保障:实现公众参与立法的稳定性;确保公众参与立法的有序性;提高公众问责的可行性。我国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一方面"培育"高素质的公众团体,提高它们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降低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公众团体准入门槛,构建完备的准入后管理体系,从而提升国际金融立法话语权。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研究

近年来,一些欧美国家调整政策,企图实现“去中国化”,导致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发生深刻变革,严重威胁我国产业安全。针对当前复杂环境,有必要对全球供应链治理进行重新认识,厘清全球供应链治理的动因和现存问题,以便进一步构建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与治理新格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伟大实践,从政治、安全、经济、文明交流和生态维度为全球供应链治理开辟了新的思路和路径。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的构建应秉承“共商”“共建”和“共享”的价值基础,以凝聚合作共识、深化战略合作、完善体制机制和共享治理成果为行动导向,以承认多元参与主体的差异性、寻求多元参与主体的一致性、拓宽“一带一路”合作领域、创新多边双边合作模式、建立国际治理组织、建立双边和小多边治理组织、打造国际公共产品、建立共享机制为关键抓手,以实现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共同期望。     

沙特的全球治理观：以沙特参与G20机制为例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问题和地区冲突逐渐凸显出来,全球治理理论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迅速在国际关系学界和各种国际组织中流传开来并被广泛运用。沙特作为中东最具有影响力的地区大国之一,参与二十国集团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对于全球治理观的形成和实践。     

论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工具

在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中,国际非政府组织虽然缺乏政治力、军事力、经济力,但是在全球治理的各个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来解读这个“谜”?文章以国际非政府组织为研究单元,以全球治理理论和信息理论为分析框架,尝试从信息的视角阐释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全新性、可信性和可用性信息为工具,以政策解决方案和专家建议为内容,将技术信息转化为政治话语来影响政治进程和政治结果,并以此参与国际制度安排,致力于缓解现实世界在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和生态上的整体性之间的矛盾,从而在国际政治实践中有效推动全球治理的进展.     

NGO、反全球化运动与全球治理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非政府组织日渐崛起,"以民为本"的全球公民治理日益替代"以国为本"的国际关系体系成为国际政治的新范式.反全球化运动是以NGO为主体的国际性公民运动,它针对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进行游行示威抗议,强烈要求扭转和纠正全球的负面效应,客观上推动了全球治理.NGO/反全球化运动参与全球治理的途径多种多样:有抗议示威、论坛会议、监督制约及倡导建议等方式,由此达成国际社会民主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协调形式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变革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化进程遭遇重大挫折,全球治理体系弊端凸显,主要表现为全球治理价值亟须优化、治理机制绩效有待提高、主权国家之间缺乏共识、美国霸权主义治理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全球治理变革势在必行。"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践行区域合作共赢、推进全球协商共治的创新性设计,它不仅倡导全球治理新价值,致力于构建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国际合作、逐步拓展全球治理领域,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而且有助于中国积极参与治理机制建设、进一步增强国际话语权,进而不断提高中国引领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与中国实践:困境、机遇与实现路径

现行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正面临着霸权主义、利益失衡、人权危机等治理困境。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积淀和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格局的演变使中国以更积极姿态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已具备现实可能。这种现实可能性部分源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所面临的"单边化"和"碎片化"趋势,而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治理实践则为中国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提供了经验支持。推动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变革,中国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通过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协调互动推动知识产权国际制度的发展和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进而实现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的包容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