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佛教“神”范畴对六朝诗学的影响

"神"虽在佛教传入前即活跃于华土,为中国本土所固有,但佛教典籍中"神"范畴的内涵极为丰富而独特。佛教认为"神"是可以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的法身或佛性,这是唯心的、荒谬的;但佛教对精神现象的高度重视和深刻阐析,不仅丰富了中国"神"范畴的内涵,而且催生了六朝美学"神"范畴,强化了六朝诗学重视"神"的特征,改变了中国本土"神"范畴的发展路途。     

禅宗悟论“自得”观与宋代诗学“自得”范畴的建构

“自得”本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范畴,北宋时才开始被引入诗学领域。这时文论家们主要是以“自得”在传统哲学中的含义为基础,来建构其在诗学中的内涵。但自北宋末年起,这种建构方式发生了转向,文论家们转而从禅宗的悟论“自得”观,汲取营养来阐述“自得”在诗学中的含义,并分别赋予了“自得”三个新的诗学内涵,从而稳步确立了“自得”在诗学中的范畴地位,使“自得”平稳地实现了向诗学范畴的转化。     

古代诗学视阈内的“野”范畴

"野"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先秦时期,儒家之"野"与"文"、"礼"相对,侧重人性伦理;庄子之"野"与自由、自然相通,强调质朴的自然形态。在魏晋玄学思潮的影响下,庄子之"野"开始运用于文学批评,成为诗学审美范畴。司空图《诗品》中提出的"疏野"是唐代诗学重要的审美标准,宋人对"野"字及相关意象的广泛运用既是其学陶的重要表现,也是宋诗平淡风格形成的重要原因。元明清时期,"野趣"成为文人的重要心理归属和审美情调的惯用提法。     

论宋代诗学的"嫌贫爱富"倾向

“嫌贫爱富”是宋代诗学中一种普遍而又较为独特的倾向，它反映了宋人对历代诗学中不太受人欣赏的“富贵气”的重视。这种倾向的产生既与宋代的人的地位有关，也与宋代人的审美趣味有密切的关系。它与“嫌富爱贫”的倾向共存于宋代诗学中，一方面反映了宋人内心的矛盾，另一方面也表现了部分上层人物的趣味。由于“嫌贫爱富”是宋代较为独特的倾向，因而具有独特的诗学价值。     

“以文为诗”与诗界革命的诗学追求

晚清诗界革命采取"以文为诗"的诗学策略,解构传统格律诗体,重建自由的新诗体。通过口语、新名词介入诗歌,消解格律诗的节律及文体形式,实现诗歌结构的嬗变与功能的转换。这一诗学策略启发了胡适等白话新诗人对现代诗歌自由体式的建设与发扬,进而形成了20世纪以降占据诗坛主流地位的"现代自由体"诗。     

朝鲜古代诗学范畴的体系化特征

朝鲜古代诗学范畴是朝鲜古代汉文学批评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域外汉文学的主要表征之一.与中国传统诗学批评相类,朝鲜古代诗学的批评范畴也没有体现出明显的体系化样态,但不明显并非就不存在.通过深入考察,我们发现,朝鲜古代诗学的同一范畴序列中的各范畴之间、不同范畴类型的各范畴之间,甚或同一范畴在不同批评视域中都存在着不可割裂的逻辑关联,这充分彰显出朝鲜古代诗学范畴的隐体系化或潜体系化特征.     

宋代道德伦理观的诗学阐释

儒学在宋代撤起复兴浪潮.宋代诗学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儒家道德伦理的探讨,提出了道德判断第一、审美第二的诗论标准,强调民胞物与的忧患意识,倡导诗人个体的道德修养与完善,形成了极富宋型文化特色的道德伦理观.宋人的诗学道德伦理观不但增加了宋诗的道德底蕴,而且弘扬了中国儒学的道德伦理传统,应和了时风,对后世影响深远.     

论宋代的诗学辨体理论

宋代是我国古代诗学辨体理论的重要发展时期,突出表现在对诗文与诗词之间的文体形态界限,以及不同体式规范背后的不同审美风格的差异的重视与探讨。本文拟从诗体形态批评的角度入手,为宋代诗学批评理论尤其是的诗学体式与风格批评理论理清发展的线索,探索宋代诗学辨体理论批评的演变发展历程、特征、成就及其基本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对宋以前古代诗学批评中诗歌体制与风格辨析理论的梳理与总结。     

灵感范畴在古代诗学中的嬗变

在我国古代诗学中。“灵感”范畴有一个嬗变过程。我国儒家和道家“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中蕴含着“灵感”的旨趣；道学思想中产生了“虚实相生”和“抱神以静”的“灵感”境界；陆机的“天机骏利”和刘勰的“思若有神”体现了“灵感”的特质；竺道生的“理智兼释”和袁枚的“性灵神悟”强调“灵感”产生的机制。     

宋代儒家道德诗学的研究路径

宋代新儒家躬身践履圣王留下的文化观念系统,其伦理道德和生命之美相互内化,唤起了文艺活动中的道德意识、忧患意识和历史文化意识,追寻成圣之道,形成了儒家道德诗学观念.为推进儒家道德诗学研究的深入,以历史变迁和中心人物为经纬,以民族融合和文化转型为背景,以文化诗学、价值哲学和伦理美学为主要的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观照中国传统的践履精神,以宋学思想的变化特征为观察点,以宋代儒家在文学、政治、道德等方面的实践活动为主要论述对象,以人物的理论和实践之结合程度为评判准则,采用互文法,以中心人物联结起人物群体,从而呈现其内在肌理和整体风貌,并思考其生成的逻辑、理论内核及相关问题.     

“顾学”研究范畴

作为一代国学大家,顾随及其作品正为越来越多的读者所接受,并已引起学者的关注,成为一个新的研究对象。本文对当前顾随研究的成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并将"顾学"划分为遗作搜集整理和生平行迹研究、师友交游研究、思想理论研究、艺术成就研究等五个领域,指出各自的研究空间,以推动顾随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和繁荣。     

宋代诗学研究的力作——《宋代诗学通论》

四川大学周裕锴教授的力作《宋代诗学通论》 ,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宋代诗歌理论的专著。该课题是国家社科基金 1 992年立项的青年项目 ,1 997年 1 0月由巴蜀书社出版 ,1 999年荣获首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宋代诗学通论》全书 40万字 ,分“诗道”、“诗法”、“诗格”、“诗思”和“诗艺”五编 ,涉及到诗歌的本体、功能、创作、修养、风格、构思、表达、鉴赏和技巧等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专家鉴定组结论认为 :“这部专著全面深入地探讨了宋代诗学的各个方面 ,取材宏富 ,立论严谨 ,论证细密 ,体现出很强的理论性和体系性 …     

试析六朝诗学韵范畴的佛教影响因子

韵是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美学和诗学范畴.韵于六朝时作为美学、诗学范畴诞生,并用来品音、品人、品书、品画、品诗.外来佛教思想对韵范畴起了推动作用,声音之韵美的发现印得益于佛经的传译;人物风韵之美明显受到了佛教涅槃佛性论的影响和启发;诗学之韵则受到佛教语言观悖论的影响.佛教及其思想的不断发展潜移默化地影响到韵范畴的意义演变.正是佛教思想的影响,韵才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诗学最重要的范畴之一.     

论理学思潮对宋代诗学的影响——以“以意为诗”论为例

宋代理学对诗学的影响在何种层面上发生一直众说纷纭。事实上,理学性、情观对宋人思想观念的影响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文人思想结构的改造,理学性、情观影响到诗人的创作思想。宋人“以意为诗”论中就渗透了理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它同时也铸就了宋人诗歌独特的美学风格。     

李贽的“大人”之学与“快乐”诗学——兼议李贽诗学的“现代性”特质

与传统学界将李贽诗学归之为“童心”说不同,文章从李贽“大人”之学入手,溯源其心性锤炼历程,梳理出“快乐”诗学的特质。对此特质,分别从主体性与价值两个角度探讨：一是独立不惧的“大人”形象的树立;二是平易自然的“化工”风格。李贽有着自觉地追求自由、独立的主体意识,同时在诗学表达上不尚典,不雕琢,不求载道,这与晚清的“诗界革命”、五四的“新诗革命”皆有贯通之处,具有了“现代性”的特质,故对其诗学价值更应放置在传统与现代文学的“长时段”演变中去发掘。     

意格: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诗学范畴

本文对意格的来源和形成、基本内涵以及与意境的关系等进行了初步阐述 ,认为意格是古代关于诗歌创作主体的一个重要诗学范畴 ,它与意境一道构成了诗学领域的永恒话题。     

“味”论与东方共同诗学

要确认"东方诗学"的存在,就要首先确认"东方诗歌"的内在联系,要确认"东方诗学"的内在联系,就要分析"东方诗学"内在结构,就要去发掘、发现它们共有的基本诗学概念。通过古典诗学文献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庄严"与"韵意"两个概念统括南亚诗学,"风"与"气"的概念流贯东亚诗学,"对比"与"律动"的概念贯穿西亚诗学。而以"味"这个共用诗学范畴为纽带,南亚、东亚、西亚三个区域诗学又形成了三元一体的"东方共同诗学"。     

论宋代“日记”与“小说”之文类关联

宋代“日记”与“小说”在官私书目著录、作品命名、题材内容、文体形式、成书取材、相互影响等多方面存在一定的文类交叉联系。朝中重臣等官员记载在朝亲历朝政要事及生活交际的日记与小说性质相通,含有“闻见杂事”的“小说”成分,与专门载录朝中杂事的小说非常相近。使臣以及接伴、馆伴的官员出使辽、西夏、金、蒙古(元)载录行程的日记,记述日常琐事、奇风异俗等,也多被小说选本收录或小说取材。官员赴任、贬谪、入京、罢官等记述旅程见闻和文人士大夫游览山水、探亲访友等描述行游经历的日记,记述传闻故事、非常异物等,不少内容多具“小说”意味。部分小说编撰直接受到“日记”影响,或带有鲜明“日记”痕迹。     

中国古典美学“厚”范畴研究综述

中国古典美学"厚"范畴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厚土壤,历经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以及元明清产生、发展、成熟的演变过程,其内涵由一个自然概念逐渐丰富为内蕴醇厚、含蓄蕴藉的审美风格,体现了千百年来古代先民的诗性智慧和民族品格,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和广阔的美学应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