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仔与严羽诗学观之比较——以《苕溪渔隐丛话》与《沧浪诗话》为视角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三大诗话总集之一,《沧浪诗话》是宋代三大诗话别集之一。胡、严二人都对宋代诗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深刻反思。他们的诗学观既有相合处：如推崇诗骚、汉魏、晋、盛唐,追求诗歌的整体美与含蓄美,注重创新等;也有差异处：对宋诗的批评态度不同,二人提出的师法对象有别,以体派论诗的精深度有别等。他们促进了宋代诗学批评理论体系自身的建构。     

上博简《孔子诗论》的诗学结构及其意义

《孔子诗论》是“性情”诗学,也是“礼义”诗学。一方面,《孔子诗论》强调以“情志”论诗,将“志”落实在“性情”上;另一方面又强调礼对情感的约束和教化,以礼节情、以礼论诗的思想倾向十分明显。对各篇诗旨的阐释也体现出不同的情感层次和审美层次。通过运用一系列富于哲学思辨色彩的评论术语,《孔子诗论》成功地构建起诗学评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在诗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明代杜诗学中的“大家”论争

"大家"说是明代诗学的重要命题,而该命题始终是在杜诗学语境下,主要围绕三大问题展开:即杜甫是否为唐诗第一人;杜诗中的瑕疵是否影响到他的"大家"地位;作为"大家"的杜甫与"正宗"是什么关系。这三个问题的展开,主要突出了杜甫在各体诗中的成就、地位,其与盛唐诸家的比较及杜诗价值的论定,明代格调论诗学也在这过程中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深层次。明代"大家"说理论,除了"集大成"命题来自宋代,明人对它作了深细地开掘,还关涉到诗人才性、精神修养、生活面、艺术训练、文学传统等诸多方面。     

“温柔敦厚”宋代阐释的两个转向

"温柔敦厚"在宋代的接受与阐释发生了两大转变:一是由伦理学领域逐渐向诗学领域过渡,二是与"温厚和平"交替使用。这两大转变意味着"温柔敦厚"的性质和内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温柔敦厚"从此由一个偏重政教功用的伦理学原则逐渐过渡为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典范。而在内涵方面,"温厚和平"更侧重于"向内转",更侧重于个体心性修养的一面。如此以来,"温柔敦厚"中蕴含的原始儒家"外求以大济天下"的理想精神相应就淡化了,逐渐转化为对一种文学风格类型的追求。     

学说的神话——评“中国古代意境说”

长期以来,"意境"被认为是中国美学和诗学的中心范畴,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出现了多种版本的"中国古代意境范畴史"。实际上,这些"意境史"都是现代学者依据王国维等提供的理论范式,利用中国古代诗学的思想素材所进行的一种人为的话语建构。这种建构过程同时就是对中国古代诗学歪曲和遮蔽的过程。在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中,"境"、"境界"、"意境"都是一些高度语境化的术语,只有深入研究这些术语所从出的语境,才能对它获得一种历史性的理解。尽管在中国古代诗学史上出现过各种以"境"论诗之说,却不存在一种今人所谓的"中国古代意境说"。这种"意境说"乃是一种"学说的神话"。     

明代弘嘉时期中州诗学与“文选学”

弘嘉时期是《文选》在明代流传的一大转关。《文选》诗作为汉魏古诗的审美范例,反映了我国中古诗歌的演进,而以中州文人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复古派恰好以汉魏古诗为宗,便赋予了《文选》诗辨析源流、指导创作等诗学功能,明代"文选学"的文学性也由此凸显。总之,"文选学"、中州传统文化、中州诗学三者阐释共通,加之李梦阳、何景明等文学领袖的激励,弘嘉时期的中州诗坛出现繁盛局面,所阐发的诗学理念既推动了汉魏复古诗学的阐释,又在一定程度上以正统诗学维稳明代诗学。     

胡仔的“诗道”及其诗学意义

《苕溪渔隐丛话》是以文献价值著称的宋代诗话总集,胡仔在书中以扶持“诗道”为己任。前人对其“诗道”之所指尚未及探究。其“诗道”即诗学批评之道,即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唐宋诗人及其诗歌,意在给陷入发展困境的宋代诗学指出向上一路。他主张创新,兼取唐宋,提出“师少陵而友江西”的观点,这些至今仍闪烁着宋代诗学批评的理性光芒!     

论诗诗与南宋后期诗学批评

有宋一代,论诗诗是与诗话同等重要的诗学批评形式,研究宋代尤其是南宋后期的诗学批评及其审美建构,论诗诗是不可忽视的一个考察领域.文章着重从数量、诗学批评价值及繁盛原因等几个方面对宋代论诗诗作出考察.     

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的诗学批评特征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诗话总集的双璧之一,它对宋代诗学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在其以选为主,选论结合的形式中也体现出编者胡仔鲜明的诗学批评特征：重视大家名家研究;重视风格流派研究;重视作家的影响研究与接受研究;重视作家的比较研究;重视诗史意义的建构;重视诗法研究;注重诗品与作家人格的统一;注重实证。这些不仅为后人开展唐宋作家研究提供了重要内容,也为后来的诗学批评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     

试探元杂剧中的“发现”与“突转”艺术——以亚里士多德《诗学》为参照

"发现"与"突转"乃源自西方戏剧美学范畴的两个概念术语,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总结概括出的古希腊戏剧家安排情节与结构布局的两种重要技巧、手法。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中尽管缺乏这两个专门术语,然而元杂剧的成功创作实践表明,"发现"与"突转"同样存在于中国古典戏曲创作之中。     

从夏志清到艾略特——兼论诗学级差在近30年中国语境中的演化

文章围绕夏志清学案考察并澄清以下问题:第一,夏志清以艾略特早期诗学建构起《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整体观念框架;第二,艾略特早期"感受性统一"理论的复杂性以及艾略特中晚期诗学所做的修正与补充;第三,夏志清将艾略特早期诗学运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得与失,重点评价这一批评的价值偏颇在大陆学界的"负效应"。旨在凸显近30年中国文学语境中关于优秀文学与伟大文学的诗学级差问题,此为"重写文学史"之核心议题。     

宋代文人"谪仙"称谓及其内涵论析

"谪仙"称谓缘自道教神仙观念,这一称谓因用于李白而具有了诗人意义.宋代文人广泛借用"谪仙"称谓,这与他们的道教信仰、诗才学识以及对李白的崇拜有关.狂傲、贬谪和诗才是宋代文人对"谪仙"概念基本内涵的确认."谪仙"因此也成为宋代诗学批评的术语之一.     

明代诗学状况与《诗源辩体》的写作缘起

本文主要论述《诗源辩体》产生的创作与批评背景。《诗源辩体》是直接针对历代诗论与诗选状况,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的诗歌创作与诗论的种种倾向而产生的。明代前期以《唐诗品汇》为代表,许学夷评其述源流、序正变方面“率多谬误”。又批评明代中后期几种论诗倾向:偏重学习齐梁、晚唐诗的一派,以杨慎为代表;只提倡学习《诗经》与汉魏诗的一派,以徐祯卿为代表;袁宏道的“背古师心”与钟惺等人的“诡诞相尚”是其反对的第三种论诗现象。针对上述种种诗学状况,许学夷特别强调辨别体制的重要性。     

论新历史主义批评

20世纪90年代新历史主义紧衔解构主义走红文坛,在保罗·弗莱看来,虽然它主要以文艺复兴文学为其研究对象,但影响很快波及其他领域,在今天也还余音未绝。海登·怀特早在1973年发表《元历史: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可视为新历史主义的先驱。以格林布拉特等人在1983年创办的《表征》杂志为标志,新历史主义批评勃兴之后,其另一个别称是"文化诗学"。而在阿尔都塞、福柯、巴赫金、格尔兹等各路影响中,福柯的权力理论首当其冲。艾伯拉姆斯认为新历史主义批评可以佐证他一以贯之的"文有所为"的立场。但是新历史主义断言文学影响历史一如历史影响了文学,这个命题对于文学的历史功能的估计,似乎多少还是过于乐观。     

重复、戏仿与差异的力量——互文理论观照下的《洛丽塔》

当代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的小说名著《洛丽塔》充盈着重复和戏仿的元素,被公认是后现代叙事的重要标本。在西方互文（文本间性）文论视野中引入希利斯.米勒小说诗学的＂重复＂理论与德勒兹哲学＂差异与重复＂的美学命题,审视《洛丽塔》的＂重复＂、＂戏仿＂与＂差异＂的三个维度,能够启迪我们更为深刻地感悟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质,理解德勒兹哲性诗学强调差异性而不是同一性的思想力量,深化当代文学批评与文化诗学的理论意识。     

魏晋批评家对“陶”审美模子的具体运用——以《文心雕龙》“援陶论文”为例

魏晋时期,一些本来是陶器制作的术语如"熏陶"、"陶冶"、"陶铸"、"陶钧"等,被逐渐引入到古代文学批评领域,成为魏晋批评家思考文学现象的"思维模子"。治陶技艺与为文作诗的相互启发构建了富有华夏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话语,《文心雕龙》为其代表之一。刘勰继承前人思想资源,创造性地运用"陶"审美模子论文。在《文心雕龙》中,存在大量援陶论文现象及由"陶"派生的文论术语,体现出刘勰独特的文学批评个性。在《文心雕龙》研究中,这是一个新的开拓。     

元好问诗论的审美观

元好问诗论的审美观张国荣元好问的诗论，集中地体现在他于金宣宗贞五年（１２０８）年作的《论诗绝句三十首》（以下简称（论诗》）中，在这组诗中他对自建安以来到宋代的重要诗人都作了比较系统的品评，体现出他独特的诗学观．本文拟就元好问诗论的审美观作些粗浅的阐析...     

论宋代的诗学辨体理论

宋代是我国古代诗学辨体理论的重要发展时期,突出表现在对诗文与诗词之间的文体形态界限,以及不同体式规范背后的不同审美风格的差异的重视与探讨。本文拟从诗体形态批评的角度入手,为宋代诗学批评理论尤其是的诗学体式与风格批评理论理清发展的线索,探索宋代诗学辨体理论批评的演变发展历程、特征、成就及其基本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对宋以前古代诗学批评中诗歌体制与风格辨析理论的梳理与总结。     

钟嵘《诗品》之文体学思想

《诗品》的文体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诗品》中丰富的文体概念范畴术语,"文体"范畴的内涵阐释是文体学的基本问题,《诗品》中"文体"一语的集中反复出现尤能见出其文体学价值。二是《诗品》中的辨体理念,包括辨体批评目的、方法和标准等,这与《文心雕龙》有很多相似之处。三是《诗品》的辨体批评思想对后世文论著作尤其是诗学著作诸如《沧浪诗话》和《诗源辨体》的影响。     

试论陈衍的诗学理论体系

陈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诗歌理论批评家。他所撰著的《石遗室诗话》及所选辑的《近代诗钞》等书,使他在当时享有很大的声名。日本著名的中国文学专家木铃虎雄曾在他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专章评论了陈衍的诗歌理论,就是一个证明。的确,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尤其是在近代中国诗歌理论批评史上,陈衍占着一席重要的地位。笔者认为,陈衍的这个重要地位,既不是来自尊崇他的海内诗人对他的标榜和吹捧,也不仅仅因为他的论诗之作中有这样或那样一点可取的意见,而是由于他总结和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诗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