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观与和谐社会的制度安排

在公私关系与社会和谐问题上,西方思想史上存在着两种完全对立的主张:一是认为只有公有制才有社会和谐;二是认为只有私有制才有社会和谐.前者一般相信人的为公精神,对具体的制度建构缺乏兴趣;后者一般相信人性为私,强调制度的抑"恶"作用.过分强调"私"的自由竞争对资本主义造成了种种社会不和谐,使现代西方的私有制国家被迫加上一些"公"的成分;传统社会主义以为有了公有制和平等,就有了社会和谐,但实践的结果却差距甚远,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被私有制所取代.今天,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就要对人的私欲有清醒的认识并有抑恶的制度约束;树立公私协调发展观并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树立公私分明观并防止以权谋私;树立私权优先于公权原则并限定公权的限度.     

公私观念与和谐社会的建构

公私的不同价值取向与和谐社会模式选择有紧密的联系,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公私观就有什么样的和谐社会模式。要建立现代和谐社会,就公私关系上,应该树立公与私的协调发展观、公权公用和公私分明的权力观。     

“活私开公”:东亚志愿主义发展的新路径

长期以来,东亚在"立公灭私"和"立私灭公"的语境下,其社会的"志愿主义"发展受到极大的抑制,现有的少数志愿行动亦被压缩在"无私利他"范围内,难以展开。如何在"活私开公"的理念下,推动东亚志愿行动从精英转向普通人,努力从普通个体公民真实的生活中开出公共性,从小团体"共同性"中开出公共性,便成为东亚社会"新公共性"构建的关键。东亚应努力走出公私间的紧张与对立,在"活私开公"中奠定志愿主义的基础,并进而实现制度创新,寻求东亚志愿行动发展的新路径。     

对中国传统公私关系文化的反思

在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对待"公"与"私"关系的主导思维方式是"崇公抑私",其目的是实现"大公无私"的理想政治境界.但这一"大公"的理想境界却又不得不依赖君主专制这一"大私"的方式来实现,由此造成传统社会中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公私两无"(即理论和现实脱节)的尴尬局面."私"之不存,"公"则不立,这是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崇公抑私"思维方式对近代乃至现代中国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有着重要的意义.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所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则体现了我国在对待公私关系问题上的最新思考和重大理论突破.     

中国现今民法当以私主体权利为本位

民法本位是民法的中心任务和价值标准。近、现代民法本位未变,即都是私主体权利本位,只是现代民法带些社会化倾向。中国现今民法当以私主体权利为本位。申明民法私主体权利本位,并非不顾及有些情况下的社会化倾向,只不过这些“顾及”是为次的,不为本位的,这是民法的私法性视角所决定的。唯有如此,民法作为私法的主干才可与社会法、公法之社会、国家本位性视角相制约、相抗衡,达成整个法律体系的和谐平衡。     

王船山公私观探赜

"公""私"及其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明末清初,公私观发生具有转折意义的发展,出现大批崇私以批判传统公私观的思想家。其中,王夫之基于传统公私观,将"公"主要确定为三个内容:"公共"或"普遍","天理"和"公正无私"。与之相对,"私"则表现为"个人""私欲"和"私利"之义。其公私关系观也相应呈现为:传统意义上"循公废私"、近代相对合理的"存公抑私",与明末启蒙思潮相表里的"化公崇私"。自清初至当代,王船山公私观在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民法的哲学思考——以民法本位为研究视角

本文以探索民法追求作为民法本位研究的逻辑起点,透过民法的历程,梳理国外、国内民事实定法本位的流变规律,探索民法本位演变的方向。回眸民法本位观及中西民法本位理念的源起与流变,正视民法本位观在现今的争鸣,破解民法本位社会化问题,质疑民法社会本位说,提出作者的民法本位观即近现代民法私主体权利本位论。采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人性等多学科、多视角的方法对民法本位的种种基础进行分析。民法本位即指民法的中心任务和价值标准,从一定意义上讲,民法本位就是民法最核心的价值,而民法原则则是民法本位价值取向的外载形式。以民法私主体权利本位观作导引,对民事实定法之物权法所有权个人本位的兴起及社会倾向进行辨剖,对债法合同自由中个人本位思想及社会化补修作些析辨,分析定式合同的主体本位自由与社会化制限的原因,结合司法实践案例,论析对于合同的社会顾虑与本位原则。对于民事立法实践,建议以带有社会顾虑的私主体权利为本位构设中国民法典体系、原则、制度和具体规范。     

春秋战国的"立公灭私"观念与社会整合(上)

中国古代的公私观念成型于春秋战国时期.此期,"公"、"私"概念由人称指谓向社会形态拓展."公"的价值意义与其所表达的社会公共事物与公共关系相联系,把国家、君主、社会与个人贯通为一体.此期又是士人的私理、私论大行其道的时代,社会关系以私为纽带进行了空前改组,然而,先哲们却把"私"视为万恶之源,进行了猛烈抨击."立公灭私"成为主流意识,取消了"私"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形成了君主、国家与民间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尖锐对立,使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出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公"、"私"悖论."立公灭私"是春秋战国时期公共理性的高度概括和总体特征,它与君主制度互为表里,为专制制度整合社会资源、控制分配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崇公抑私”与“缺乏公德”——中国人行为文化的一个悖论

晚清以来关于中国人缺乏公德的批评不绝于缕,然而中国传统伦理却一直提倡"崇公抑私",这就构成一个难解的悖论。目前对这一悖论最主要的解释是"公私两无"论,但这一解释是以西方公私观念为正确标准来评价中国公私观念,没有注意到中西方公私观念的论域根本不同。梁漱溟关于"伦理本位"的思想能够对中国人何以缺乏公德、何以出现行为和伦理的悖反做出更合理的解释。     

论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嬗变

权力是政治国家的主导运行规则,权利是公民社会的主导运行规则。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反映了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以利益为联系纽带的对立统一关系。权力具有社会性、非对称性、强制性、与职责相对应性;权利体现自主性、公认性、与义务相对应性。从权力本位走向权利本位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努力维护权利、切实保障权利、充分享有权利是文明社会的标志。当代中国要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明、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实现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根本转变。     

先秦法家“公”思想探析——以韩非子为中心

先秦法家认为,"公"是君主和国家的利益和意志,"私"是臣民个人的利益和原则,它们是相互对立的。"公"主宰"私","私"服从"公",要"立公"而"弃私"。其"公"论有深刻的哲学、政治、人性等方面的理论基础。实现"公"需要具备一些素养、能力和手段。法家"公"思想有其积极的一面,比如,求统一、讲法治、重公正。但也有其内在的不足。如,利君而抑民,主张"严刑重罚"而否认道德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片面追求单一性而忽视个性与多样性等。     

现代人归属感的缺失——以“公域”与“私域”的区隔为视角

"公"、"私"概念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一个漫长的演变史,但其原义是一组具有背反关系和伦理本性的二元对立概念,"公域"、"私域"的结构、功能及其相互间的区隔,决定性地影响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定位和归属问题。而在西方的"公共领域"理论中,"公域"具有鲜明的政治批判功能。在现代生活中,公私领域的结构转型带来了认同焦虑。受大众传媒或新媒体的影响,"公域"与"私域"之间的界限愈益模糊。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私人领域越来越被日益扩张的公共空间所征用;另一方面,一个以全社会为单位的公共空间正在形成。     

宋明儒学公私观之初探

“公”与“私”虽然不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主要范畴,但是它却几乎渗透到宋明时期每一位儒家的伦理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之中。本文沿着宋明儒学发展的历史轨迹,通过对儒学重要个案的考察,揭示了在公私之别上,二者既有国家之分、人我之分、物我之分,又有义利之分、理欲之分,还有公有和私占之分;在公私关系上,宋明儒学经历了“圣人之道至公而已”、“无物我之私”、“至公无私”、“循理而公”、“天下为公”、“廓然大公”、“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大公无私”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旨在说明,宋明儒学公私观在其自身发展的脉络上显示出薪火相传、继往开来之特征。     

对民法的哲学思考--以民法本位为研究视角

文章以探索民法追求作为民法本位研究的逻辑起点,梳理国内外民事实定法本位的流变规律,质疑民法社会本位说,提出作者的民法本位观即近现代民法私主体权利本位论,采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人性等多学科、多视角的方法对民法本位的种种基础进行分析.民法本位即指民法的价值标准和中心任务,从一定意义上讲,民法本位就是民法最核心的价值,而民法原则则是民法本位价值取向的外在形式.以民法私主体权利本位观作导引,对民事实定法析辨,结合司法实践,论析社会顾虑与本位原则.对于民事立法实践,建议以带有社会顾虑的私主体权利为本位构建中国民法典体系、原则、制度和具体规范.     

公理与公利：明清之际公共思想的分析范式初探

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重要内容,是在明代思想对“私”“利”正名的基础上,如何由“私”上升为“公”,一方面在承认“私”“利”的基础上重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也为“私”“利”提供正当性理据。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私”“利”是不具备正当性的,而明末启蒙思潮则承认“私”“利”的普遍性与必要性。这就必须解决如何处理公私、义利关系而构建“天下为公”政治秩序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明代启蒙思潮形成了“公理”与“公利”两种分析范式,即以公理为核心,规范性的“统私为公”进路与以公利为核心,经验性的“合私成公”进路。前者调整了传统理学的“理一分殊”理念,在承认私利的同时,也认为“利必有害”,“私”“利”必须遵循“理”的客观规律,因此,道德精英的“以欲合理”的超凡入圣,以及在此基础上“布大义于天下”,即“统私为公”。后者基于气学、心学对于传统理学的突破将公利设置为政治正当性的基础,而公利是私利适当关系下的总合,因此,国家治理应建设公共导向、兼容和谐的利益关系,以“合私为公”。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两种进路的背景、发展及局限,对把握明代理学与气学、心学的整体脉络,厘清明末启蒙思潮的公私义利论证逻辑,扬弃性继承中国传统利益...     

对现代中国公民与国家和谐关系的社会学解读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中国人的现代公民和国家意识也在不断增强,现代中国公民与国家的和谐关系问题也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注意。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有必要根据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况,从社会学的角度,弄清现代公民与国家和谐关系的内涵,明确现代中国公民与国家和谐关系的图景,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帝制中国的"公"、"忠"观念与制度变迁——以帝制中国财政职官制度的变迁为研究主体

在帝制中国,专制君主通过建立和不断完善君主专制政体来整合国家、社会的各种资源,以确立、巩固和发展"以君为公"的"家天下"治国模式.但是,在思想观念领域,帝制中国却长期以来存在着以对君主个人利益、意志的绝对服从为公或忠,和以对"天"、"道"、"民"以及比较抽象意义上的"天下"、"社稷"、"国家"等政治共同体的意志与利益的绝对服从为公、忠的两种矛盾的公、忠观.这两种不同公、忠观的矛盾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帝制中国财政职官制度及财政管理体制的历史生成、设计与变迁.对公忠观念的嬗变和财政职官制度变迁及其相关性的研究,是研究帝制中国公忠观念与制度变迁相关性的典型个案.     

中国传统正义观的现代转型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构建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变革和核心价值观的建构是围绕公平正义这一价值"圆心"而展开的,使其与传统正义观的现代转型相融合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核心价值观的必由之路。群体本位的德性正义观是中国传统正义观的基本内涵和根本特质,它的现代转型必须围绕其"三位一体"的有机结构而展开,坚持德与法、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以及个体与群体的辩证统一的可能性原则。只有实现中国传统正义观的现代转型,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才有其建构生成的原生态土壤。     

政府全面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理念、宗旨与体制基础

由于社会与文化背景及经济与政治体制的不同 ,源自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难以在中国简单地复制。为了切实全面地履行公共服务职能 ,中国政府需要实现从国家本位、官本位到公民本位的的理念转变 ,从整体系统论到总体系统论的管理哲学转变 ,从传统政府管理到民主政治与公共行政的体制转变。论文最后给出了一类中国现实政府管理问题的上述理论的实证分析。     

当代中国权利本位思想之发展与意义检视

随着现代化建设和法治实践的深入与展开,当代中国权利本位思想不断获得发展和完善。主要表现为：从强调个体主导的权利本位思想发展到倡导社会优位的权利本位思想;由侧重通过本体和价值层面阐释权利本位思想发展到注重从方法论的角度解说权利本位思想;以研究法理学框架下的权利本位思想发展到在法理学指导下的多层面不同部门法学科的权利本位思想研究。权利本位思想的兴起不仅促进了法学界的思想解放,符合现代法治理论的内涵与发展趋势,也有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公民意识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