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法论跨国公司的人权责任

传统国际人权法把政府视为侵犯人权的首要行为主体,侧重于规制政府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责任和义务,跨国公司并不在其调整范围之内。尽管跨国公司作为当今国际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其对经济发展、促进就业的积极作用改善了人权的享有条件,但其对人权的消极影响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跨国公司的人权责任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随着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国际上要求跨国公司承担人权责任的呼声愈益高涨。虽然对跨国公司应否承担人权责任尚存较大争议,但在国际人权文书上依然可以找到跨国公司承担人权责任的相关规定,而在司法实践中追究跨国公司的人权责任亦有先例可循。联合国制订的《全球契约》、《商业与人权的指导原则》等软法文件,在推动跨国公司人权责任规则形成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富士康事件看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缺失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一直是国际经济法中的重要课题.近期富士康公司连发12名工人跳楼自杀的事件,引发了笔者对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缺失的思考.本文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中的人权保护责任和劳工权益保护责任缺失着手,着重阐述了在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缺失问题,提出在华跨国公司应与时俱进、与法俱进,积极求变以避免和防范严重事件的发生,要适应和跟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局势,在追求盈利和履行社会责任方面达成平衡.同时,本文也警示以中国为母国的跨国公司在未束发展之中、认真考虑如何在其他国家投资中避免社会责任缺失.     

中国履行国际人权义务的路径与特色

中国对于国际人权义务的履行,不仅包括对于国际人权法和国际承诺的国内实施,还包括参与和接受国际人权监督。在国内层面,中国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措施切实履行国际人权义务,推动人权状况的不断提高。在国际层面,中国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积极与国际社会开展人权对话与合作。在履行国际人权义务的过程中,中国本着以人为本的人权观和科学发展观,以经济建设为动力,注重对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保障、优先发展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并结合法治建设来整体推动人权保障和人权状况的提高,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人权发展道路。     

"人道主义干预":一个法理学的思考

"人道主义干预"的根据是人权的国际保护.人权的国际保护离不开两个条件其一,有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其二,相关的主权国家同意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和责任,并进行合作.西方国家的"人道主义干预"滥用了人权的国际保护,将人权的国际保护与国际法中的主权原则对立起来,主张限制甚至取消国家主权,其实质不过是将"人权"作为干涉他国内政、维护大国利益的借口.西方国家的"人道主义干预"没有国际法的依据.但是,西方国家"人道主义干预"在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中大行其道,确实暴露了现行国际法的局限性.主权原则是现代国际法的基石,但是,主权概念在当代必须充实与完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主权观的逐步建立,预示着国家的逐渐成熟与兴盛.     

论健康权的国家义务

健康权的发展经历了从私权到宪法基本权利和国际人权三种形态。作为人权,1966年联合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明确要求国家对健康权有尊重、保护和实现的义务。与公约的要求相比,我国公民健康权国家义务的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与人权尽责：模式变化、发展趋势及多维治理方案

在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新兴数字技术赋能供应链管理,通过产品可溯增强透明度,有助于识别和防范人权风险。同时,数字化供应链给人权尽责带来新的挑战。尽管数字化供应链存在商业关系不可预测性,难以确定责任方和取证方面的技术障碍,但以《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为核心的国际人权法仍提供了权威和务实的基石。因此,应在既有人权尽责方法的基础上进行适应数字化的改造,基于国家的保护义务、企业的尊重责任和有效的补救措施三个支柱构建多维治理方案。首先,明晰数字化供应链人权尽责中国家的保护义务,在与数字相关的法律中普遍纳入人权影响评估。其次,企业通过制定在适用于数字化供应链的人权政策在数字化供应链中适用人权尽责的方法。最后,通过协同方法减缓数字化供应链因网状结构而导致的补救障碍。     

甲型流感防控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在应对甲型流感疫情的过程中,关于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人的责任问题．关于公共卫生安全维护与人权保护的争议,关于维护公共安全与发展国际经济的关系争议此起彼伏。从法律责任角度来看．对传播疾病的行为,不仅各国可以依据国内法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而且,国际社会应当将危害全人类的传播疾病的犯罪行为归为国际犯罪,由各国行使普遍管辖权。在人权问题上,分析了国际人权法的规定,指出国际人权法在强调保护人权的同时,也尊重各国为维护公共安全而采取必要的限制人权的措施。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对成员国义务的规定,驳斥了某些西方国家认为我国采取的防止流感病毒传播的措施违反国际条约的规定、阻碍经济发展的看法。     

人权国际保护与人权国际干涉

人权国际保护是随着人权由国内法向国际法领域延伸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它是一个主权国家根据世界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或者国际人权公约，所必须承担的普遍或者特定的国际义务，从而实现相关的基本人权进行合作与保证，同时对侵犯人权的行为予以防范和惩治。某些西方发达国家以所谓人权国际保护为名，行人权国际干涉之实。     

人权保障与国家义务——以新生代农民工为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一个人权保障的法律问题。国家应在人权保障优位原则、平等保护原则、公权力自我控制三个原则前提下,应尽到道德、法定和国际三重义务,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落实和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公民基本权利。国家应及时将应有权利制定为法定权利,并将把法定权利在实践中予以承认、尊重、保护和促进实有权利。这是国家在保障人权中不可推卸的责任。     

区域性人权公约与三代人权

区域性人权保护的内容与全球性国际人权保护的内容有许多共同点。三大区域性人权公约都对全球性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第一、二代人权进行了确认,并丰富了国际人权保护的内容,对缔约国的义务和个人的义务进行了各具特色的阐述。非洲区域性人权保护对第三代人权的确认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中国人权发展模式初探

任何国家的人权发展模式都是与其社会发展模式,尤其是与经济发展模式相适的。西方国家的满足人的欲望、重视个人权利的人权发展模式不具有普适性。中国的人权发展模式与西方不同,是与其社会发展模式紧密相联的,是权利与义务并重的发展模式。     

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之人权教育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对人权教育予以了明确规范。该计划对人权教育的规范可以从五个方面进行解读,即规范人权教育的历史背景;国家是落实人权教育的义务主体;人权教育的目的是传播人权意识和进行人才培养;人权教育类型主要包括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两种类型;规范人权教育的意义与愿景。     

人权观念的工具理性与我国人权外交的合理选择

人权是一种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权利。人权外交也是人类在国际社会追求普遍道德原则的结果。但是,在人权外交领域,由于各国历史背景、经济文化、社会制度不同产生了诸多人权问题。中国在选择人权外交时应遵循国际法准则和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公约并以此为标准,在国际社会提倡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人权冲突、化解人权危机,反对以人权为工具的“新干涉主义”行为。     

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人权及其保障

正视和保障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人权,不仅充分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社会文明程度,顺应了国际人权发展的理念,同时也有利于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健康发展,促使其早日复归社会。我国社区矫正试点至今,未成年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日益突显,尤其是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人权方面存在权利无保障、救济途径匮乏等诸多问题,致使未成年社区矫正工作遭遇不少困境。建议通过建立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教育基地、对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进行心理矫正、公权机关进行监督及保障等举措来保障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人权。     

环境权论——人权发展历史分期的视角

人权发展的历史经过了初创期、发展期和升华期 ,三个时期的核心性人权分别是自由权、生存权和环境权。自由权的实现要求国家履行消极不妨碍的义务 ,生存权的实现要求国家或社会积极地提供保障 ,而环境权是自得权 ,是保有和维护适宜人类生存繁衍的自然环境的人类权利。这项人权的权利主体是人类 ,义务主体也是人类 ,是人类的分体及这些分体的各种形式的组合。它的实现以人类履行自负的义务为条件。学者们所讨论的国家环境权其实是国家对外的主权和对内的环境管理权 ;而所谓“公民环境权”实际上是享受、使用生产生活环境的民事、行政等权利和参与与环境有关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公民权利 ,而不是环境危机时代新生的属于升华期人权的人类环境权。     

论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国际立法

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是目前西方国际法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包括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经合组织等在内的国际组织所关注的焦点。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既是一种道德责任,也是一种法律责任。不仅需要从国内法上对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进行规定,更需要从国际法层面,通过国际机制来监督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实施。     

论非国家行为体的人权保障义务与制度

非国家行为体作为逐渐兴起的政治实体,控制了广大地区和诸多人口,对于及于全人类的人权状况有着重要影响。毫无疑问,国际人权法明确要求国家承担相应的人权保障义务。然而,现行国际法对于非国家行为体的人权保障义务之规定可谓寥寥。文章从国际法应有法的角度出发,首先论述了建立非国家行为体人权保障制度的必要性,进而分析了承担人权保障义务的非国家行为体应满足的条件,其次根据现有国际法及国际实践,依据非国家行为体的不同性质论述了其分别应当承担的人权保障义务,最后浅析了较为可行的非国家行为体人权保障义务的履行制度。     

论当代伊斯兰国家社会运动中的主权与人权——以利比亚战争为视角

主权与人权的关系是法学和政治学的重要问题,也是目前这场汹涌澎湃的伊斯兰国家社会运动中的鲜明主题。掌握国际人权干预的合法性、合理性根据及其必要限度,正确认识主权与人权关系理论,深入分析当下伊斯兰国家社会运动中主权与人权关系的社会实践与社会问题,对于推动当代法学和政治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被害人国家赔偿立法研究

当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进入"被害人时代"时,我国的被害人国家赔偿立法还没有建立起来.在我国现实社会中,被害人国家赔偿法立法是十分必要与迫切的.应该说,国家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作为国家的治理者和"守夜人",理应肩负起保障人民权利不受侵犯、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责任与义务.被害人国家赔偿立法正是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法治,维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实现人权保障,维护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重要体现.     

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与我国高校人权教育的实施

人权教育是"关于人权的教育"和"为了人权的教育",《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对人权教育进行了专门规定,对人权教育具有政治、法治和教育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行动计划》构建了中国特色的人权教育权利体系,明确了应尊重人权发展特殊性的教育原则,强化了国家在人权教育中的义务主体地位。高等学校人权教育是人权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从加强人权教育师资培训、推进人权教育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改革、丰富人权教育社会实践和加大人权教育保障力度四个方面着力,推进我国高等学校人权教育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