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使辽诗

北宋频繁派遣使臣前往辽国,部分使臣将出使期间的见闻与感受形诸歌咏。使臣们出使途中情绪往往恶劣,诗歌中表现为对于异乡的气候风景、异族的民俗风情的排斥不接受,愁苦落寞的意绪成为使辽诗的主旋律。他们在诗歌里要追究五代割让土地与北宋不能收回失地的原因,检讨现实的对辽政策。他们到达辽国之后,通过实际的接触,对待异乡异族的情感往往会有相当的转变。往往从拒斥转向适应,从陌生转向友好。他们或者将这种交往的过程与感受形诸文字,甚至能够产生更加广泛的良好影响。     

论北宋谪官文化的形成——以黄州为中心

地处江、淮一隅的黄州是历代朝廷命官左迁或流放的安置地之一,由于谪官们的到来,使之具有独到的文化氛围。文章试图通过宋代王禹偁、苏轼、张耒三人在黄州期间的作为,论析以黄州为中心的谪官文化的特点及形成过程。黄州为中心的谪官文化是由王禹偁初步奠定、苏轼真正完成并代表、张耒继承并实践。概括起来有两大特点:尊主泽民、有益于世之节,旷达自适、无愠睡足之道。     

略论《武经总要》对边防地理的记述

北宋曾公亮等修撰的《武经总要》,是我国军事史上的一部名著。该书单列有“边防”一门,采用地理志的编写体例,记载不仅涵盖北宋全部内防、外防边地,还包括辽、夏两政权,以及邻近的吐蕃诸部、西域地区,寄托着宋人恢复“汉唐旧疆”的精神理想。“边防”一门的记载,立足军事需要、重在实用,从建置沿革、武力配置、交通道里、军事景观、特殊部署等多方面入手,展现出兵要地理的特点。其资料来源总体可靠,如实反映了北宋中期边防的基本态势,标志着边防理念在著述史上的定型,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学术地位。     

北宋御边政策的调整

北宋政府的御边政策有一定的阶段性 ,北宋初期重北边轻西鄙 ,到中期防御重心从北边移到西北 ,自熙宁变法后 ,又以攻为守兼制西夏。这种政策的不断变化与调整 ,主要受北宋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的影响 ,也与周边邻国辽、西夏、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兴衰有密切关系。它是北宋、辽、西夏、吐蕃等势力相互消长和制衡的产物 ,也是北宋时期民族关系的另一种表现     

北宋时期的西北士风——以陕西路为中心

北宋时期，随着国家政治中心的的东移，经济中心的南移，西北地区在文化方面逐渐衰落，与此相对应的就是，新兴士人的总体数量亦与其他路分拉开了距离。但是同时，正是这种内外因素的作用，西北的士风，开始更为密切的与民风相关联，呈现出很多地域性色彩，这是北宋以前没有出现过的新情况。     

经学与文学关系的多维观照——以北宋古文理论与创作为中心

本文以北宋古文理论与创作为对象,探讨中国古代经学与文学的复杂关系.宋初文人的 "尊经"观念对古文理论产生不同导向,一些古文家在理论上为古文的发展开拓空间,在创作实践层面,文人对经典的体认深入古文创作,而古文技艺之进展,又反过来推动释经活动.当一家经学成为官学之后,古文家保持独立的人格和文格,并未完全屈膝于国家意识形态之下.文本最后对"经术派"是否存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辽与北宋竞技体育的若干比较

辽与北宋大致处于同一历史时期 ,其体育文化具有很大的可比性。两种不同角抵的比较 ;马球与足球的比较 ;军事体育的比较 ;妇女体育的比较 ;双方之间的体育交流。     

民族志视野下的北宋使辽诗

使辽诗是宋辽政治生活和民族关系的产物,体现了北宋使臣自觉的政治传播意识和大国情怀,促进了汉族和契丹文化的交流融合。北宋使臣以优越的文化心理去观察辽朝的一切,他们笔下的诗歌恰好能相对客观公正地记录宋辽对峙时期,辽人的生活环境和风俗人情,符合民族志以某个民族为研究对象进行田野调查和信息采集的学科特点,因此,使辽诗是一种民族志书写形式。以民族志视野重新审视这些诗歌,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辽朝社会历史和民俗文化,对于新时代的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也是意义非凡。     

论北宋的典礼赋

北宋典礼赋的创作是比较繁荣的,宋太宗努力营造一种太平气象,典礼赋的创作兴起。真宗为了显示化致升平的气象,大行典礼,粉饰太平,典礼赋更盛。仁宗亲政之前,刘太后摄政,承真宗之余绪,也出现了一些颂美之作,明道、皇间的赋坛颂美赋的创作十分兴盛。宋初的典礼赋重在描写典礼仪式,歌功颂德的主题表现得较为隐晦。而澶渊之盟后的典礼赋则渐渐表现出处身治世的豪情,对皇德的歌颂较为直露。政治变革运动的兴起,切于时弊、有为而作的文学观流行,粉饰太平的典礼赋趋向消沉。气势恢宏的典礼既可以体现出王朝的声势,也可以使文人对现实的衰败产生些许空幻的寄托与愿望。北宋后期仍有人创作典礼赋,以寄托强国的迷梦。     

论北宋对西北边区经济活动的法律规制

宋代法制昌明,政府十分重视以法律手段对经济进行调整,对西北边区的治理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北宋西北边区处于宋夏边防,战略地位重要,民族成分复杂,对北宋的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宋政府根据边防形势需要,灵活务实地实施了一系列民事经济政策和法令,调整边区蕃汉民众的经济生活,包括保护蕃民土地所有权、调控交易活动、实施禁榷律法、规定赋税征收和规制边境贸易等.这些政策和法令的实施,促进了蕃汉民众之同的经济交流,对西北边区的安宁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北宋官僚制约机制产生的背景

宋王朝建国的特殊性,使宋太祖为了避免五代以来的教训进行了比较大的官制改革,尤其是制约机制的设计,更是相当完备,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宋初的中央集权专制的官僚制度的建立是应那个时期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有其特殊历史发展背景:是皇权按序递嬗的宋代政治发展危机的需要;是宋初经济发展的利益驱使;是宋初社会治理的需求.历史变局的推动促使北宋取代后周,政局趋于稳定、官僚政治初现,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论衙前在北宋的转化

衙前是北宋的一种职役 ,担负收管官物的重任。衙前在北宋中期是胥吏与乡户差役并存 ,以后乡户充差的比例逐步降低 ,到北宋末期衙前已转化为专门的低级官吏。从胥吏与乡户差役并存到合流为小吏 ,这种转化是适应北宋的财政状况而发生的。     

北宋“诗文干政”与士风——以仁宗庆历之际为中心

北宋政治在古代文人政治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仁宗朝庆历之际发生了两次著名的诗文干政事件,即蔡襄的《四贤一不肖诗》与石介的《庆历圣德诗》。文人利用文学这一媒介,通过有效的传播手段,既对自己所认同的士人进行热情歌颂,也对当时站在士论对立面的士人进行了严厉审判。但是这样的审判并不总是公正的,"诗文干政"虽然是文人政治文化高度发展和士风张扬的结果,但也可能出现以文人意气代替行政理性,以道德评判代替政治是非的做法,从而成为影响士风丕变、颠覆和谐文人社会的重要因子。     

论北宋初中期"以诗为词"创作倾向产生的原因

“以诗为词”可以说因苏轼词的风格和作法而得名,但它并非始于苏轼。北宋初中期,潘阆、范仲淹、张先、晏殊、欧阳修、王安石等一批各具特点的词人从题材、语言、风格、手法等方面入手,逐步发展了“以诗为词”的作法,为苏轼“以诗为词”的成熟运用作了充分的准备。“以诗为词”创作倾向在北宋初中期的产生,除了词人在主体创作实践方面的努力外,一些客观存在的因素,诸如文体本身发展的需要、文体之间的学习与渗透、时代风尚与文学思潮的影响、作家群体身分的特殊性、作家观念的改变、作家创作的相互影响等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论北宋真宗、仁宗时期关于甘青蕃部的民族立法问题

宋真宗和仁宗时期,为对抗西夏,北宋政府竭力经营甘青吐蕃诸部。与恩信稳边、“联蕃制夏”的边地民族基本政策相适应,在法律上,北宋制定了许多针对甘青蕃部诸族的民族法律法规,内容涉及行政、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本文试就此问题及其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中所起的历史作用略作探讨。     

北宋晚期的政局演变与武将命运——以王厚军事活动为例

在北宋晚期的特殊历史环境中,王韶之子王厚在西北边陲出生入死,立下了显赫战功,但其军事活动及其功绩多被忽略或者否定.王厚之所以能成就功业是与宋王朝的政局演变息息相关的,而要准确定位和评价王厚的军事活动并非易事,除了要考虑在“重文轻武”、百般猜忌和防范武将的宋代,武将尤其是名将要建立功业很难,特别是在北宋覆灭的惨痛现实及由此形成的主流价值现的影响等因素外,还要考虑当时的政局变化.     

礼制背后的政治诉求解读——以北宋官方礼书制作为中心

北宋前期礼制的政治诉求是从文化传统上确立赵宋王朝的合法性。中期礼制核心则在于从制度上防范女主专权．井确立一代政权的规范典则。后期的礼制则在于贯彻神宗以来的政治改革路线,同时规范失范的社会秩序。     

论北宋后期词的诗化形态

北宋前期词,多数作品仍然没有脱离流行歌曲的歌词的类型化、感官化、设想化的形态,词中还较少看到词人真实的、独特的自我感受、个体的胸襟怀抱、人生体验和精神气质的抒发。词至北宋后期,词的抒情内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超越了作为流行歌曲歌词的层次,而具有了个性化、心灵化、真实化的品格,呈现出诗化的形态     

北宋前期宋夏关系对北宋吐蕃招抚政策的影响

北宋前期,西夏的崛起迫使宋廷不得不改变对吐蕃的政策,宋廷积极招抚吐蕃,试图实施联蕃制夏策略,从而争取宋夏对峙中的主动权.在军事、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北宋对吐蕃采取了综合经制的招抚政策,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受宋、夏、蕃三者错综复杂的争夺形势的影响,同时受限于宋王朝招抚政策所具有的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宋蕃之间的合作是脆弱与短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