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乱与北方政治格局变迁

永嘉年间,由于西晋中央集权统治的衰弱,胡族乘机掀起了反晋斗争.与此同时,地方豪族也发生分化,他们的势力持续膨胀,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日益加深.进入十六国时期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在此期间,地方豪族势力始终游离于胡族的中央集权统治之外,造成了北方政局的长期动荡.     

河北豪族与两汉之际的社会政治

西汉末年 ,河北豪族已发展成为重要的社会势力 ,对两汉之际的社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河北地区豪族表现为强力 (武质性 )、财富、宗族、权力的结合 ,宗族性、强力性、世官性、大地产性是其基本特征。王莽的败亡及东汉的建立都与河北豪族密不可分。河北豪族集团与其他豪族集团及中央政权之间的权力之争对东汉社会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     

东晋南朝时期襄阳豪族集团的社会特征

襄阳地区的武力豪族是支撑南朝宋、齐、梁三代的重要军事力量,主要由来自秦陇、河洛地区的侨寓士族和汉水流域的土著豪族组成。他们能在南朝政局中发挥作用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关键在于其在襄阳地区形成了宗族一乡里式的共同体社会结构。襄阳豪族积聚部曲,把持地方政权,以宗族为纽带,重视血亲关系。在经济上,他们经营土地,参与商业活动,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结构和基础,造就了襄阳豪族的军政品格和命运。     

试论汉魏之际北方豪族的官僚化和士族化

汉魏之际,土豪彻底成为曹魏官僚体制的一分子,而士大夫豪族却凭借其文化特质在曹魏的官僚体制中占有优势,在曹魏统治政策由武到文的转变中,实现了士族化世代主导曹魏的官僚体制,最终建立了士族主导的西晋政权。     

十六国时期的坞堡壁垒与汉人大姓豪族经济

坞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自然经济和依附关系相结合的产物,坞壁主是乡里大姓豪族的代表人物。十六国时期,在社会动乱的时代,坞壁获得空前发展。坞壁不仅是军事组织与生产组织的结合体,而且兼具地方社会基层组织的职能。十六国统治者从坞壁攫取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故优抚坞壁主,承认坞壁主的合法身份和坞壁作为社会基层机构的地位,使坞壁经济得以继续发展,依附关系走向普遍化和完全合法化。因此,十六国时期大族坞壁经济及依附关系的发展,对十六国封建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作用不可低估。     

十六国时期太行山区丁零翟魏政权初探

五胡十六国时期,我国北方变乱,诸多少数民族建立了数十个政权,其中以太行山为基本根据地的丁零翟氏是影响当时北方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丁零还曾建立统治机构和政权组织形式基本完备的魏国。其后翟魏政权被后燕所灭,其民众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被其他民族所融合。     

晋末十六国北方胡族政权与汉族豪族的存在形态

晋末十六国胡族政权虽未在根本上改变魏晋以来豪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但是在胡汉、胡胡矛盾的相互作用下,汉族豪族的存在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门士族由于对西晋政权的严重依赖,无法适应胡族统治而迁往江南;地方士族为了保存宗族利益,则演变为既出仕胡族政权又在乡里以土豪面目存在的复合型豪族;而遍布各地的土豪强宗则以坞堡为组织形式,成为各胡族政权地方社会基层秩序的主导者,其向背成为各胡族政权存亡的关键。     

十六国时期敦煌的政治状况

公元265年司马炎重演了曹丕代汉的“禅让”故事,篡魏建立西晋王朝,国家得到了短暂统一和安定。但是,司马氏家族是世族的代表,腐朽之极,相互争夺权利,很快又导演了“八王之乱”的丑剧,使中国重陷于混战割据的状况。这时,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和汉族官僚地主在混战中纷纷建立政权。偏远的河西也先后出现了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和北凉等五个政权。敦煌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和北凉的版图,在频繁的改朝换代和豪族的左右之下,走过了一百三十多年的历程。本文试图对敦煌这段历史上的政治状况作一概述,错误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关于十六国时期民族政策的两个问题

民族矛盾是十六国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 ,为调和该矛盾而产生的民族政策也就为各少数民族统治者所重视。本文通过分析汉———前赵和后赵政权对晋王室所采取的不同政策 ,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体现了当时社会主要矛盾呈现出由阶级矛盾向民族矛盾转化的趋势。这也使得十六国时期的民族政策表现出独特的特点。     

十六国时期的"勤王"及其政治功能

"勤王"旗帜是在十六国时期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本文以前凉、前燕为典型比较说明"勤王"旗帜出现、发展至结束的进程.通过对在不同阶段其政治功能的分析,加深了对汉族地方政权及北方民族政权政治体制的认识.     

略论十六国时期的史学

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迭相兴替,世局混乱。但是,在汉文化的影响之下,十六国时期的史学继续发展。并且,受民族、政治、历史传统等影响,这一时期的史学体现出了一些独特的特点。     

十六国时期的慕容鲜卑歌

鲜卑生活在中国北方,东起辽东,西至西域,自东汉以来与中原频繁交往,在汉化的同时仍保持了其鲜明的民族特色。文章论证了他们早期的民歌所体现的这种民族文化特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析鲜卑民歌的文化内涵,以及民歌艺术风格的独特之处,并探讨了鲜卑歌对中国诗歌发展产生的深远意义。     

十六国与五代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国大一统历史发展贡献研究——基于大一统与正统思想的视角

以往研究多注意北魏、辽、金、元、清对中国大一统历史发展的贡献,对十六国与五代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讨论不够充分。在十六国与五代多个政权分立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为维护“大一统”历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大一统”思想的导引下,各少数民族政权自觉接续“正统”脉络,破除秦汉以来“大一统”论述中“夷夏”身份的限制,使中国历史以从未中断的形式延续至今。研究十六国与五代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国大一统历史发展贡献还可以为学术界讨论“何为中国”提供例证。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贵族的汉文化修养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贵族出于统治需要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需要而接受汉文化。当时接受汉文化不是某一地区或某个民族的现象,而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普遍现象。具体说包括匈奴、卢水胡、羯族、鲜卑慕容氏、秃发氏、氐族、羌族等。汉文化修养的提高,带来其自身的进步。这种进步又引起少数民族贵族从抵触到热衷于汉文化。长期以来存在于胡汉上层之间的华夷界限也逐渐淡薄,从而带来北方民族关系的缓和,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北方的民族融合,或者说为北方的民族大融合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北魏统一北方准备了条件。     

十六国时期的文化教育政策与民族融合

论及十六国的历史,人们多以战祸不息,士民涂炭简略概括.本文则以大量史料为依据,认为其时虽则剑火交织,但是入主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统治者,也热心提倡学习富有包融特质的汉族先进文化,采取了一些崇儒兴教的政策和举措;流亡到边境和加入少数民族政权的汉族知识分子为传承中华文化,丰富发展它的包融性,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在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下,为其后北方的中华民族大融合,乃至隋、唐大一统和繁荣富强奠定了基础.     

魏晋时期河西的民族结构研究

魏晋时期,在河西地区聚居了大量的少数民族和西域胡人,他们人数众多,时叛时降.他们与汉族交错杂居,对河西地区影响深远,使魏晋时期的河西走廊呈现出多种民族聚居的居民结构.     

传国玺传说在十六国时期的流传与书写

传国玺相传由秦始皇所造,而后汉灭秦,获得此宝,象征着天命传承。在华夏正统观及汉晋间玉玺传说的影响下,十六国时期僭居中原的胡人政权为了强调自己的正朔地位,遂使正统论中器物说大行其时。而一枚可能从未存在、或是早已不复存在的传国玺,长期活跃于各个胡人政权之中,对传国玺传说的书写也随之逐渐强化。     

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与西域间的商业贸易

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以其发达的农牧业经济、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毗邻西域的区位优势,加之魏晋河西地方官员和割据政权统治者的大力经营,不仅吸引了大量的中原士人,也成为西域商贾云集之地,河西与西域间的商贸往来因此更加频繁密切,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双方的交流与融合,对丝绸之路的繁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