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关于“名”之谬误思想刍议

荀子把所谓的“邪说辟言之离正道而擅作者”归纳为“三惑”,即“用名以乱名”、“用实以乱名”、“用名以乱实”,提出破“三惑”的方法。这是荀子关于“名”的谬误思想。荀子“三惑”思想的提出,主要地是为当时的社会、政治、儒家思想服务的,而不是揭露那些违反思维规律、规则所发生的逻辑错误。     

韩非“名”之谬误思想探析

韩非把名实不符的谬误分为有名无实、“名得而实亡”、不当之名和“名实不称”等.这一思想不仅不是逻辑学的谬误理论,而且,也不同于先秦时期一些诸子关于“名”之谬误思想,其结果严重阻碍了先秦名学向逻辑学发展的道路.     

公孙龙正名实的“唯谓”逻辑思想

名实问题是先秦逻辑争辩中的重要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公孙龙在《名实论》中集中阐发了他的“唯谓”逻辑思想,他说:“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彼彼当乎彼,则唯乎彼,其谓行彼;此此当乎此,则唯乎此,其谓行此.”就是说,“名”(概念)要做到正确使用,就得专一地称谓(“唯乎”“其谓”)彼“实”或此“实”,比如面对“白马”之实,只能用“白马”之名来称谓,不可用“马”之名来称谓.这种思想,一方面确实肯定了概念的确定性,避免相互混淆;另一方面却也否认了概念本身的辩证特点.下面对此作一些分析.     

论荀子“三惑”说的基本内容理论价值及学术偏见

荀子是战国时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也是先秦重要的逻辑思想家.他不仅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正名理论和概略的辩说(论证和推理)逻辑体系,而且从名辩理论的高度将战国时名实相乱的诡辩概括为"三惑",并作了尖锐的批判,这在中国逻辑思想发展史上曾发生过一定的影响.对荀子的"三惑"说究竟应当如何分析和评价,历来多数人都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认为这是批判诡辩的有力武器,并且按照荀子的观点对名墨思想也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我们认为,这种不作具体分析、完全肯定的观点实际t是用"以荀子为是"的标准评价荀子的片面观点,因而是值得商榷的.     

孟子在先秦名辩思潮中的地位和作用

名实问题,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学派争论的焦点之一。孔子提出“正名论”,邓析提出“两可说”,老子提出“无名论”,可见名实之辩已为当时世人所重视。孔子提出正名论,是从维护原有政治道德名份着眼的,但也接触到人的思维规律问题,即已经提到名(概念)和言(判断)的关系问题。另外他还提到辞(言)和意的关系(“辞达而已矣”),以及“举一反三”的类比关系问题等,孔子的正名论给后来儒家学派的名实观奠定了基调。对后来的孟子起到一定的启发诱导作用。     

汉末、曹魏时期的名实之争

汉末、曹魏时期,士人欺世盗名,“耦世以取名”的现象普遍存在,所以名与实的关系问题,成为当时有识之士探讨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它是魏晋玄学思潮酝酿阶段非常重要的一环。深入研究汉末、曹魏时期的名实之争,对进一步搞清玄学思潮的缘起,具有颇为重要的意义。     

语言与实在

一　　历史地看 ,语言与实在关系的讨论 ,可以追溯到先秦的名实之辨。先秦哲学的总结者荀子 ,已将名实关系的讨论具体化为“制名以指实”的理论 ,所谓“指实” ,意即以“名”指称或表示实在。从指实的维度看 ,名实之辨首先涉及名 (语词、名称等 )与具体对象 (物 )的关系 ,在二者之中 ,名以物为指向 ,其意义亦来自物 ,荀子以前的《管子·白心》已指出了这一点 :“上圣之上 ,口无虚习也 ,手无虚指也 ,物至而命之耳。”“以其形 ,因为之名 ,此因之术也。名者 ,圣人之所以纪万物也。”[1] 因物而命 ,以名指物 ,名与物之间呈现的是一种对应的关系…     

《庄子》哲学中的名与言

对名与言的考察,构成了《庄子》哲学的重要方面。以名实之辩为背景,名与言的考察既涉及语言形式与涵义的关系,也指向概念与对象的关系。与名实之辩相关的是言意之辩,后者所指向的,是言与意的关系。同时,对《庄子》而言,名言的作用首先表现为对存在的“分”和“别”,“道”作为存在的普遍原理,则以“齐”与“通”为内在品格,后者使道与名言呈现内在的距离和张力。“道”能否以名言来把握?是否存在非一般名言的把握方式?以上述问题为对象,《庄子》进一步展开了道与言之辩。对名与实、言与意、道与言等关系的辨析,既展示了《庄子》的多重理论视域,又表现了其思想的复杂性。     

先秦名实之辩的语言哲学意义

本文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对先秦名实之辩予以考察,认为先秦名实之辩大致表现为两种主要倾向:一是强调名实关系的相对性,这为道家学派所独持;一是强调名实关系的统一性,这为儒、墨、名、法等诸家所共识。其理论虽然看似矛盾,实则各有可取之处,正可相互取长补短。     

以符号学析“白马非马之辩”

“白马非马”是战国时公孙龙推行的欲“以正名实而化天下” 的辩题.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它褒贬不一,它是不是诡辩至今仍有争论.本文试图用符号学理论对这一辩题的本意进行分析,说明它的合理性.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说,我国先秦的“名” 是一种词项符号,以“名” 为研究对象的先秦名学,是一种词项符号理论.“夫名,实谓也”,①“所以谓,名也;所谓,     

韩非反对孔孟“忠孝’’观问题初探

儒家学说以家庭伦理本位出发,建立起其独特的“忠孝”统一观;韩非从法家立场出发,致力于打破儒家学说,建立法家思想系统。文章主要探讨韩非如何从两大方面破儒之“忠孝”观而维护“君”与“法”的绝对性。文章主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韩非从“利”的现实角度来揭破儒家父子、君臣之延续性;第二部分则分三点探讨韩非对儒家“忠孝”观之乱“法”性质的揭露。     

《文通》界说中一个标点的辨正

《马氏文通》界说十六后,界说十七论述“次”前,有一段承上启下的论述: “前论名代诸字与动静诸字,所有相涉之义,已立有起词、语词、止词、表词诸色名目,今复以名代诸字位、诸句读,相其孰先孰后之序而更立名称,凡以便於论说而已。”现有《马氏文通》、《马氏文通校注》、《马氏文通读本》均是如上标点。读到“今复以名代诸字位、诸句读,相其孰先孰后之序而更立名称”一句,感到前后不一致,没法理解。仔细读来,我认为这里标点有误。从整个意义上来看,“以名代诸字位,诸句读”中顿号应该删去,改成“今复以名代诸字位诸句读,相其孰先孰后之序而更立名称。”前一个“诸”字是代词,为“字”的定语;后一个“诸”为兼词,“之于”讲,作“位”的补语;“位”为动词谓语。这样全句才能与“前论名代诸字与动静诸字,所有相涉之义,已立有起词、语词、止词、表词诸色名目”相承,又与后边“凡名代诸字在句读中所序之位,曰次”“凡名代诸字为句读之起词者,其所处位曰主次”“凡名代诸字为止词者,其所处位曰宾次”等定义论述一致。前后讲的都是“名代诸字”。     

论曾国藩“体用观”的演变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地主阶级名实派转化到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为洋务运动的开创者之一。其洋务思想是从以程朱理学为体,申韩之术为用发展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成为近代“中体西用”的实践者。本文就其转化的历程,剖析他的“体用观”的演变,以窥中国近代地主阶级应变之一斑。     

先秦"名"学派别及发展阶段

先秦"名"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以孔子、老子、邓析,惠施、公孙龙、尹文和《墨经》,荀子和韩非为其代表,"正名"是先秦"名"学各个发展阶段的中心线索.就"名"论而言,先秦"名"学有"名之必可言"(孔子)、"无言"(老子)和"名"抽象而与现实世界无关(邓析)三派;对名与实的关系的看法,则有名实无关(以邓析、惠施、公孙龙为代表)、名实有关(包括孔子以"名"正实;墨子及《墨经》以实正名;《尹文子》名实互正)这两大派;就"辞"论而言,也有"辞达"(孔子)、"不言"(老子)、正面"辞"论(《墨经》)三派;就"辩"论而言,则有"不得已"派(孟子)、"不辩"或"大辩"派(庄子)、"察辩"派(《墨经》)三派.先秦"名"学派别众多,即使在纯粹"名"学内部,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思想体系,制约了它们对社会和后世的影响.     

中国古小说三音三义说

古今小说名同而实异,因此,我们既不应以今律古,也不应以古贱今。名实关系是约定俗成的。探讨名实,既可以依实以定名,也可以循名以求实。古"小说"称名之义可从得音中求解。其名称有三音三义:一为"小说"(音shuì),指战国时期不关君国大事的辩说活动;一为"小说"(音yuè),指这种辩说活动产生的言说效果;一为"小说"(音shuō),指与这种辩说活动相关联的文字著述。三者既相互联系,又各有区别。因此,古人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小说"之名,应该根据其具体语境所指称的对象来确定,不可一概而论。     

从积极自由到消极自由——张佛泉自由观念之转变

张佛泉的自由观念经历了一个从积极自由观到消极自由观的转变.1930年代,身处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中,张佛泉批评古典自由主义所持的消极自由观即个人自由是“免于他人干涉的领域”,会加深个人与国家之间的鸿沟,因而他援引新自由主义的积极自由观,力图调和二者的关系.但他很快就注意到积极自由观可能导致的“以自由之名行奴役之实”的危险,转而主张消极自由观,并与新儒家发生了激烈论争.     

李白诗《胡无人》的本事与系年

李白乐府诗《胡无人》是否是本事诗,古今论者持说不一,对其系年亦有异.歧说主要是因对诗中“太白入月敌可摧”句的理解所致.“太白入月”之月并非论者所理解的月亮,而为昴宿的月星,“太白入月”实即“太白入昴”的天象.“太白入月”之“敌可摧”的占验,与“太白入昴”之“不利胡王”、“当杀胡王”的占验亦相合.而且在安史之乱期间的至德元载十一月二十六日,确有“太白入昴”的天象发生.故此诗很可能是寓有时事的本事诗.再结合此天象发生的时间、李白入永王李璘幕府前后心境的三次转变、此诗所流露的心态,可系此诗于李白初入幕府时期,即至德元载十二月下半月到次年正月之间.     

墨子对孔门邏輯思想的批判繼承和发展

三墨子在概念论上的光辉成就,至少有下列四个方面: 第一,由于“明故”的要求,使他提起了概念的起源问题。这个问题如我在本书第二章所说,孔门绝未提及,而由墨子所首先论到。墨子提起这个问题的程序,最先是对于当时流行的旧名,审辨它的正误,而将审辨正误的标准,规定在以实定名的原则上面。例如他说: 今天下之诸侯,将犹多皆免(勉)攻伐并兼,则是有(?)义之名,而不察其实也。此(?)犹盲者之与人,同命黑白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则豈谓有别哉?……今不尝观其说好攻伐之国,若使中兴师,君子(数百),庶     

韩愈的名实观与攘斥佛老

在名实问题上，韩愈名实兼重，不同于柳宗元之去名求实。韩愈虽排佛老，但不以佛老废人，对于僧人道士身上近于人情的质素仍持肯定态度。本着以实正名的原则，韩愈希望僧人道士能弃佛还俗，复归儒道。     

苏轼正统论中的名实观

我国古代既具有丰富的正统论内容,又含有很多名实观的论断,而将二者结合起来并在具体论述中详细阐发并突出其重要功用,苏轼无愧为第一人。在具体的操作上,苏轼将有关名实观的因素杂糅至其正统论之中,其实是有着丰富“名实”内容的正统论。恰恰是这种正统论中所蕴含的名实观因素,实际上不仅具有严密的逻辑价值,更具有政治伦理道德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