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规制的正当化基础及启示

美国1970年的《职业安全与健康法》全面确立了由联邦政府统一规制职业安全与健康的模式。在该法出台之前,职业安全与健康主要由劳动力市场、工伤补偿体系以及侵权救济进行调整。不过,由于这三种调整方式自身的缺陷,无法为雇主提供足够的动机促进工作场所的安全与健康状况,这就为美国联邦政府对职业安全与健康进行规制提供了正当化依据。政府规制可以弥补上述三种调整模式的缺陷,直接要求雇主遵守相关标准以改善工作场所的安全与健康状况。由于缺乏正当化基础的论证,我国政府的职业安全与健康规制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规制的正当化基础可供我国借鉴,以便于进一步强化及完善职业安全与健康的规制体系。     

论宗教文化遗产资源开发的政府规制

由于宗教文化遗产的稀缺性、公共性以及法律的不完备性,所以在其保护与开发中应加强政府规制。目前中国宗教文化遗产资源政府规制主体存在独立性和专业性缺乏、以发挥综合性规制机构的作用为主、管理职能和规制职能混淆等问题;文化遗产政府规制模式的权力归属于政府机关,行政垄断严重;宗教文化遗产政府规制法律法规立法滞后、缺乏配套法律;我国的宗教文化遗产政府规制手段单一,规制的各种手段之间不协调。因此应该明确规制主体,改变规制模式,完善规制法律,运用多种规制手段,才能更好地保护宗教文化遗产。     

政府作用、国家能力及政府行政规制失灵的原因分析

政府作用近300年来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此消彼长。政府与市场作用演化到今天,两种作用都存在着不断加强的倾向。政府作用可分为最低职能、中间职能和最高职能三个层次。国家能力与政府职能密切相关,国家能力可分为制度能力、技术能力、行政能力和政治能力。政府规制能力决定了国家能力,但并非政府规制能力越强,国家能力就越大。因为政府规制也会失灵,其原因在于公共决策的失误、政府扩张、官僚机构的低效率及政府的寻租活动。     

外资并购国内企业与国家产业安全——基于Stackelberg博弈模型的解释

本文以动态的Stackelberg产量竞争博弈为基础,说明外资并购中国企业会成为持续性的动态过程。如果对外资并购不做任何规制,不仅国家总体福利水平会持续下降,而且技术创新能力受到抑制,国家产业安全受到威胁,政府有必要通过政策体系维护产业安全。     

公共风险法律规制中“刑扬行抑”现象之反思与矫治

以环境、安全和健康威胁为主的公共风险是当前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近年来部分领域出现了刑事规制扩张和行政规制不足的“刑扬行抑”现象,主要表现为行政违法行为径行犯罪化、入罪门槛降低以及刑事责任优先三大典型特征。公共风险规制“刑扬行抑”现象并未显著提升刑事规制的实效性,反而违背了古典刑法的民权理念,造成违法-犯罪二元体系的消解。此种现象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部分执法机关的威慑偏好和认知惯性是主观动因,历史文化和理论思潮的浸染是环境诱因。面对公共风险规制的法治困局,回应性规制法律框架的本土化提供了一种破局新思路,实现了由“刑责优位”到“最佳威慑”、由“威慑或遵从”到“执法金字塔”、由单一规制主体到网络型治理格局的三重转向,为行政规制的功能拓展提供了路径指引。     

论强制力的社会秩序功能的有限性

强制力是政府维护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最为经常使用的力量。不过 ,强制力并不是社会秩序供给途径中唯一可以选择的方式 ,而且强制力的行使是需要很高的社会成本。特别是强制力的行使是在社会力量对比的不平衡中才能发挥作用 ,所以 ,有着根本无限增长的动力。近代社会开始 ,政治文明的标志是把强制力法律制度化 ,使强制力的行使按照一定的规则、规范和合法程序进行 ,这一方面使强制力具有了合理性的形式 ,另一方面也对强制力的行使起到了制约作用。但是 ,法律制度化的强制力也会出现变异 ,而且法律制度化的强制力本身就有着过于注重形式化的特征 ,如果法律制度化的强制力不能够得到道德力量的支持 ,那么也是一种恶的强制力。所以 ,理想的社会秩序获得途径是社会普遍的道德水平的提升 ,即实现社会秩序供给的道德化     

基于寻租理论上的煤矿安全监管效果分析

近年来中国小煤矿安全事故频繁发生,这与小煤矿在安全投入方面不足和安全监管执行不严格有关.从影响供求关系、生产可能性边界等方面来分析寻租对煤矿规制造成的失灵有着现实意义,把煤矿企业中的工会组织发动起来对加强煤矿安全监管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日本威慑战略的转型:以“对敌基地攻击”的最新讨论为焦点(2020—2022年)

战后日本的威慑战略一贯以同盟分工为基干：自卫队着重自主构建“拒止威慑”态势，美军主要以“延伸威慑”形式为日本提供“惩罚威慑”要素。这是因为日本政府曾长期禁止拥有以“对敌基地攻击”为代表的远程进攻力量。但从2020年6月以来，经三届自民党政府推动，日本举国围绕是否应解禁“对敌基地攻击”以发展自主的“惩罚威慑”能力，重新掀起了大讨论，并且其实际指向预示了日本威慑战略将有重大转型。该趋势是日本外部形势变迁、内部政情演进、强势领袖操纵共同作用的结果。结合威慑原理与实践的分析表明，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加大“惩罚威慑”建设投入，不仅未必会增强日本的国防威慑效能，反而可能增加危机与冲突风险。所以，日本威慑战略转型的前景难言明朗。     

信息系统外包的决策和风险分析

上世纪 90年代以前 ,人们通常认为IT外包是企业对自身运营不佳的独立信息系统采取的权宜之计 ,信息系统的外包也曾经被认为是通过规模、范围和专业化经济实现服务成本降低的工具 ,现在 ,越来越多的公司将外包视为战略性的措施 ,以获得高质量的服务、优厚的财务回报和新业务的拓展。外包决策及其合约设计同样会给企业带来意想不到的风险 ,因此 ,如何建立合理的规制结构和合约机制以降低风险就显得十分必要。     

完善金融法治建设与政府金融规制改革——基于转型时期的逻辑与经济学分析的视角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如何完善金融立法建设和推进政府金融规制改革,以此引领和推动中国金融改革,已成为理论界和金融监管部门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借鉴演化经济理论分析政府金融规制的生成、演化、“基因”影响和体系形成过程,在统计分析基础上对目前中国政府金融规制体系和特征进行归纳;针对政府金融规制改革的顶层设计问题,本文提出统一政府金融规制机构设置的观点,在构建“双参与”和“双评估”流程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规制目标”和激励机制的正向作用机理,说明了评估流程设计对于政府金融规制效果起到修正和改进之作用.     

试论清代监察官的权威及其保障机制

<正> 职官司法监察制度,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下的官僚政治中是不可取缔的自律制衡机制。历代封建君主为强化其专制统治,都有意识地张大监察官的权威,并建立若干人身和职业保障制度,以加强对百官的威慑作用。由于监察官威张权大,往往会酿成“台使之害”,所以,随着统治经验的积累,反监保障措施也逐步制度化。古代监察制度至清代最称完善,     

政府规制负担、中介组织与技术创新效率

在提升国家整体科技创新能力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伴随着政府对企业创新活动干预的增加,政府规制负担同样对企业创新造成了影响。基于中国省际高技术产业1999—2009年的面板数据,使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实证检验政府规制负担、中介组织发展和技术创新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干预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当政府规制对企业两种创新活动的干预达到平衡时,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实现较高的水平;政府规模的减小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中介组织发展水平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中介组织在政府规模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过程中起到了调节作用。     

欧美日企业并购规制的比较研究

欧美日国家(地区)的并购规制比较完善,通过对比分析,发现这些并购规制既有相类似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同之处。本文就这些规制的主要相同点和不同点进行详细的分析与描述,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得出了一些有益的启示。我们认为,随着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程度的加深和我国企业并购活动的不断发展,制定一套统一而具有权威性的企业并购法规已显得十分必要。     

论转型期我国政府微观规制职能的重构

政府规制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政治行为,规制者作为代表政府行使规制职能的执行机构,是多层委托一代理关系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要素。我国的政府规制改革也应从这一环节入手,加强对规制者的规制,建立责任政府;明晰规制者的职能,建立有限政府;依法规制,建立有序政府。     

论保障我国产业安全的政府规制建设

我国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到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技术、乃至意识形态领域等各方面的封锁和渗透,给国内产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政府规制在保障产业安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制定政府规制必须跟踪世界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趋势,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平等互利地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为前提,以优化国内经济环境、维护市场秩序为中心,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为重点,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     

新型工业化背景下政府对市场的培育与规制

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宏伟目标为进一步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政府规制市场行为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市场化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本质要求之一,市场培育是政府的职能所在,缺少政府的非市场行为是不可能独自发育和完善市场的。政府对市场的培育是必要的,政府在建立、维护市场秩序以及促进市场化进程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在促进市场化进程中具有规制功能,但是政府规制行为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服务行政已经代替管制行政成为世界性趋势,“规制—服务型”政府的定位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全新阐释,更加有利于政府培育与规制市场。     

嵌套性规则体系下的合作治理——政府社会性规制与企业社会责任契合的新视角

保障生产与消费安全、实施环境保护既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要求,又是政府社会性规制的基本内容.安全的生产场所、健康的消费与服务、良好的自然环境等公共需求,单靠企业治理或政府治理是无法满足的,唯有多方协同合作方能完成.本文在嵌套性规则体系的分析框架下,引入公共事务治理的新逻辑--合作治理,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社会性规制与企业社会责任契合的路径与模式选择,探讨了政府、企业和社会如何实现合作治理,以及社会性规制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效契合,进而推动实现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     

网络型产业价格规制的比较与选择

我国网络型产业的价格体系相当复杂 ,主要以管制性价格和指导性价格为框架。在体制转轨和市场化的过程中 ,价格规制的改革已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 ,某些产业也局部的或不同程度的采用了激励性的规制方法。但由于我国正处于过渡时期 ,企业治理结构缺位 ,激励性规制的制度基础还比较薄弱 ,总体上这些规制尚未在我国的相关领域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因此 ,以企业产权明晰化为前提 ,从理论上理顺激励性价格规制的作用机制 ,从实践上摸索不同环境下价格规制模式的适用范围和选择思路是当前极为重要的任务     

政府规制与汽车产业自主创新——兼论后危机时代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路径

建国以来中国汽车产业一直在政府的密切"关爱"下缓慢成长.严格的政府规制政策虽然对汽车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却严重抑制了汽车产业的自主创新活动.一方面,政府在进入规制和投资规制方面的"越位"行为破坏了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使受保护的垄断企业丧失了追求技术进步的动力;另一方面,政府在激励规制方面的"缺位"行为导致了民营汽车企业自主创新举步维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球汽车业的技术革命浪潮,为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次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在后危机时代,必须转变政府规制职能,弥补"缺位",遏制"越位",加快低碳型汽车战略的顶层设计,抢占新一轮国际竞争制高点,实现中国汽车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试论社会治理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法规制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经济法规制的基于问题,如何正确看待政府与市场在经济生态系统内各自的功能及作用,是经济法规制的核心问题。因为这样的认识直接导致了经济立法的体系构建与内容规则。经济法规制是国家实施经济治理与尊重市场调节的基本依据,也是施行经济法治与社会治理的根本前提。所以,从社会治理的背景下来讨论经济法规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及制度生成条件,有利于真正建立和完善经济法规制的体系和内容,从而使得经济法治生态化地融入社会治理的结构体系内,达到优化社会制度以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