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助力政务运行效能提升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数字政府建设与政务运行效能提升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一方面,提升政务运行效能需要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步伐,不断拓展数字技术在政府治理实践中的应用场景和应用深度。另一方面,数字政府建设为政务运行效能提升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在将数字政府建设助力政务运行效能提升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过程中,制约政务运行效能提升的主要因素有府际间和部际间数据壁垒、府际间和部际间业务协同程度不高、部分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数字意识和数字素养不足等,这些因素的存在制约了政务运行效能提升。破除数据壁垒和政务服务平台壁垒、化解府际间和部际间业务协同程度不高、提升全社会数字意识和数字素养水平等,是依托数字政府建设全面提升政务运行效能的有效路径。     

"大司局"视野下大部制改革内部运行机制探微

2008年行政体制改革使大部制改革的框架日趋清晰.为更好地实现中央政府部门行政体制的高效协调运转,学界将目光聚焦于部门间协调机制的构建与地方政府的行政改革试点,探讨部际关系的互动与地方政府职能整合的大胆探索,但却较少从部内司局的层面探讨其内部的运行机制.本文尝试性提出"大司局"的概念,并从该角度对大部制改革进行解读和探讨,阐述目前部门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内部困境,探索经由部内治理结构的优化来对业务协调、职能整合和司局融合三个命题的破解之道.     

西部省市两级政府间权责划分研究

在我国府际关系研究中,学者和机构更多地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而对省市两级政府的权责划分研究较少。在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省市两级政府的权责划分有着一定的特殊性。笔者在“甘肃省市两级政府权责划分”调研过程中发现,省市两级政府在权责划分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现阶段研究政府间纵向关系主要有三个纬度:公共事务管理、职权、财政。文章将以这三个纬度为基础对省市两级政府间权责划分进行探讨和研究。     

基于四维角度的我国服务型政府的责任体系构建

履行责任是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求,责任行政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目标模式。我国服务型政府的责任体系由四个维度构成：制度责任是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责任,行政责任是服务型政府的直接责任,社会责任是服务型政府的具体责任,道德责任是服务型政府的核心责任。四种责任从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建构了我国服务型政府的责任体系。     

论文艺美学的不确定性

由于混淆了"研究路径的理论确立"和"研究对象的学科确定"两个问题,文艺美学始终难以真正解决学科建构的"不确定性"问题。实际上,在对象层面,文艺美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区别,体现为从不同路径达致对象核心的差异;在方法层面,它的核心问题不是"做什么",而是"如何做"。一旦我们突破既有学科建构思维的局限,对象和方法的"不确定性"其实从致思和运思两方面,构成了文艺美学"确定化"为特定研究路径及其具体理论形态的逆向性根据。特别是以"兼容"为方法论原则的运思过程、运思形态及其实现,更加强化了路径选择之于美学、文学与艺术理论学科发展的助推效应。     

基于四维角度的我国服务型政府的责任体系构建

履行责任是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求,责任行政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目标模式.我国服务型政府的责任体系由四个维度构成:制度责任是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责任,行政责任是服务型政府的直接责任,社会责任是服务型政府的具体责任,道德责任是服务型政府的核心责任.四种责任从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建构了我国服务型政府的责任体系.     

欧盟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协调机制及其借鉴

欧盟在多年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协调机制。欧盟应急协调机制主要可概括为宏观和中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主要包括政治动员、政策协同和民众沟通;中观层面的应急反应协调机制可归纳为"五大要素",即应急协调反应中心、通用应急通信与信息系统、模块化救援队伍体系、标准化应急救援培训体系以及全景应急演练。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应急协调机制:一是进一步提升中央应急管理部门的权威性,二是进一步完善重大突发事件民众沟通和信息发布制度,三是尽快成立国家层面的应急指挥协调中心,四是加快建立标准化、模块化的应急队伍和保障体系,五是进一步完善我国对外灾害援助与应急协作的工作机制。     

区域合作视阈下的海洋公共危机治理

由于政府失灵和志愿失灵的存在,单个国家或区域内的地方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都无法单独应对危机,因而区域合作治理成为一个普遍的选择。合作治理海洋公共危机,需要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社会公众等主体建立起伙伴关系,共同成为区域危机治理的主体,同时需要推进海洋"区域化"进程、协调区域间政府或国家的合作关系,明确海洋主体间的联动与合作机制,完善区域海洋治理体系。     

中国"小组"政治模式解析

"小组"是广泛存在于中国各级党政机关中以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名义存在的一种特殊组织模式.基于制度层面的静态分析,"小组"的类型根据存在时限可划分为常设型、阶段型、短期型,根据权属关系可划分为职责同构型、权责自属型.基于技术层面的动态分析,"小组"具有"中轴依附"的组织结构特点,以及"虚实结合"的存在方式.而"小组"的具体功能,则包括决策铺垫和政策推动两个方面.     

中国"小组"政治组织模式分析

小组,是广泛存在于中国各级党政机关中以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名义存在的一种特殊组织模式。基于制度层面的静态分析,影响小组产生并长期存在的因素,主要包括政府横向间机构设置的小部门结构、政府纵向间职责配置的职责同构格局等结构性因素,单任务—泛职能的功能性因素,分管型副职模式的制度性因素;其类型包括:根据存在时限可划分为常设型、阶段型、短期型,根据权属关系可划分为职责同构型、权责自属型。基于技术层面的动态分析,小组的中轴依附的组织结构特点,虚实结合的存在方式,倍量增减的运行过程,这三个要素共同构筑了小组独具特色的运转系统。     

哲学如何在“道通为一”的路上抵达本命？

最近一段时间的哲学研究.凸现了十分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论域,就是从业者们越来越注意到了突破学科壁垒、进行学术原创之于哲学探讨具有当下意义.哲学有八个二级学科,业界俗称"八大军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个学科最强势,人们习惯称为"三足鼎立".因此,这里所说的学科壁垒.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八个二级学科是否能够确保哲学功能的全面释放.二是中、西、马三个强势学科是否足以保证哲学意义的本真开显.     

建国以来中央政府部际协调的历史演进、基本经验及启示

协调与分工是组织理论中的一对核心问题,两者就像孪生物,在一定时期的专门化之后,协调需求也随之而来.目前,政府内部结构的部门化和专业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常态.但是,一方面,与分工成为常态的趋势相反,协调问题被忽视了;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事务在数量和复杂程度上的提高,对协调的需求却日益增多.这使政府陷入了“协调悖论”之中,特别是在中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协调将成为大部门制改革成功的关键.因此,从建国以来中央政府部际协调入手,研究协调在中央政府的历史演进和基本经验,对于理解协调与当前政府机构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福建农业企业“走出去”的可行性及推进策略探讨

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背景下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具有时代必然性。福建农业企业"走出去"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成效突出,但也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新时期为了更好鼓励支持企业"走出去",突破现有制约和束缚,应从企业、政府两个层面积极推进。     

论政府权力重心转移的政府模式设置和功能变化

政府权力体系重心的转移,即政府权力体系的任务和运行方向有序地从一个重心转向另一个重心,其目的是建设公共性和服务型政府.公共政府和公共治理体制的建设和建构包括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多元的合作治理体系的建构、公正成为公共政府和公共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原则.政府原有的功能结必须调整和转变.政府权力的三个转变:社会领域,从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转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经济领域,从计划管理和微观管理转为宏观调控;政治领域,从政治统治转为对利益矛盾和阶级阶层关系的调解.政治统治功能的两个弱化:极度弱化阶级斗争和专政的阶级斗争功能;弱化"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政府公共权力功能的四个强化:强化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和创造;强化公共服务;强化公平分配;强化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建构和维护.     

在"文化诗学"与"历史诗学"之间--新历史主义的命名危机与方法论困惑

新历史主义的诗学探索和批评实践是我们建立文化诗学的借镜.但这个流派至今存在着不为国内批评界所重视的命名危机和方法困惑.它先后拥有"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和"历史诗学"等标签,理论家在对其归类上面临危机.本文通过对其不同称谓的追根溯源和释名彰义,阐明不同标签间的关系,揭示处于其命名危机深处的方法论层面上共时性与历时性之间的高度紧张,指出与共时方法相应的"文化诗学"和与历时方法相应的"历史诗学"是其观点的两个可以相互补充的方面,并主张尝试建立"历史文化诗学",以保证研究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完整性与涵盖性.     

我国政府部门间关系的探讨

改善政府部门间关系的前提：优化部门结构，明确部门职责，实行大部门体制。改善政府部门间关系的关键：克服部门利益化。改善政府部门间关系的保障：完善部门间协调机制。     

"放管服"背景下基层税收征管权责:错配与调适

理顺权责关系是构建管理秩序的根本.基层税务部门税收征管权责定位科学合理与否,不仅影响到公众对"放管服"改革的认知与评价,而且事关能否为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推动"放管服"背景下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赋能.以广州市L区为样本,研究发现,"放管服"改革背景下L区税收征管权责存在久被诟病的错配问题,表现为征管权责边界模糊不清、征管权责界定未能与时俱进、征管权责匹配程度不均.文章在对当前征管权责界定的制度现状以及基层税收征管权责错配缘由进行深入探因的基础上,提出从制度、机制、技术、监管、舆论五个层面入手,采取针对性措施调适基层税收征管权责关系,优化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提升税收征管效率,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与充盈.     

欧美文学作品的特殊母题与架构的审美维度研究

理性与原欲是人性中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层面,也促进了"两希"文学的互补与碰撞。文学与人类文明历史的进程休戚相关,文学创作从某种意义的角度而言,是作者根据对生活的审美体验,以语言为材料创造的形式将记忆重新进行书写与建构的结果,是对人的自我生命之价值与意义的研究,可以认为是一种特殊而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在当代空间转向语境下,重审文学与空间认识论的历时关系,从社会文化语境来探讨文学空间,将生活空间的有效的升华成文学空间,对深化文学空间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城市化研究方法与理论建构的反思

文章对城市化研究方法的"两种范式"进行了反思并提出应如何纠正城市化研究方法的偏差。文章从四个方面:城市发展规律、需要结构理论、产业结构理论和空间结构理论对城市化理论进行建构,并基于国家层面对城市化战略与行动进行思考,提出推进城市化应该成为国家战略和国家行动,要制定国家推进城市化的战略目标,国家需成立推进城市化的协调机构,在新型城镇化中构建国家、市场、居民三者的利益协调机制,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创新和制度创新。     

现代性隐忧与儒家道德学说体系之重构

"现代性隐忧"在当代中国社会引发出一些道德难题。功利与价值关系的矛盾,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失衡,公平与平等关系间的不协调以及国人道德观中出现的"异化",对社会经济发展与主体日常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依据儒家道德学说对"现代性隐忧"进行化解,存在较大可能性。但传统与现实间的张力又促使儒家道德学说必须进行体系重建。重新诠释道德范畴内涵,将"德得相通"原理与和谐社会建立相联系,在新的意义层面托举"内圣外王",显然是体系重建中一个较佳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