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重臣治其事”——元至清初云南边政体制嬗变与边疆治理研究

元灭大理国后将云南纳入版图,并实现了云南与内地在省级行政区划上的统一。"使重臣治其事"是元至清初中原王朝治理云南边疆的重要理念,无论是元代藩王与行省宰执的"分权共治",还是明代勋臣与藩王、勋臣与内官、勋臣与巡抚的"共镇"与"共治",抑或是清时督抚体制下的"同城共治",实则是中央在边疆施政的具体举措。各个阶段前后相继而又多有更张,共同推动了中原王朝治理云南边疆的不断深化,使云南边政最终实现内地化。     

袁桷生平、学术渊源及心路

袁桷为元代大德、延祐年间文坛领袖之一,在元代诗文方面影响很大。朝廷制策,勋臣碑铭多出其手。本文考证了袁桷生年、名号、纠正了历史上沿袭的错误,并对其儒学思想源流及心态进行了探讨。     

元代漠南弘吉剌氏驸马家族首领考论——特薛禅、按陈、纳陈及其诸子

漠南弘吉剌氏是元代重要的贵族世家,从成吉思汗开始至元朝终结,该家族始终是汗室最重要的世婚之家,其首领在分地、王爵、赏赐诸方面所得到的待遇明显优于其他汗室姻亲和勋臣。漠南弘吉剌氏则与汗室在军事、政治等方面密切配合,对元代的军事、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论明代沐氏世镇云南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专制集权高度发展的时期,明初勋臣的后裔,虽有少数世袭祖上爵位,但大多没有什么作为。沐英,为明初悍将,封西平侯,追赠黔宁王,自洪武十六年起镇守云南,其后裔世袭镇守,长期掌握云南军权,直至明朝灭亡后若干年,是明代勋臣中仅有的例子。对此,史学界很少予以注意,仅有的几篇文章,也都集中在沐氏庄园问题上,本文试对沐氏世镇云南的原因、作用等,作一初步探讨。     

蒙元时期游牧家产制与汉地中央集权制的冲突及影响

蒙元时期,蒙古传统的游牧家产制与中原传统的中央集权制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和碰撞。皇帝与中央政府想逐步推行集权制,而诸投下（即诸王、驸马、勋臣等）家产制的观念根深蒂固。从窝阔台灭金始、后经入元后忽必烈时期,直至元末,元廷尽管采取了各种措施,但终未解决好这一矛盾。这一矛盾对元朝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是使元代具有＂蒙汉合璧＂特征的根本原因。     

论明代铁券制度与皇权政治

明初,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笼络功臣,创建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完备的铁券制度。明太祖规定“凡爵非社稷军功不得封”,“凡公侯伯封拜,俱给铁券”,根据勋臣爵位之高低,将铁券定为七个等级,把军功封爵与颁赐铁券完全结合于一体。同时又铸铁榜文,从法律上对铁券的免罪特权作出较为具体的限制。随着明代皇权的不断加强,胡蓝党案兴起,铁券制已遭破坏。永乐、景泰、天顺至正德时期,赐券对象、铁券免死功能已完全根据皇帝的意旨及政治需要来决定。其制的嬗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明代皇权政治的走向。     

论“丹书铁券”的渊源与形制

铁券是封建帝王赏赐给勋臣、重臣的一种带有盟约性质的文书,具有免死功能信物.铁券缘起与早期的盟誓、符节信物及铁器发展有着密切关系.随着历史进程演变,铁券名称、材料与形制、券文和收藏、镌刻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并逐渐成为制度化.铁券是我国古代社会中特殊的政治产物,不论铁券如何演变,都是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自己统治的一种政治工具.     

制度演进与舆论型塑:明末内阁政治生态解析——以钱龙锡、杨嗣昌为例

内阁阁臣钱龙锡因蓟辽督师袁崇焕"通敌"而获罪,阁臣杨嗣昌因宣大总督卢象升战死遭舆论谴责。在这两起与总督相关的事件中,阁臣皆成为被抨击的对象。在明末的庙堂之上,政事追责的内阁指向性与阁臣行为的易受攻击性,构成内阁政治生态的显著特征。在阁臣与督抚的关系中,此种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原因与内阁"类相"而又"非相"的制度特征有着本质关联。在这两起事件及此后的舆论型塑影响下,内阁的职能空间愈发逼仄,阁臣处境更为艰难。通过钱龙锡、杨嗣昌两位阁臣的个人境遇,可以看到制度演进、舆论环境与政治事件对明末内阁政治生态的共同影响与作用。     

北宋皇陵文化遗产及其保护

位于河南省巩义市西南部的北宋皇陵,包括皇帝陵墓8座,祔葬皇后墓22座,赵宋宗室、勋臣名将等陪葬墓近1000座,2006年被列入国家“十一五”期间100处重要大遗址。它代表着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是大宋文化及其典章制度的特殊见证。其“五音姓利”的布局,所体现的“侍死如侍生”、“孝莫重乎丧”的传统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东魏、北齐的食幹制度研究(上)

本文综合《北齐书》、《北史》及《隋书》有关官吏食斡的记载,结合已经著录的北齐碑刻墓志中关于墓主“食幹”的记述,对东魏、北齐所特有的“食幹”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不仅首次揭示了食幹制度的内容与特征,而且指出了食幹的身份,来源和官吏食干的政治、经济意义,还进而论述了食幹的对象主要是出身于六镇降户的鲜卑勋贵的事实,从而显示了食干制度的实质,在于扶植与优待六镇胡人和鲜卑勋贵。东魏、北齐之所以独行此制的根源,也于此得以裸露;也为研究东魏,北齐历史的其它方面,提供了一些新的启示。     

建立多元化复合型职称制度刍议

建立多元化复合型职称制度刍议海勋润来纵观我国职称制度的发展和历史沿革，会很自然地发现：职称制度走进了极端化误区。得出这个结论是非常痛苦的，令人难以接受，然而这是事实。出路何在？我们认为，应该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多元化复合型职称制度。技术职务任命、技术职...     

明代青海土官李文之籍贯及生平考略

<正> 明代青海土官李文因屡立战功,官至右军都督府右都督,大同镇总兵官,曾被明英宗赐予勋号“奉天翊卫宣力武臣”,武官散阶特进荣禄大夫,武官勋级柱国,封爵高阳伯。他是后来青海“西伯府李土司”的始祖,对青海历史产生过一定影响。李文不仅在青海赫赫有名,明代在全国也是能数得上的人物。然而对于这一人物,我们过去研究得还很不够。熟悉青海历史的人都知道李文祖籍青海、孰料他的籍贯却在陕西华阴,大家熟知李文的后裔是土族,却不了解李文原为汉族,后来才转化为土族。……。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李文有关的基本史实作些考察和探讨,请专家同仁指正。     

独孤及与独孤家族对中原文化的接受研究

隋唐时期,国家的重新统一使得南北朝以降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和对抗逐步演变为文化认同和融合,这表明北魏孝文帝的民族文化融合政策彻底巩固下来。作为北魏"勋臣八姓"之后裔,唐代政治家和文学家独孤及的文化认同行为表现为对独孤家族的家谱建构和血缘追溯、表现为对中原儒学思想的讨论和接受。独孤及特异的"嗜琴"行为艺术和文学制作以及独孤家族其他成员对汉文化各有所取的文化现象表明,以独孤家族为代表的北朝世族入唐以后的文化认同和融合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入和强化。     

论明朝皇帝"祀天"态度的演变

"祀天"是历代"大典",皇帝必须亲自出席,以表示作为"天子"地位的合法性。明朝从太祖至孝宗,都亲祀天地,缺席祀典从武宗晚年开始。嘉靖十九年,祀天由勋臣代行,此后成为惯例。神宗在位的四十八年,仅祀天两次。从"祀天"的态度,可以看出明朝皇帝从亲政到疏懒的变化,但反映的却是整个社会对传统礼教的蔑视,是明朝中后期上下互动的"自由之风"在上层的表现。     

略论元朝仕进制度中的民族歧视政策

<正>元朝统治者为始终保持其最高统治权力,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殊利益,极力推行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元朝的仕进制度,既因采用汉法而具有中原特色,又因保留旧制而具有蒙古传统,从而使其新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在这项制度中有着十分明显的反映和表现.(一)在元代,“仕进有多歧”①而入仁为官的基本途径首先是“根脚”.所谓“根脚”,指人的家世、出身、资历等.因此,元代入仕,首论社会出身.元制:中枢省府台部的高级官员,乃至地方上府州县的长官,皆由皇帝任命勋臣、名门以及儒吏出身且品资相当者担任.人仕重国姓,亲本族,历代统治者莫不如此,而元代尤甚.蒙元时期,怯薛出身是“大根脚”.早在成吉思汗时代,怯薛就是蒙古国家机构的核心.怯薛起源于草原部落贵族亲兵,既是大汗的     

朱徐常郭婚姻集团与“靖难之役”

朱元璋家族与徐达、常遇春、郭英三个功臣家族之间的联姻,早在明朝建立之前就已经开始。明立国后,这一集团式的联姻进一步扩大,成为皇室与勋臣联姻的核心。随着懿文太子夫妇去世,集团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最终引发了导致皇权更迭的“靖难之役”。“靖难”成功的朱棣随后加强与徐达、郭英家族联姻,清除常遇春一系在集团中的影响力,朱徐常郭婚姻集团一变而为朱徐郭婚姻集团。此后,皇室与徐达、郭英家族的联姻也渐渐难以为继。宣德以降,宗室婚姻制度渐趋严格,影响明初政局六十余年的朱徐常郭婚姻集团也淡出了历史。     

陶令“忠愤”说质疑

关于陶渊明的处世态度,以及他的作品所反映的基本倾向,历来存有两种极端对立的看法:一种认为他生活在晋末宋初,又是东晋勋臣陶侃的曾孙,他的地位是随着晋室的存亡而升降的,故在他的诗文中,时时流露出伤时忧国的感慨,将他描绘成忠于晋朝、耻事二姓的“忠臣”。有人甚至说他所以归隐不仕,乃是迫于形势,暂作韬晦,他是要伺机为晋报仇的。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为陶渊明这位优哉游哉的“田园诗人”,其伟     

卫簋与伯■诸器

新见卫簋二器,与此前从海外购回的伯(犭臣犬)诸器年代相近,约在西周穆共之际.卫簋与伯(犭臣犬)诸器,为同一宗族成员所铸祭祀祖神的礼器.伯(犭臣犬)与卫乃兄弟关系,其中(犭臣犬)为长兄,系大宗族长,卫为弟,乃分支首领,是为小宗.兄弟二人均任职于王朝,先后受到周王赏赐.卫簋与伯(犭臣犬)诸器在铭文格式、遣词造句上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和重复性,表明大宗对宗族祭祀活动及相关祭祀礼器有主导权和决定权,而且同一宗族内部在祭祀礼器的制作与管理上有一套统一的制度.     

商代信息传播制度

殷商王朝十分重视信息传播,已形成较为系统的信息传播网络,信息传播较为畅通,已经形成了一套信息上传下达制度,是殷商王朝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驿传制度的建立为臣属上传下情与商王下达政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有力的设施保障,确保了信息的有效传播。     

宋朝的章奏制度与政治决策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君主处理臣下章奏的过程即是法律的孕育与分娩过程。章奏呈递渠道畅通是下情上达的基本保证。宋朝设置了多种机构、多种呈递方式,以确保臣庶的章奏能够通畅上达。章奏承转机构有明确的业务分工,严格的责任制度和详细的工作规范,以保障其有效运行。通过责任人员联保制度,以保证信息的安全;通过章奏承转时限制度,以实现信息的快捷传递;通过将各种章奏梳理分类,以淘汰无用的信息和有害的信息;通过章奏处理情况的备案和催办制度,以监控章奏的运行。皇帝对章奏的审阅、处理,多由宰相班子以及不同层次的官员先期论证。从形式上看,仍是皇帝个人独裁独断,但其决策已不全是出自皇帝个人意志,而是融进了官僚士大夫群体的智识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