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启蒙:康德与福柯

本文通过分析康德和福柯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和认识,试图揭示启蒙在现代性、后现代性语境下的遭遇、意义以及三者的内在逻辑关联。启蒙的精神就是批判精神,启蒙不但塑造了现代性,也塑造了后现代性。作为一种批判的哲学态度和气质,后现代性和现代性一样,都是启蒙精神的时代表征。现代性运用先验分析的方法、理性的批判,确立了启蒙批判的否定性意义;后现代性运用考古学的方法、系谱学的批判,突显启蒙批判的肯定性意义。启蒙是一项伟大而未竟的事业,现代性有终结启蒙的危险,后现代性继续着启蒙的事业。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对启蒙的再启蒙,它推进了启蒙的进程。     

启蒙与当代中国——从比较康德与福柯的启蒙思想出发

从康德对启蒙的论证出发,所得到的结果是启蒙的反面。福柯在对康德启蒙思想的批判中,将启蒙定义为对时代永远质询的精神气质和行为模式。比较康德和福柯的启蒙思想可以看到,启蒙作为一种以对时代批判为核心的哲学品格和行为模式将为一切时代所共有,而其批判的对象、方式和目的将永远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是一个永远需要回答的问题。从中国现实出发,由人类理性取代上帝理性并成为文化的核心理念的当前时代,启蒙的需要更迫切。     

启蒙、现代性与现代风险社会--对康德、福柯、吉登斯之思想的内在性寻思

康德的启蒙思想包含着应用理性来反思和批判的精神,福柯阐述了现代性与启蒙问题的内在联系,主张现代性的根本也是具有批判性的,是对人类历史有限性的反思.当然,现代性也具有其反面性,这就是吉登斯所说的现代风险社会.因此,我们的时代仍然需要启蒙,需要保持对现代社会的反思和警惕.     

倾听关于启蒙的对话:康德与福柯

面向21世纪,中国的文化启蒙将受到怎样的挑战,是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而这一思考必须建立在对20世纪文化启蒙运动反思的基础之上.康德与福柯对启蒙富于当下意识的哲学思考,为我们的反思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点.通过反思和对比,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政治文化特有的权力模式以及知识分子伦理意识的欠缺,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的文化启蒙,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向启蒙文化的转型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福柯现代性视野下的启蒙观

启蒙是现代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福柯从现代性的视野出发,通过对康德启蒙观的创造性解读来阐述自己的启蒙观,赋予启蒙以现代性的意义.本文试图从福柯对启蒙所作的本体论阐述以及启蒙与现代性的关系,来对福柯的启蒙观加以分析.     

论福柯的启蒙观

本文从福柯对康德《答何谓启蒙》一文的分析入手 ,详细考察了福柯对启蒙的独特理解。福柯把启蒙看作是一种不断对“现在”进行批判的态度或气质 ,拯救了启蒙精神的积极性一面。他并没有抛弃启蒙 ,反而在某种意义上更加坚持了启蒙 ,从而使启蒙精神在当代哲学中仍然具有活力。     

从启蒙到批判：福柯对康德启蒙观的推进

康德的启蒙观以主动运用自己的理性为核心：首先,要自己思考,摆脱成见,主动运用理性检验一切接受的东西,乃至理性本身。其次,必须公开运用理性,将思考上升到普遍性高度,尤其是在实践理性领域把自己的准则上升到普遍的法则,从而在目的王国内实现启蒙。福柯认为,启蒙问题的提出是康德对他所处时代的思考,这代表着现代性态度的出现,而这种现代性态度包含了对时代的批判。由此,福柯把康德的启蒙置换成了批判。这种批判作为不被治理的艺术,意味着对权力引导的反抗,这就要对人们的历史存在进行考古学——谱系学的分析,明确知识——权力设立的界线,从而对界线进行不断地僭越,一次又一次地创造新的自我。     

现代性:在神话与启蒙之间——论《启蒙辩证法》对现代性的规范与批判

<启蒙辩证法>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该书从社会史观的逻辑理路出发,立足于神话与启蒙的双向维度,展开了对现代性视域中的工具理性、主体性原则、进步史观的批判.而"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倒退成神话"则是该书进行现代性批判的总体性纲领.该纲领体现了对现代性的两种态度:其一,神话已经是启蒙,表征的是对现代性的规范;其二,启蒙倒退成神话,体现了对现代性的批判.     

文化散文:在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散文的崛起是文学史上一次值得称颂的坚守和选择,面对思想深度的平面化与理性思辨精神的弱化,以及审美感知的钝化和诗情诗意的沦陷,它左右出击,既保持了文学的尊严与独立性,也在某种意义上充实并提升了国民精神的现代性品格.审美与启蒙之间这种现代性张力的获取,使得文化散文从根本上奠定了自身不可取代的文学史价值.然而,当世纪之交以来的文化散文越来越走向一种矫情和媚俗之时,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张力锐减,虽然它也许仍然拥有足够的读者,但已经失去了深层的文学动力和充分的发展潜能.     

想象与启蒙:中国侦探小说的现代性表达

中国侦探小说作为中国通俗小说的一个类别,通过塑造近乎完美的侦探形象、表现办案过程寄寓的科学精神以及融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西方现代理性于一体的办案理念,表达了对中国司法理想的想象,这是中国侦探小说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对西方现代性的一种表达和反思。中国侦探小说消遣娱乐之上的启蒙意识也是一种现代性的表达。相比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其他类别依然可见中国侦探小说发展的暗淡,但因其作为现代性表达所呈现的想象和启蒙,在文学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具有了非凡的意义。     

启蒙理性及现代性:马克思的批判性重构

反思和批判启蒙理性是启蒙本身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现代人制衡启蒙神话及现代性危机的重要力量,是全球化时代政治哲学发展的一个重大理论主题。对启蒙理性的反思和批判需要从外在的社会历史发展角度及内在的思想史视域来加以把握、检审,在充分肯定启蒙理性及现代性成就的同时,正视其自身的内在矛盾,揭示其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并梳理、反思和借鉴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的否定性批判,以此为启蒙理性及现代性危机提供更有深度与广度的解决路径。马克思把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的批判转化为对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重构,把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种种弊端的克服转化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超越,将启蒙理性批判主题推向制高点,为现代社会向更高形态的发展找寻到方向和道路。     

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启蒙缺位与当代使命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规定性,它标志着一种新的生存样式。如果把现代性作为价值观念来考察,那么其具有启蒙定向。启蒙既体现在个体自我的觉醒,也体现在民族国家的确立。近代以降,中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性建构联系起来,从而确立了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境遇中,一方面,重申启蒙以促进个体自我的觉醒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迫切任务;另一方面,培育市民社会和国人的公共精神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特殊使命。     

启蒙理性的双重变奏——韦伯和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考

韦伯和哈贝马斯都从理性视角出发思考现代性问题,但他们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这是启蒙理性自身的双重变奏.工具理性虽然使社会面临重重困境,但它只不过是启蒙理性自身的一重变奏.要奏完启蒙的乐章,就必须在葆有工具理性合理内核的同时将其发展为交往理性.交往理性重建了主体理性,破除了工具理性造成的现代性困境.可以说交往理性奏响了启蒙理性乐章的高潮.     

现代性的困境与启蒙理性

现代性的困境就是统一性规范的缺失,而造成这一困境的深刻的根源就是启蒙理性二元对立的逻辑,也就是以主体性原则为中心的意识哲学范式.要在深层解决现代性与启蒙理性的纠缠关系,一方面启蒙理性导致了现代性的困境,而另一方面也正是启蒙理性为现代性困境的解决提供了出路.     

启蒙理性批判:从维柯到法兰克福学派

启蒙理性在西方世界渊源已久,对其进行的批判也由来已久,从早期西方哲学家到马克思主义再到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学术传统从未中断。但是,仅有理论是不够的,理论必须趋向于现实,寻找出有效的行为方式,唯此方能拯救时代和社会危机。     

康德哲学对现代性问题的奠基

现代性问题是否具有共同认可的可能性,这是现代性自身的二歧性所造成的.也就是指理性化因素和非理性化因素的共存而使然.如果追问这种二歧性的根源,我们需要首先反思所谓的理性,反思一下理性的本质与界限,反思理性与科学是否能够等同.康德曾经为现代性问题进行的奠基淡出了思想史的视域.在遭遇了现代性的困境之后,我们不妨重新回到康德的那个奠基:理性批判.     

构建与超越: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路径转向及其核心要义

现代性伴随资本主义的产生而来,现代性问题成为思想家共同关注的思想主题。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辩证关系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暂时性,对资本主义上产方式的内在运行进行重点审视,通过对资本全面且系统的分析,对现代性的批判由过去的哲学批判转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对资本的辩证分析,贯彻资本但不把资本永恒化,同时扬弃资本进而不断的超越资本,最终实现人类的自由而全面的解放。在新时代的中国,重启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不断对资本进行超越,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为后发性国家提供发展的新模式。     

在“批判启蒙”与“审美批判”之间——构建“全面的现代性”

“现代性”作为来自欧洲的观念,在历史上不断得到反思,主要存在两类反思的理路一类可称之为“泛审美现代性”,以波德莱尔为起点,中经齐美尔,直到福柯那里结束,他们面对现代性皆持一种“审美批判”的态度;另一类可称之为“批判启蒙现代性”,也就是在批判启蒙基础上来实现启蒙的“现代性”思想,它以韦伯为起点,直接穿越了从阿多诺到哈贝马斯的法兰克福学派两代哲学家。实际上,人们可以在这两种“反思现代性”之间“执两用中”,从而构建一种崭新的“全面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全面性”,就体现在“以审美中和主体性”、“以审美中介纵向理性”、“以审美平衡文化分化”、“以审美规划社会尺度”,从而走向一种“主体间性的交往原则”、“横向理性—感性的图景”、“文化间性的对话主义”和“新感性—理性社会”的通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