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诗余》与明代词学的复苏

《草堂诗余》是南宋坊间编纂的一部便歌协律的词选,对明代词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明代前期,词学衰微,《草堂诗余》在长时间内不被关注,甚至备受冷落;明代中期,人们对词的创作产生兴趣,但词乐失传,词谱无踪,词学家视《草堂诗余》为词体创作的依据,或据其编纂词谱,或模仿其词进行创作,或评点取舍其词编纂词选。伴随着词学家对《草堂诗余》的多方面研究,明代词学迅速走向复苏。     

关于《诗余图谱》的几个问题

《诗余图谱》作为第一部为作词区分平仄、确定节奏的词谱,不仅为作词规格开辟榛芜,使荒敝的明代词坛走向规复,并且首创词谱作法,其标注平仄、句读、叶韵之法,选词载调以及列调之法,为创制词谱提供了原型,此后词谱之作大大兴盛,后出转精,皆不可抹煞它的功劳。     

《草堂诗余》在明代的改编重刊与词学阐释

明代中后期有一股改编重刊《草堂诗余》的浓厚风气,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适应它从歌词作品集向文学作品集的转变,还藉此形塑了一个分类、储存、加工古今词作的知识空间。围绕《草堂诗余》的改编重刊,明代中后期形成了采用不同策略(或分类,或分调)的词学阐释群体,他们通过选词、考调、校勘、笺注、评点等方式,构筑了一个个不同的集词选、词谱、词评于一体的唐宋词阐释系统,对文本施加或预设其特有的阐释意图,或溯源诗乐传统以尊体,或揭示言情特质以别体。《草堂诗余》在明代的改编重刊不但为唐宋词在明代的传播作了突出贡献,而且也为词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打下了一定基础。     

词谱发端与明中叶学术——以周瑛《词学筌蹄》为中心

明代周瑛《词学筌蹄》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具备词谱雏形的著作,此书虽体制简略,但与前代思想、学术密切关联,可从深层揭示词谱起源的社会原因.其文献主要源自洪武本《草堂诗余》,又有独特的版本特征,为明中叶《草堂诗余》改编序列中承前启后的一环.其符号借鉴自北宋邵雍《声音唱和图》,周瑛由此制谱,可视作明中叶等韵、律吕等"声音之学"由...     

《词谱》误收之元曲考辨

宋词的词乐在元代逐渐散佚,元曲取代了宋词。二者同属于音乐文学,亦同为古典格律诗体的长短句形式,因而词与曲自元代以来在文体上出现混淆的现象。这种混淆主要源自词学内部,在词选集里混入了不少的元曲作品。清初王奕清等奉旨编纂的《词谱》一直成为词体格律的标准,编者们为备体而误收了元曲十七调。兹以曲调产生的时代、作品的文献来源、声韵的音系和体制特征作为区分词与曲的标准,对《词谱》误收之元曲进行考辨,以证实其非词调。这有助于重新编订词谱,亦有助于对词与曲体裁的区别的进一步认识。     

《名儒草堂诗馀》析论

《全宋词》、《全金元词》从《名儒草堂诗馀》采入大量的词,但未择善本,校勘也有欠缺。该书是一部具有浓厚地域色彩的词选,它是在《草堂诗馀》不断翻刻的风气下成书的,它的编选意图是反映江西词人的爱国情感、亡国哀思,但也有适度冲淡编选意图之意。后人据该书提出江西词派的说法不能成立,而仅据该书去研究江西遗民词人群,也是偏颇的。     

洪亮吉《更生斋诗余》初探

洪亮吉是清代中期重要词人之一,《更生斋诗余》中收录了他很多代表性词作。这些词作最能体现出他坎坷的人生经历和独特的创作个性,最能表现出气势豪迈、格调高昂的特点;同时,又体现了他自强不息、忧国忧民和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     

钱斐仲《雨花庵诗余》及《雨花庵词话》版本述略

钱斐仲,名聚瀛,字斐仲,号雨花女史,清代女词人,是继李清照之后第二个有论词著作的女性。其《雨花庵诗余》及《雨花庵词话》的版本并不复杂,但目前尚无系统介绍。考证可知,《雨花庵诗余》有稿本一卷、同治七年刻本、《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本、《全清词钞》本等版本,而《雨花庵词话》有同治七年戊辰(1868年)刻本、《词学季刊》本、《词话丛编》本。     

《阅微草堂笔记》幽默艺术论

《阅微草堂笔记》是清代学者纪昀的一部重要著作，本文分析了这部作品的幽默艺术，展现了纪昀的深厚学识及这部作品对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影响。     

文学接受视角下的词意画研究——以《诗余画谱》为例

作为晚明徽派版画的代表作,《诗余画谱》集词、画、书于一体,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词意画集。同时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看,《诗余画谱》所选词作在词人、题材和风格上都表现出与当时宋词选集不尽相同的选择标准和审美旨趣,体现了刊印者从绘画角度对宋词的独特接受方式,同时也折射出晚明以新安文化为代表的徽派文化的深刻影响。《诗余画谱》不仅是“诗画一律”艺术思想的又一现实蓝本,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宋词接受的新维度。     

唐诗“参差”义汇释

本文对出现于《全唐诗》的“参差”一词作全面调查,并根据不同语境的词例给以归类和考释,其结论是“参差”一词的意义,在唐诗中,除表示“不齐”外,别有与“不齐”相联系的九个义项。     

先秦至唐初《诗经》文本阅读的历史演化

本文考察自先秦到唐初的《诗经》阅读情况,认为《诗经》之文本意义有一个从阅读的文本向文本的阅读的转化,《毛诗正义》则为这种转化作了总结。先秦之时,当《诗》成为独立的阅读文本时,只具有词汇的意义;两汉的章句经学注意到《诗经》的语言形式,但是,四家诗同为阐明圣人之意,严守师法之授,故其差异,不过是阅读的“版本”不同而已;魏晋以后的《诗经》阅读,注重诗情文理,人自立说,表现出注重文本的特色;唐之《毛诗正义》受到魏晋诗学的影响,解说《诗序》、毛传、郑笺的孔疏,因注重文理而表现了一定的文本意识,披露了小序与诗辞之间的矛盾。但是这部钦定的著作,又一次使《诗经》的阅读回到“版本”阅读的底线,从而表明,《诗》只要是被作为经学的读本,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文本阅读。     

元好问《唐诗鼓吹》的选诗特色

元好问所选《唐诗鼓吹》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唐七言律诗选本,在明及清初,流传甚广,影响较大,许多著名学者如钱谦益、何焯、纪晓岚等都曾为之批点作序。此书共选录96位诗人的596首诗,分十卷。作者排列不依年代先后,各人所选诗歌数量亦不定,多则三十余首,少则一首,其中中晚唐诗人占绝大多数,盛唐仅6人,比例甚小。就选诗内容而言,则偏重于感怀离乱诗,由此可见选者在去取方面应有一定的标准。文章就此书的入选诗体、题材、风格及入选诗人年代加以分析,以探讨其不同于其他选本的独到特色。     

今本《大唐新语》"伪书说"之再检讨

在关于《大唐新语》真伪问题的讨论中,吴冠文女士前后两篇文章所提出的“伪书说”是非理性的。通过具体考辨可以发现,《大唐新语》与《唐书新语》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唐书新语》采用了《大唐新语》,或者二者实际上就是同一种书。从宋代及明代前期文献称引《大唐新语》的情况不难看出:《大唐新语》的今本与古本在条目和文字上都有着相当的一致性,今本《大唐新语》中找不到一条可指认为别书的文字。《唐世说新语》只是《大唐新语》流传中的一个异名,所谓今本《大唐新语》为明人伪造之说,完全不能成立。     

今本《大唐新语》非伪书辨--与吴冠文女士商榷

吴冠文《关于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一文提出了今本《大唐新语》是明人伪造的观点,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澹生堂书目》将《大唐新语》与《唐世说新语》分别著录在两个不同的类目,是因为采用了互著法,与真伪问题无涉;《玄赏斋书目》是伪书目,不足为证。宋代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所征引的《大唐新语》在今本中几乎都保存下来了,并没有有意删削的痕迹;今本《大唐新语》与《何氏语林》中所引《大唐新语》不一致,是因为何良俊在引书过程中的删改和失误所形成的。今本《大唐新语》中有与刘肃之后所出书《唐书新语》相同的文字内容,应当是《唐书新语》采用了《大唐新语》,或二者同出一源。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今本《大唐新语》是伪书。     

《喻世明言》中的关中方言词语举要解析

周秦时代的雅言、西汉时期的通语、隋唐时候的官话,都是以当时都城的所在地关中地区的语音、语汇、语法为标准的。而雅言、通语、官话是当时的共同语。关中方言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周、秦、汉、唐等几个朝代的准普通话。所以中国古代的许多典籍都是用关中方言撰写的。因此,中国的古典文学中保留了大量的关中方言的语音、词语、语法。明代小说《喻世明言》也不例外,对《喻世明言》里所能够见到的关中方言词语予以解析,以说明关中方言对古代汉语词语的传承特点。     

最早的中国戏曲评点本

现藏日本的少山堂本<西厢记>是弘治本后最早的<西厢>刊本.由于特殊的原因,<西厢>研究者一向对它情况不明.它实际上是现存最早的中国戏曲评点本.它不但在戏曲理论批评史上,而且在<西厢>流变史上,都值得关注.     

《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复生故事分析

《阅微草堂笔记》中有许多复生故事,有纪昀身边发生的故事、婚恋故事、讽世故事、遇救复生的故事、宣佛故事和道教故事。纪昀以志异搜奇为体,凡不解之谜,一概录之,并进行了考证研究。《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复生故事表现出古代对生死的认识、鬼神观念、佛教的生死轮回观念和道教观念,具有多重文化意蕴。     

也谈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

文章全面考察了《何氏语林》所引《大唐新语》、《澹生堂藏书目》关于《大唐新语》的著录,今本《大唐新语》中所谓“伪文”以及“佚文”,指出吴冠文《关于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一文判定今本《大唐新语》为明人伪造的理由不能成立。吴文违背了“孤证不为定说”、“不隐匿反证”等学术规范,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论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

李卓吾批点过《西厢记》 ,但现存的李批《西厢》都是伪本。容与堂本乃叶昼所伪托。但叶昼的批点富有文学批评价值 ,特别是他的人物论在整个明代戏曲理论批评中比较突出。叶昼的批点在明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直到金圣叹出 ,他的批评才相形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