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式制度激励与非正式制度激励之间————国家治理的激励机制分析

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治理者是需要激励的群体。治理者作为掌握国家权力的群体,其行为被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种激励机制所驱动。比较而言,中国的国家治理者群体处在一种正式制度激励衰变而非正式制度激励效用增长的状态。这是中国治理者群体处于低绩效的治理窘境的主要原因。为此,将激励机制重新塑造为正式制度激励为主、非正式制度激励为辅的正常治理状况,就成为建构当代中国有效激励治理者积极作为机制的关键问题。而建构这一机制的前提,不是重建执政者所熟悉的道德化体制,而是要建构真正有利于激发治理者积极作为的法治化机制。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政府的制度安排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政府的关键与核心在于制度安排。基于政府事务区分、新制度主义观点和社会治理模式历史转型的不同视角,规约与激励政府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行为的制度安排可以表现为内部制度与外部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以及法律制度与道德制度。多角度、多层面地分析与阐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政府的制度安排的主要形式、动因、内容以及功能等问题,对于这一制度安排应当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环境感知、制度情境对生猪养殖户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的影响——以粪污无害化处理为例

基于210户生猪养殖户的调查数据,采用Binary Logistic模型,以粪污无害化处理为例,探讨了环境感知、制度情境对生猪养殖户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人口统计变量和经营特征变量的前提下,环境感知因素中养殖户生态意识、责任意识显著正向影响其粪污无害化处理行为;制度情境因素中养殖户参与技术培训次数、养殖补贴力度显著正向影响其粪污无害化处理行为,社会参照规范变量显著负向影响其粪污无害化处理行为。为此,政府应加大养殖户的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制定及落实促进养猪业健康发展的补贴政策和监督机制,鼓励养殖户实施粪污无害化处理行为,促进养猪业外部环境成本内部化和养猪业可持续发展。     

正式制度实施绩效与中国区域发展差距

制度经济学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证实了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协调度是决定正式制度绩效和制度动态稳定性系数大小的关键变量之一,从而决定着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水平。将中国正在进行的这场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看作一种“强制性变迁型正式制度”;通过考察东西部非正式制度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与正式制度安排的不同兼容性和不同的制度运行效率,可以看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区域发展差距日益增大。     

制度逻辑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效能

如何充分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效能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课题。以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理论视角来看,正式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顺利推进的法治保障,非正式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导向和道德支撑。只有二者有效的契合与互动,形成正式制度强制规范和非正式制度道德支撑的合力,才能有力推动我国新时期生态文明的建设。     

山东省肉羊养殖场(户)粪污环境友好型行为研究

肉羊养殖粪污环境友好型行为影响肉羊养殖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本文以山东省828位肉羊养殖场(户)为研究对象,实地调研肉羊养殖场(户)粪污资源化利用情况,构建多变量Probit模型,系统分析养殖场(户)粪污环境友好型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肥料化是最主要的粪污环境友好型处理方式,各类处理方式之间的选择具有相互替代或相互补充的关系;(2)直接废弃行为受年龄、学历、身份、心理认知和宣传力度的影响;肥料化受年龄、学历、是否从事种植业的影响;能源化受年龄、心理认知、风险偏好、补贴力度的影响;饲料化受养殖规模、政府补贴、政府处罚力度的影响;第三方利用受养殖规模、与科研院所技术交流和技术培训情况的影响。为促进肉羊粪污环境友好型行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全面普及环保知识,提升养殖场(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认知;加强交流学习,示范带动养殖场(户)粪污环境友好型行为;组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全面提升养殖场(户)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     

西部生态环境问题的制度安排分析

西部地区目前的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制度安排的缺陷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要改善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应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层面强化制度安排，加强政府主导型制度、市场制度及自发制度的协调与配合，充分发挥制度的激励功能和约束功能，以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     

非正式制度的层次和作用

非正式制度是影响农地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农地制度变迁中的非正式制度可以划分为价值观念层→习惯习俗惯例层→村规民约层三个层次。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非正式制度的层次越高，其规范性和约束力越强，个体行为的不确定性越低，制度运行的成本就越低。当非正式制度所导致的制度成本小于正式制度所带来的制度收益时，会发生有效制度变迁，否则相反。进一步地，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互相抵抗、冲突又彼此约束、补充，共同决定制度变迁的演变路径和均衡状态。非正式制度主要影响制度变迁的速度，非正式制度的层次越高，制度变迁达至稳定状态的速度就越快。由此，政府除了积极引导农民价值观念以及尊重和维护对改革有正向作用的习惯习俗惯例外，还可将村规民约作为改革的重要抓手。     

中国农地制度 70 年变革:以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为分析框架

审视中国农地制度 70 年的变革,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无疑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分析框架。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等不同发展阶段的农地制度,都可用两者的对抗、互溶以及转化,来加以讨论。 在农地制度的变革中,既有体制模式、发展战略、改革方式等正式制度因素,还有思想观念、意识形态、道德伦理、家庭传统、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它们共同作用于农地制度的延续与变革。     

非正式制度约束与舟山群岛新区制度创新

舟山群岛新区的建设发展离不开正式制度的创新,而事实上,正式制度的有效与否与非正式制度密切相关。非正式制度作为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较为一致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风俗习惯等,既能促进正式制度的实施,也能阻碍其变迁,降低正式制度实施绩效。为此,必须重视非正式制度的建设,发挥舟山海洋文化的积极方面,加强群岛新区文化建设,通过各种途径促进落后观念的转变,同时要重视制度创新的长期性和连续性,防止向传统回归。     

诚信、非正式制度与政府管制

整顿混乱的市场秩序,就是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它在理论上遇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困难局面,在实践上进入"管"与"不管"的两难境地。其原因是人们的思路局限于规范市场的正式制度安排,而忽视了规范市场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新的思路是,在完善正式制度安排的前提下,发挥非正式制度的社会经济稳定功能。完善正式制度的关键在于规范政府行为,树立政府信誉。非正式制度的核心是诚信机制的建立。     

企业文化与企业制度

企业文化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在与企业的正式制度协同作用于企业发展的同时,又表现出与企业正式制度变迁的不同步与不兼容。由于企业文化常常滞后于企业正式制度的变迁,使得企业正式制度的变迁受到一定的阻力,或表现为对所移植的某些正式制度具有排斥性。     

非正式制度与制度绩效———基于“地方性知识”的视角

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有四个主要视角:社会结构视角、社会心理视角、社会网络视角和社会文化视角。非正式制度是嵌入社会结构的地方性知识,它具有嵌入性和地方性两个特点。非正式制度是影响制度绩效的重要因素,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契合关系,以提高制度绩效。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冲突与融合——以河南省H镇的违规土葬为例

土葬这种传统习俗固有的一些行为方式与现代化社会的要求是相违背的,由于其在乡村社会已经根深蒂固,所以乡村民众依旧按照它的规范来行事,结果就造成了民众行为与国家法规的直接冲突。究其原因,人文空间是其内在因素,制度内卷化是其外在在因素,权力距离是其现实因素。要想使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由冲突走向融合就必须弱化传统习俗对正式制度的消极影响,发挥基层政权在制度落实中的积极作用,促进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转化。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湖北省资源环境制度研究

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不同的制度安排导致不同的经济绩效.在分析湖北省资源环境制度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提出湖北省"两型社会"建设应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三个方面入手构建资源环境制度体系.     

情景结构视角下居民低碳消费行为的非正式制度研究

在三类情境结构（规范性、非规范性和描述性情境）约束条件下,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影响着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和态度,共同形成对居民消费行为的激励或约束力量。非规范性情境结构下低碳消费行为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包括低碳价值观、生态伦理观、消费习俗和低碳社会规范。要促进居民低碳消费行为发展,可借鉴制度-情境-行为理论模型,从树立低碳消费价值观、确立低碳消费伦理、摒弃高碳消费习惯、营造低碳消费氛围等方面构建其非正式制度体系。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冲突与弥合——以食品标签制度为例

通过案例分析和实践调研,论述食品标签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边界与关系的总体呈现。显性的正式制度和隐性的非正式制度之间的边界并非一成不变,非正式制度可能向正式制度转化,前提是非正式制度必须充分基于本土文化特征。二者之间并非单纯的某一种关系存在,而是复杂关系的总体呈现。一方面,正式制度排斥了非正式制度,挤压了非正式制度实践的空间,冲击了地方性知识;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实践保护了小规模生产者,维系了地方性知识,构建了不同于主流制度信任的其他信任体系,弥补了正式制度不能实现的消费者期待。     

论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文化适应性——基于制度移植理论视角

中国新<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和实施实质上是正式制度的国际移植,它必须与以文化为主体的非正式制度实现协同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中国传统文化对有效实施新会计准则有显著不利影响,表现为不利于保持会计独立性、不能激励企业充分披露信息,阻碍会计职业能力的培养和降低会计监督的效果.因此,要保证会计准则的实施效果,必须注重以文化为依托的制度环境的配套性和适应性建设,注重非正式规则的完善和价值观的转变,从世界范围、国家范围和企业范围三个空间层次构建适应会计国际趋同的文化环境.     

制度环境与个体认知如何影响创业坚持？——一项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本研究区别于以往单一维度要素对创业坚持的影响研究，提出一个跨层次多要素联动模型，并以300份创业者数据为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探讨个体认知与制度环境2个维度6个条件对高创业坚持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高创业坚持的驱动机制分为5条等效路径，细分为个体认知主导型、制度环境主导型、个体—环境交叉作用型3种类型，其中个体—环境交叉作用型对创业坚持具有更大推动作用；成就需要是产生高创业坚持的必要条件，与其他因素联动作用影响创业坚持行为的发生。研究结论为创业者的有效创业投入和坚持行为提供启示，有助于政策制定者优化制度环境建设，助力新创企业成长。     

法律制度、社会信任与会计舞弊

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都会影响会计信息质量。鉴于作为正式制度之一的法律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一的社会信任对会计舞弊的影响,厘清二者是互补还是替代关系非常必要。研究发现,严格的法律制度和较高的社会信任,都能减少会计舞弊,且二者为互补关系。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在健全监管处罚法制环境的同时也要加强"诚实守信"道德建设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