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价值认知对农户参与农药包装回收受偿意愿的影响——基于安徽的证据

为保护农村环境、保障公众健康,农药包装回收成为重要举措.基于安徽省305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实证研究社会资本和价值认知对农户农药包装回收受偿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对农户参与农药包装回收的受偿意愿有正向影响;农户的社会价值认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有偿补贴条件下农户的参与意愿;农户参与农药包装回收的受偿意愿受到农户个体和家庭特征的影响,如年龄、收入对农药包装回收有正向影响,而劳动力数量则有负向影响.     

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纳入生态效益的农户补偿标准

生态补偿是实现环境保护的重要经济手段,而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是保障补偿政策可行和有效的关键。以水稻生产为例,在选择实验的设计中纳入了生态效益的考量,借助Multinomial Logit(MNL)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对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方案的受偿意愿,基于此测算了兼顾社会支出最小化原则和农户利益诉求的生态补偿标准。实证结果显示：（1）补偿金对农户耕地面源污染治理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激励作用。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标准为：化肥、农药分别减施1%的补偿标准是63.15元/公顷·年和49.65元/公顷·年;化肥农药施用量改善到国际平均水平和有机生产水平的补偿标准分别为7 544.40元/公顷·年和11 280.60元/公顷·年。（2）具有户主身份、年轻、受教育程度高、种植规模小、兼业化程度高、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效益认知程度高、偏好风险以及耕地面源污染治理政策措施了解程度高等特征的农户,更愿意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据此建议：将农户参与纳入耕地面源污染补偿政策制定环节,补偿标准核算应充分考虑农户经济损失和生态效益,借助各种现代媒体有针对性地向家庭中有话语权的农民进行环保宣传和教育。     

生计禀赋对农户参与农田保护补偿政策成效的影响——以成都311户乡村家庭为实证

以率先在全国探索农田保护经济补偿创新实践模式的成都市为实证,基于4个乡镇12个村311户乡村家庭的调查,运用典型相关模型从农户家庭生计禀赋差异的视角探索农户参与补偿政策成效,为定位参与补偿政策相对有效的农户类型及重点对象提供参考依据。研究表明：兼业经营户参与农田保护补偿政策成效评价表现最好(0.153 7),非农经营户评价值最低(0.120 4),而禀赋异质的农户家庭对于政策实施成效的感知状况不同。政策满意度是决定农田保护补偿政策实施成效的首要指标,农户的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对于感知政策满意度最为敏感;农业生产积极性是反映政策实施效果的另一指标,和农户的家庭物质资本禀赋有较大的关联。其中,家庭自然资本及物质资本正向影响农业经营户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影响兼业经营户感知政策效应的指标按重要程度依次是家庭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及物质资本;家庭金融资本与非农经营户的政策实施满意度相关,相关部门可根据农户家庭的生计禀赋状况采取相应对策。     

禽流感风险、多元化经营与中国养禽户家庭生计研究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禽流感的发生会对养禽户家庭生计造成严重负向冲击,而统计数据显示禽流感发生之后养禽户家禽收入显著下降,但家庭收入仍呈上升趋势。 基于农村固定观察点 2 520 个养禽户 2004—2012 年家禽养殖跟踪数据,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禽流感冲击下养禽户家庭生计变化,探讨禽流感、多元化经营与中国养禽农户家庭生计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禽流感的爆发确实对家禽养殖农户生计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多元化经营可以削弱禽流感对养禽户家庭经营收入的负向影响,且相比于种植业,养禽户更倾向于通过增加畜牧业投入和非农就业投入来避免禽流感造成的家庭经营收入波动。 我国现有禽流感补偿政策仅按照扑杀数量发放,为制定更为精准的扑杀补偿标准和灾后扶持政策,应关注禽流感对养禽户生计冲击的农户异质性,充分考虑养禽户多元化经营状况,扩大政策关注范围,正确引导农户进行兼业经营。     

农户分化下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及选择偏好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314个农户调研

基于农户的调查数据,用独立性T检验描述性分析农户退出选择偏好差异性,并采用Logit模型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受访者农民性别、家庭规模、家庭年总收入、农户脱离农业程度、家庭供养系数以及宅基地政策了解度等因素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是影响其退出意愿的主要因素。针对该结果提出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弱化土地保障作用、建立满足不同类型农户需求的多元化宅基地退出机制、建立合理的补偿标准及有偿使用制度等政策建议。     

欧盟农药包装废弃物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典型模式及其启示

基于协同治理视角和“协同驱力—协同结构—协同过程”分析框架，发现欧盟在农药包装废弃物治理实践中构建了“政府规制—行业协会主导”的多元共治机制。政府通过赋权增能，将公共服务职能向行业协会转移，行业协会联结多元主体建成农药包装废弃物协同治理体系；在契约机制约束下，参与主体职责边界清晰、紧密协作配合，促成社会及市场间的多方联动；依托资源的整合配置、行为的激励约束以及严格的全过程监管，重塑并优化协同系统。成员国因地制宜破解难题，形成了法国农业废弃物一体化管理、波兰“行业协会+规模农场”数智化运营、德国“农药分销商+规模农场”预收登记等典型模式。借鉴欧盟经验，从创新多元主体协同联动机制、提升小农户协同参与能力、健全协同治理制度、强化治理技术支撑、重塑主体文化认同等方面，探索建立农药包装废弃物治理长效机制。     

农户拆迁补偿政策偏好实证研究:基于选择实验法的分析

本文基于山东日照市的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和选择实验法分析农户对拆迁补偿政策的偏好及估值。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对实物安置房补偿方案具有较高偏好,其估值达39.8万元;农户对养老保险、分享集体经济收益和就业安置方案的估值分别为7.54、5.81和3.69万元;农户对政策透明性和公平性的感知价值为负值。研究认为,拆迁补偿应主要以产权置换为基础,将被拆迁户的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相结合,综合运用就业安置、提供养老保险、分享集体经济收益等政策保障被拆迁户的生存发展权,同时提高拆迁补偿政策的透明性和公平性,使拆迁补偿政策的福利效果最大化。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风险偏好的调节作用

本文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风险偏好对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促进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旧显著;从风险偏好调节作用模型分析发现,农户风险偏好抑制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金融资产占比、家庭金融资产规模的促进作用,强化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是否拥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在使用互联网的农户样本中,农户风险偏好对家庭是否拥有风险性金融资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即农户越偏好风险,越倾向于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依据农户风险偏好程度分组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效应具有风险偏好情景依赖特征。此外,按照地区划分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效应大小存在地区差异。     

基于CVM意愿调查的农业生态环境补偿研究——以甘肃静宁县为例

研究贫困地区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的补偿意愿,对培育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和生态脱贫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调查研究区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补偿的接受意愿(WTA)。研究结果发现: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有正确的感知认识,认知度也较高;研究区农户对公共产品(生态环境)存在"搭便车"现象;单边界二分式的农业生态环境补偿的平均WTA为61.604元/亩·年,双边界二分式的农业生态环境补偿的平均WTA为132.154元/亩·年,结果证明双边界二分式CVM模型评估结果更符合实际;生态补偿认知度、家庭劳动力数、家庭年纯收入、耕地面积、主要收入来源和生态补偿参与度是影响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补偿WTA的显著因素。     

农户参与宅基地退出的影响因素分析——以重庆市梁平县为例

利用在重庆市梁平县实地问卷调查所得的农户数据,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参与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户参与宅基地退出的意愿不高,参与程度偏低;而农户家庭需抚养的小孩数、拥有的宅基地数量、农户对农村宅基地退出政策的了解程度、是否支持农村宅基地退出改革、农户对参与退地收益的认知是影响宅基地退出的主要因素。提出了推动农户宅基地退出的3点建议:加大宣传力度,确保农户对政策充分理解的基础上,自主决策、积极参与;加大对农村宅基地退出配套设施的财政投入,制定合理和公平的补偿标准;充分考虑不同农户年龄和家庭的特征,由目前单一化的退地补偿方式向多元化转变,以满足不同农户的退地需求。     

农户参与岗位类生态补偿项目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生态补偿减贫的视角

研究以延庆区的44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为例,采用二值选择模型,研究生态因素和生计因素对农户参与岗位类生态补偿项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生产活动多、非农劳动多或者家庭规模大的农户均倾向于参与岗位类生态补偿项目;目前的岗位类生态补偿项目存在富裕户和贫困户收益不对等、对贫困户的识别和瞄准机制不完善、不能有效刺激贫困户就业等方面的问题。进而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注重农业生产在农村地区的基础性作用、加强项目实施前后的基础信息收集、注重项目的提质增效、对就业不充分的贫困户给予有效关照、做好涉农政策普及等。     

农户分化与农地经营权资本化选择

基于对湖南湘北地区218户农户的调查,构建3个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农户分化对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户分化对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意愿具有直接影响,农户水平分化和垂直分化程度越高,农户越愿意进行农地经营权资本化;农户垂直分化通过影响农户土地功能偏好进而对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意愿产生间接影响,农户垂直分化程度越高,越偏好土地的财产功能,进而越愿意进行农地经营权资本化;土地功能偏好在农户水平分化和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户主文化程度、家庭非农技能劳动力成员、土地集中度、村干部支持程度等因素对农户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移民搬迁区农户信贷需求及渠道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192个调查农户的实证分析

依据陕西省移民搬迁区192户农户的调研数据,构建双变量Probit模型,通过农户家庭基本情况、收入与支出状况、家庭经营特征、社会资本及金融知识等变量,实证分析影响移民搬迁区农户信贷需求及信贷渠道选择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搬迁区农户强烈的建房置业意愿明显诱发农户的信贷需求,提升农户正规金融渠道的选择偏向.农户收入水平、家庭规模、教育水平是影响农户金融需求的重要因素,而农户金融知识水平、社会资本和信贷用途对农户信贷渠道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     

影响农户参保农业保险决策的因素分析

采用辽宁省农村入户调查数据,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等方法,从微观层面实证研究农户农业保险参保决策及投保产量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业收入、农业灾害、耕地面积对农户农业保险参保决策及投保产量产生正向影响;农业生产性支出不影响农户参与农业保险的决策,但是影响农户投保产量的高低;农户风险偏好、负债与农户参保决策及投保产量均为负相关关系;家庭资产数值越高,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农户参与农业保险的概率越低,但是家庭资产对投保产量不产生影响;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接受新的规避农业风险的手段,这类农户越倾向于参与农业保险;除此之外,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满意程度也是投保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     

生计资本下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分析——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48个村的调查

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12个市（县、区）48个行政村137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累积比数Logisi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表征农户自身生计属性的5个变量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自然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负相关,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在控制变量中,文化程度、畜禽数量、家庭固定资产、房屋状况、家庭收入、资金资助和对周围人的信任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力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呈“倒U型”关系;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和亲戚数量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     

基于偏好异质性的家庭农场扶持政策研究——黄淮海平原570个粮食类农场的实证分析

依据黄淮海平原5省570个粮食类家庭农场的调研数据,运用选择实验法,在对家庭农场忽略的属性进行信息处理的基础上,借助混合Logit模型和潜在类别模型,分析家庭农场对不同扶持政策的偏好程度,以及不同偏好类型的家庭农场特征差异。结果发现：采用推断性属性非参与方法进行信息处理后的模型拟合效果最好;家庭农场更偏好农业补贴、信贷支持和技术支持,但其对政策传播渠道的偏好也不能忽视;面临相同的政策属性组合时,受教育水平高、经营规模合理和对扶持政策认知程度高的家庭农场利润率提升的可能性更大;家庭农场可划分为资金偏好型、知识与技术偏好型、土地流转偏好型和政策信息偏好型四种类型。应该基于偏好异质性制定家庭农场扶持政策,将扶持政策向家庭农场相对更为偏好的农业补贴、信贷支持和技术支持适当倾斜,并对农场主受教育水平高、经营规模合理和对扶持政策认知度高的家庭农场进行重点扶持。     

风险偏好如何影响农户“粮改饲”参与行为?——基于信贷的中介效应和风险感知的调节效应

“粮改饲”政策是优化农业结构、助推草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之一。运用实验经济学方法测度农户的风险偏好,依据农牧交错带1 479个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采用两阶段回归模型,系统剖析风险偏好对农户“粮改饲”参与行为的作用与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1)风险偏好显著促进了农户的“粮改饲”参与行为,农户风险偏好程度越高,参与“粮改饲”的可能性和规模越大;(2)风险偏好通过促进农户参与信贷而影响其“粮改饲”参与行为;(3)风险偏好对农户“粮改饲”参与行为的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风险感知情境依赖特征。据此,从重视全株青贮玉米技术培训、构建全株青贮玉米种植保险体系、增加信贷支持、加强全株青贮玉米种植风险信息宣传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种养业废弃物资源化循环利用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种养业废弃物资源化循环利用生态补偿有利于减轻种养业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推动区域整体发展、促进种植业和养殖业可持续协调发展。研究认为,应以重大生态建设工程项目的形式将项目区种养业废弃物资源化循环利用生态补偿机制视为整体进行构建;在框架设计方面,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作为补偿主体,以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作为补偿客体,以资金补偿、政策补偿、技术补偿以及智力补偿等作为补偿方式,科学确定补偿标准;在配套措施方面,应保证生态补偿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构建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和资金补偿措施,加强地方政府间横向协调,建立完善的绩效评估体系,实现生态补偿的代际分配。     

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及其发生动因的实证研究

农地流转对促进农业产业化、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都具有明显的正面效用,是我国农业产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以陕西省白水县3个村、西安市阎良区5个村和灞桥区4个村为研究实例,对235户样本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归纳和计量分析,深入探究了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特征及其发生的动因。研究结果认为：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以及选择怎样的路径流转,都是特定行为环境下所做出的主观抉择;户主年龄减50的绝对值、户主文化程度、家庭非农业收入、农户愿意种植面积和家庭承包土地面积之差的绝对值、流转政策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与否的关键因素。     

农户融资偏好及其成因研究——陕西、甘肃897份调查问卷分析

农户借贷资金的来源主要包括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两个渠道.通过对陕西、甘肃两省897户农户进行入户调查,结果表明:农户融资更偏好于非正规渠道,贷款程序的复杂程度、利率高低、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任水平、家庭文化等是导致农户不选择正规融资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