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的背后:两宋劝农制度的历史分析

宋代劝农之制起源颇早,其内容一是君王亲耕藉田,为天下率;二是通过各种途径向民众传递君王重视农事的信息,以达到劝勉诱导的目的.秦汉以后,随着帝制国家职能的不断理性化,劝农典礼日渐被纳入日常行政的范畴.至北宋,地方州县长官均以劝农使入衔,从此成为定制.每年春季二月出郊,作劝农文以劝诱农功,也成了地方长官的经常性职责.至宋代定型的劝农制度是中国传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政治文化在生产领域的一个典型表现,它对当时民众的社会行为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又为先进农业技术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制度平台.     

唐代刺史与文学

刺史群体是唐代文学创作的一支生力军。观察刺史与文学的关系,既要重视在任刺史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也要关注以刺史为中心的各种文学活动。唐代刺史群体创作了大量富有文学或历史价值的作品,丰富了唐代的文学宝库;唐代刺史的各种文学活动,在更大的范围产生了影响,促进当地的文学或文化事业的发展。研究唐代刺史与文学的关系,加深了我们对唐代的历史与社会风貌的认识,这也是研究唐代刺史与文学关系的历史价值所在。     

唐代刺史与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

唐代的刺史多由科举考试出身的文士担任,文人出刺州郡,不仅是朝野迁转的政治活动,也是文学传播的空间流动行为。因此,有着“文人”和“官员”的双重身份的刺史,与文学的关系可以从刺史在任上的创作,以及刺史对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两个方面考察。在刺史的选拔过程中,文学才能是朝廷考虑的要素之一,中央郎官与州郡刺史的交换任职也是唐代官员迁转的重要准则。刺史对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作用巨大,首先,刺史在行政过程中,具体地执行国家的文教政策,对地方士子的求学、仕进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直接的决定权。其次,有的刺史本身是成就斐然的文学家,当他们参与到州郡的文学活动时,吸引并凝聚了大批的文士,丰富了地方文坛。第三,作为最高长官的刺史,以诗文吟咏地方州郡的景观风物,宣传了州郡的名声,地域景观藉此完成了经典化、文学化的提升。在塑造地方文学生态的同时,刺史也成就了自身的政绩与文名。      

一曲昂扬的励志高歌——刘禹锡《秋词》赏析

【背景链接】刘禹锡．字梦得，是我国唐代著名的诗人。一生创作了大量诗篇。其作品《陋室铭》为人们所熟知。一生经历坎坷。因王叔文案被贬为连州刺史，又接连被贬为朗州刺史、和州通判。这首诗是刘禹锡被贬朗州后所作。     

唐代文人的交游活动及其文学影响

唐代文人的交游活动目的主要是为结识某一个人,而进行针对性比较强的干谒、行卷,以及为扩大人际关系、结识名人、提高名声而参与的各种唱和、宴会活动等.这些交游活动在中晚唐尤其盛行,并对他们的文学创作有重要影响,集中体现在丰富诗歌内容、改变创作风格、推动文学群体或文学流派形成等三个方面.     

论西汉刺史制度的产生及对郡国的监察

汉武帝时期建立的刺史制度是西汉监察制度的一大变化，它是在郡国并行背景下的新的选择。王国傅、相与诸侯王的矛盾是建立刺史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刺史监察郡国．不仅扩大了监察范围．也使西汉的监察制度化。刺史监察制对西汉基本结束郡国并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杜甫与柏茂琳交游考论——兼释证《览镜呈柏中丞》等诗题旨

永泰二年（766年）春末夏初,杜甫作客夔州,与当地主人柏茂琳有过交游,并写下《览镜呈柏中丞》、《陪柏中丞观宴将士二首》等诗作。仇兆鳌认为此等诗歌是杜公＂有望于中丞＂,朱东润先生则直接批判＂这实在不是诗而是乞丐口中的《莲花落》＂,从而认为＂诗人堕落成新兴军阀的帮闲＂。杜甫与柏茂琳交游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学者对此尚无研究。文章通过大量史料的整理,对上述交游作品的题旨详加释证,纠正过往谀颂之误,并以此为基础,考察了杜甫与柏茂琳交游之始末,这对了解杜甫寄食状态下的人格和创作有重要帮助。     

南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的意义

南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活动,不同于以往一般唐宋词人的诗酒唱和,而带有遗民词人隐居生活的特点。在这些活动中,他们自始至终地追求"遗民"人格形象的建构与彰显。这就使得他们彼此相互砥砺意志、提高词艺,形成了群体共同赞赏的遗民人格精神,并促成了群体认同的创作范式。     

李清照与宋代学士文化交游考

文人的交游活动与其文学创作密切相关。李清照是北宋著名的女词人，文化交游活动足足伴随了她的一生，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她的文学创作。在其广泛的文化交游活动中，李清照卓越的文学才华受到大学士晁补之、张耒等人的大力褒奖，并和同时代的很多学士都保持着持久而密切的联系。李清照文采的流布、诗名的拓展以及诗词的传播，其根本助力都离不开其广泛的文化交游活动。     

近世广东词人与旗人词人词学交游考论

近世时期,与广东词人有过词学交游的旗人词人至少有12位。教授后学、唱酬吟咏、为词集作序跋是他们交游的主要形式。与旗人词人的交游是近世广东词坛对外交游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世广东词坛词体创作的繁荣兴旺。考察和讨论这些交游活动,可以为比较细致地观察以及尽可能清晰地勾勒近世广东词史提供有益的帮助。     

《中兴间气集》谫论

《中兴闯气集》是唐代高仲武编选的唐诗选集。诗集选入的130多首诗歌是“安史之乱”后的作品,大致反映出那个时代诗坛的总体面貌。在选诗基调、诗歌分类、与《极玄集》的契合三个方面,《中兴间气集》表现出独有的价值。     

论朝鲜朝诗人白光勋诗歌的宗唐风韵

16世纪中叶后,朝鲜朝著名的“三唐诗人”——白光勋、崔庆昌、李达翻然改道而学唐,使得“宗唐”成为诗坛主流。白光勋的绝句具有盛唐风韵,尾联多散句单行,三四两句构成转合,他还善于借鉴盛唐诗人融情于景,言在意外的手法;其咏史绝句具有中、晚唐风味,内容取向上,类似中唐刘禹锡,着眼于现实,艺术手法上,类似李商隐,主意事,不主情景;其歌行在内容取向上,类似初唐歌行,大都写女子闺情、边塞、歌咏文人的高风亮节等。另外,其诗歌创作并不仅仅限于宗唐,其五言古诗具有魏晋风范;其歌行的体式特征类似南北朝及隋代的歌行,用韵上,则类似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的韵律特点。其诗歌存在模仿的弊病。     

诗话美学

纵论历代诗学,有一点非常突出,即一以贯之的人本主义传统。第一部诗论专著——六朝钟嵘《诗品》发展孔子“兴观群怨”说,奠定了“诗唯性情”的理论。唐代释皎然《诗式》,从精神境界谈艺术构思:“须至难、至险,始见佳句”。同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以风格立品,是自觉美学追求的开始。宋代欧阳修作《六一诗话》,探讨诗作如何“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开拓了审美深层次。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喻诗,注重诗人的修养,要求主题隐蔽“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后世研究陶、李、杜、韩、苏诸大家,更提出诗的人格精神。清末民初王国维综合神韵说、性灵说,创立“意境论”,把“真景物、真性情”作为有无意境的标识。     

评薛论道的散曲创作

薛论道是明代中期的散曲家,其散曲集《林石逸兴》存小令一千首,题材内容广泛,不仅描绘了军旅生活,而且反映出了明代中期的历史特征。在创作中,他有意识地以自己的豪放沉郁风格,做出改变当时曲坛创作状况的努力。对其创作成就,历来重视程度不够。对其作品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进行分析概括,公正地评价他在散曲发展史上的地位,可以引起研究界对其创作特征和创作成就的进一步研究。     

在形影神与身心意之间——苏轼之于陶渊明、白居易

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即苏轼自称“渊明形神似我,乐天心相似我”。其实此非东坡原文,乃后人转述,其讹盖始于宋人王直方。尽管并不准确,但走形未走神,道出了陶、白、苏三人之联系,其间脉络关系复杂。苏轼对待陶、白两位前贤的形、影、神、身、心等范畴,有承有变,有离有合。由形神之辨至身心之辨,成为玄学至宋学一大转关。从晋代陶渊明的形影神释,到唐代白居易的身心问答,再到宋代苏东坡的物我相忘,形成三位异代大诗人的心灵对话。首先,这种对话是通过向前代先贤追和的形式,建立起彼此互文的关系。其次,这种对话是立局、入局与破局的过程。立者高,入则套,破须巧。最后,这种对话也构筑起中国文人范式的三块重要基石,中国文人思想也随之经历了起、转、合的三个阶段。     

"六诗"之制与"兴诗"

"兴"是中国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该文综合分析了"兴"在先秦文献中使用的情况,并从<周礼>职掌"六诗之制"的"大师"一职设置的时间、职能,探讨其教授"六诗"的大致时间最早也应在春秋晚期.又从先秦其他文献对"六诗"各个概念的使用情况,探讨了"六诗"诸义项产生的先后次序,发现"六诗"之中,风、赋、比、雅、颂的使用时间均早于"兴"."兴也"最早见于战国帛书,"六诗"的称谓也仅见之于<周礼>,故"六诗"及"兴"诗概念的产生及应用大致应在战国中晚期,而<周礼>"大师"教授"六诗"的时间也应该在此稍前的一段时间.至秦汉之际,以"兴"说诗的现象开始较为多见,成为毛诗以"兴"解诗的前驱.     

范仲淹、苏轼、黄庭坚轶诗辑考--以方志文献为中心

万历《严州府志》、顺治《州志》载范仲淹《送邵炳赴召》《眉寿堂劝农》两首;乾隆《济源县志》载苏轼《题傅钦之草堂》其二、《重阳登灵山》两首,《河南通志》载苏轼《登啸台》一首,道光《吉水县志》载苏轼《龙济寺访友云禅师》、黄庭坚《寄南冈寺惟信大师》两首,《大明一统志》载黄庭坚《龙眠山》一首,嘉靖《长沙府志》载黄庭坚《古云山寺》一首,光绪《湖南通志》载黄庭坚《题灵岩》一首。十首诗皆不见于三人本集及《全宋诗》,可予辑补,并与作者生平相印证。     

论皎然《诗式》的两点局限

唐末诗僧皎然想给诗歌创作树立一个理想的艺术准则,于是创作了《诗式》,使之能“庶几有益于诗教”,能使“无天机者坐致天机”,但是《诗式》对谢灵运的诗歌评价与对唐代诗人的评价存在着明显的局限。     

从京都赋到田园诗--对诗赋文学创作传统的思考

中国古代文人创作源起楚汉辞赋,继兴魏晋五言诗歌,从而构成先唐以诗赋为中心的文学创作传统。在此长达数百年的诗赋文学创作形成时期,公元1世纪以班固为代表的赋家创制了“京都赋”文学系列、公元4世纪末以陶渊明为代表的诗人创制了“田园诗”文学系列,一被奉为赋体正宗,一被视作诗苑杰作,后世追摹仿效,奉为两座艺术高峰。而从京都赋到田园诗的变迁史迹看诗赋文学创作传统,又呈现出城市文学与乡村文学的差异,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物质背景和精神风貌,这启引我们对诗赋艺术价值作重新思考。     

?济北诗话?对宋学之受容新论

国内学界一致认为虎关师炼?济北诗话?受宋代理学影响较深,其以“适理”、“雅正”论诗就是典型例证。但作为一个佛学修养高深的禅僧,虎关从深层上更倾向于以禅学论诗;其论诗须“自得”“醇全之趣”实质就是禅宗发明本心之回响。虎关“适理”论中含蕴理学与禅学两种思想影子,更接近于融汇禅学、心学于一体的严羽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