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资本主义与劳动新异化

平台资本主义是以数字平台为核心、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形式在数字化时代的延伸，沿袭了资本对劳动力剥削的本质。从劳动的主要构成要素而言，平台资本通过对劳动方式的“数字化颠覆”、对劳动时间的“无规制量化”、对劳动空间的“全景式监控”、对劳动主体的“多层次剥削”、对劳动价值的“否定性重构”，引发了深刻的劳动新异化。劳动新异化是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在平台资本主义时期的延展，其实质不过是数字平台技术在平台资本增殖逻辑主导下的应用效应，对其研究依然遵循资本批判和工具理性批判的逻辑。从根源上来说，实现从“平台资本奴役”到“数字劳动解放”是对平台资本主义中劳动新异化的有效应对。     

资本逻辑的内在张力及其解放方案

资本逻辑及其批判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重要维度。世界历史进程内蕴世界市场的生成，世界市场的发展构成世界历史演进的基础，两者内在的时空辩证关系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时空维度中的总体存在状态，本质上指向资本逻辑的时空双重维度。资本通过世界市场使得其抽象统治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全面实现，在凸显资本主体性的同时消解和遮蔽了人的主体性，导致“个人受抽象统治”的异己性力量的生成。西方学者对资本逻辑的诊断呈现为回到“前现代性”、走向“后现代性”以及自反“现代性”等多样化的“现代性批判”思潮，但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逻辑的现代性危机。马克思在“解蔽”和“澄明”的双重进路中利用资本自身的内在否定性提出了辩证扬弃资本逻辑的科学解放方案。     

马克思论资本逻辑视域中的人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逻辑占统治地位,人处于被统治、被支配的地位,是资本增殖的工具。在价值增殖过程中,一维视角下整体的人,包括资本家和工人,因劳动异化和资本异化而沦为资本的奴隶;在价值流通领域,二维视角下资本家和工人成为买者与卖者,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使得资本家(买者)通过无偿占有工人(卖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实现了资本增殖;在价值分配领域,三维视角下,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三者之间的价值分配是按资分配和按土地分配,缺乏正义性和合理性;在价值生产领域,多维视角下分工体系中的人成了分工体系的一个个器官,通过协作和分工加速了资本增殖。要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必须推翻资本的统治,实现对资本逻辑的超越和生命逻辑的重建。     

《资本论》对资本逻辑的双重阐释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主题,是在把握资本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揭示资本逻辑的同时超越资本逻辑。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根据资本的生产资料属性和社会关系本质,把资本逻辑阐释为相互规定的两个层次：一是以利益关系生产和再生产为中心的增殖逻辑;一是以支配关系生产和再生产为中心的权力逻辑。资本在自我运动中通过攫取自然与统治自然、价值增殖与生命操控、价值实现与欲望支配,完成了对物质系统、社会系统以及欲望系统的吸纳,成为不断增殖的价值和不断扩张的权力。正是增殖逻辑和权力逻辑的相互促进,资本发展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绝对主体”,呈现为不断上升的“双螺旋结构”,并最终塑造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政治秩序和文明形态。资本逻辑所包括的文明性和自反性决定了其被扬弃和超越的命运,同时也呼唤着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文明形态。     

评学术界对马克思资本二重性的研究

马克思资本概念的本质是商品,在商品中包含着学者们所说的资本二重性的具体内容。能够增殖的资本只是马克思三种资本中的一种类型,学术界的失误在于把这种类型的资本普遍化为资本的唯一形式。马克思资本概念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奴隶制残余,当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现象;二是对资本和资本家强烈的憎恶感情,妨碍了他对资本认识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泛资本研究纲要

一、关于资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尽地论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运动规律以及它的本质，马克思说：““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劳动过程这种社会形式表现为资本通过劳动过程的生产力来更有利地剥削劳动过程的一种方法。”H‘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运动的本质是劳动过程的转化，资本增值的奥秘在于劳动创造价值。马克思同时也指出了劳动过程转化为资本运动的必然性，‘”资本的指挥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2）社会主义条件下有没有资…     

论技术在社会统治中的应用——基于马克思、马尔库塞和福柯的观点

技术是如何应用到社会统治之中的？马克思认为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的应用遵循资本逻辑,技术不仅取得资本形式,而且成为获取资本的手段统治活劳动;马尔库塞指出技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应用遵循单向度逻辑,成为新的统治形式,它在生产、消费、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单向运用,造就了极权社会;福柯认为技术应用遵循微观权力逻辑,他把知识与权力结合起来考察,规训权力技术和生命权力技术的应用造就了一个规训化社会.三位思想家关于技术在社会统治中的应用观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技术的社会功能及其本质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资本的逻辑批判及其发展：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逻辑及其批判性分析,科学地指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二重性”,即资本存在“物质文明面”与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第一推动力”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无限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困境;正因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地批判了资本逻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忽略资本要素在特定生产关系,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下的运行规律和历史局限性,只强调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而无法科学和全面认识资本的规律和属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强调既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防止陷入资本逻辑困境,又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注重资本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政党领导、人民主体性、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等出发,内在地规定了新时代资本的发展方向和目的,为新时代资本健康发展、避免传统“资本逻辑”及其困境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各类资本在建设现代化国家、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与做出重大贡献提供了新空间、新潜力和新机会。通过全面的比较分析,...     

马克思破解劳动与资本对立之谜的三维理路

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也是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马克思对劳动与资本对立之谜的破解体现为“三维理路”,即通过经济逻辑揭示资本增殖“交换关系之谜”的事实批判,通过政治逻辑呈现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现在受抽象统治”异化生存状态的价值批判,以及通过实现人的解放逻辑完成对劳动与资本对立历史性超越的哲学批判。三重批判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的真正统一,实现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的革命性变革。     

马克思眼中的资本本质与资本逻辑

马克思从资本的增殖本性出发揭示了资本从“物”到“关系”的深刻本质,而对资本“社会关系”本质的揭示也恰恰就是对资本逻辑的生成的起点的描述。资本逻辑是资本通过“关系”本质逐渐攀升到了社会统治地位时所生发出来的一种强制性的权利。但是,资本由于自身的内在矛盾同样是一个历史性的产物,因而资本逻辑也会随着资本内在矛盾的激化而逐渐趋于暗淡。     

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

教育扶贫的作用机制是指教育扶贫作为制度规范或措施以及相应的制度体系或结构对相关客体(贫困群体、贫困群体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产生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并随着时间的变化产生互动关系。教育扶贫在逻辑趋向上是在其理论愿景和现实图景映射下政策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亦是围绕“教育属性”和“贫困属性”两条主线形成教育扶贫切实可行的逻辑合力。教育扶贫作用机制的发挥需以聚合地方性和全球性力量为核心载体,以重塑“知识资本”为预设目标,以注重“文化自觉”为指引方向,以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为技术支撑。在新的历史时期,教育扶贫需要从优化战略定位、识别扶贫对象、保障资本投入、提升文化能力和助力全球减贫五个维度构建教育扶贫作用机制的新路径。     

关系范畴的厘定：理解《资本论》的钥匙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不仅站在关系的立场阐述了劳动范畴,而且从社会关系出发对经济学的重要范畴——商品和资本——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物性,而是在于以物的形式承载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资本也不是一种物,它也是一种关系,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且只能是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因此,从关系出发厘定劳动、商品和资本等几个重要范畴,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立足点,也是理解《资本论》的钥匙。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等教育重要论述的价值维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蕴含对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系统思考。其中,关于坚持党对高等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性任务和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重要论述,从价值维度层面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的 “价值方向” “价值旨归”和“价值评价”,充分体现高等教育“科学规律”和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辩证统一。分析和阐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等教育重要论述的价值维度,对于深刻理解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内在逻辑,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消费的对象性结构与意识形态

消费通常被理解为不同主体的物质交换，其出发点是主体的需求和劳动产品，其终端则是需求的满足和发展。然而，市场又不仅仅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也是一种足以激发出新的意识形态的社会环节。要理解消费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不能止步于对拜金主义的道德指控，而是要回到消费行为最初的主体性结构中。在消费的一般对象性结构中，主体既是购买者又是销售者。在交换中，商品作为具有有用性的物品，是意志和欲望投射的对象，契合了主体的需求。商品作为消费品，成为消费主体的有机或无机身体，实现了主体与对象的统一。在消费社会，由于一般等价物和商业的中介作用，作为劳动对象的商品与劳动主体相对立。等价原则的普遍化形成了资本逻辑，使得商品成了确认社会身份的符号载体，进而形成了个体化表象的生存经验。     

牧区草场“三权分置”内涵、目标及改革重点——基于《资本论》土地所有权理论

牧区草场因其特殊性,实行“三权分置”不能完全照搬农地经验。基于《资本论》的土地所有权理论,运用从具体到抽象的分析方法,在分析我国牧区草场资源特性的基础上,探讨与之匹配的牧区草场“三权分置”制度安排形式,阐述我国牧区草场“三权分置”从法律权属关系上的草场产权权利分解到所有制基础上的产权关系、再到其特有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三个层级内涵,指出了其超越交换价值追求的多重目标导向,包括以草场要素市场化带动畜牧业现代化、实现牧区草场效益共创共享的持续性、保障牧民根本利益基础上的经济社会转型等,提出要以明晰集体所有权、牧民承包权、资本所有者经营权三权边界作为改革重点来提升牧区草场“三权分置”制度绩效的改革思路。     

从《启蒙辩证法》的批判逻辑看技术恐惧

技术恐惧是现代技术治理的重要内容，关系到科技社会的和谐、健康和持续发展。从启蒙的辩证发展来看，技术恐惧渊源已久并具有内在必然性。《启蒙辩证法》把摆脱恐惧、成就主体性作为其启蒙批判的中心线索。启蒙的辩证发展蕴涵着恐惧的演变逻辑，从自然恐惧到技术恐惧，既是启蒙的必然结果也是启蒙辩证法的生动体现:启蒙精神在使人类摆脱自然恐惧之后陷入技术恐惧，消除神话的同时编织了技术神话，在自然面前彰显的主体性沦为技术的附庸，创造技术帝国把人类导入新野蛮时代。技术恐惧治理需要改变传统启蒙理念下工具理性的技术定位和资本逻辑锁定的技术创新路线，需要再启蒙。不同于传统启蒙精神，其目的不是要根除技术恐惧，而是要正确看待技术恐惧现象，学会在恐惧中前行。     

论资本逻辑对人的主体性发展的辩证影响——基于马克思资本批判的视角

资本逻辑是指资本通过生产追逐剩余价值,谋求自我增值的逻辑。人的主体性是指人作为活动主体的质的规定性,是在与客体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人的自觉、自主、能动和创造的特征。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资本无限度地追逐大规模生产、最高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在资本全球化的现代社会,资本逻辑成为一种"普照的光",它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提高人的自主创造性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但同时也是人的主体性发展的内在障碍之一。必须合理利用资本,促进人的主体性发展。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践行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包含着基础理论、现实需求、实践路径三个维度,本文从这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展开论述。马克思提出了“现实的个人”的核心概念,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起点和前提,现实的人和物的关系进入了马克思考察的范围之内。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为唯物史观,“实践”这一观点获得了其思想中统领和核心的地位,通过实践的视角和方法,在处理人与人、社会、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过程中发挥了连接现实的力量。恩格斯则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具体阐释和方法总结为自然辩证法,通过对人类历史实践的具体考察,揭示出人与自然之间复杂关系的发展历程,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生态哲学尤其关注现实社会及其产生的生态危机,强调将剖析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中,探寻生态危机所产生的表象问题背后的根源在于资本逻辑。伴随着资本的产生和不断发展,一方面带来了生产力和社会的巨大发展和进步,一方面形成的资本逻辑不断作用于人、社会以及自然界,通过支配和利用不同形式的自然力进而控制和影响自然界。资本首先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并在效用性这一根本原则上对待自然界,造成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异化。其次资本遵循无限增值的定律,自然界的资源被无限地投入资本生产中,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最后资本对活劳动即劳动者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今中国社会也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新时期,矛盾又有着特殊的表现形式,为切实有效地解决所出现的问题,本文从三个方面尝试提出解决方案。一是实现“生态人”的转变,构建人的新型存在形式,克服资本逻辑对个人的消极影响,通过改变个人的经济行为和生活方式,使个人重新回归自身,实现自由发展。二是实施生态文明新举措,改善生态环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采取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政策措施与法规,将会切实有效地改善当前的生态危机。三是通过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生态文明的新发展,面向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需要我们从人类社会与文明发展的大局出发,统筹考虑,需要各国各地区认清事实,通力合作。     

文本视阈下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研究——对绿色发展理念的理论和现实观照

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基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强调自然对人的主体作用和人对自然的能动性及主客体统一,反对无限制攫取自然资源的资本主义形式的人类中心论,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工人劳动天性的压迫,揭示了资本逻辑使自然全面资本化、异化的事实,表达了对无产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人民立场,并对“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共产主义相统一”的理想社会形态进行了合理预设。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对新时代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从理论角度出发,通过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自然先在理论”;通过促进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相统一,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辩证统一理论”;从实践角度出发,通过发展“资源节约型”的循环经济,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物质变换理论”;通过创新绿色生产的新发展模式,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劳动中介理论”;通过倡导低碳、绿色的新生活方式,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价值矛盾理论”;从价值角度出发,通过彰显绿色发展的人民价值旨归,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人民主体理论”。     

双重理性视阈下近代中国嬗变轨迹与逻辑理路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以“格物”“致知”等形式生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格物”可理解为追求工具理性的昌明,“致知”可理解为促使价值理性进入澄明状态。到近代,仁人志士们发起的救亡图存运动中,他们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多有误读甚至忽略,致使相关变革不够彻底或是失败。基于此,通过深度剖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逻辑,在深刻总结近代中国发展过程中4个典型历史事件基础上,运用历史分析法、逻辑归纳法、分析比较法等,揭示了近代中国走向进步的嬗变轨迹与逻辑理路。研究认为,这一理想化的逻辑理路可作如下表述:一方面,通过工具理性的“格物”,人们可以发现“致良知”和“致真知”等四大领域的价值理性;另一方面,四大领域的价值理性一旦进入澄明状态,又能够驱动社会发展的“六驾马车”向前发展。对照上述逻辑理路,洋务运动遭遇了双重“水土不服”,仅仅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半架马车”;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遭遇另外两种“水土不服”,是“无根”的事业。相比之下,陈独秀发起了新文化运动,请出“赛先生”和“德先生”,在重拾传统智慧的基础上,为中国社会进步开启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