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系偏向的情感整合：转型期农村三代家庭生活实践的新趋向

随着现代化转型的深入，农村家庭的伦理和功能整合已经不足以呈现家庭转型的丰富面向。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农村三代家庭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出现了母系偏向的家庭整合样态，其特征表现为日常互动的母系偏向、资源整合的母系偏重和儿童抚育的母女合作。在母系偏向的整合实践中，少子家庭下的情感合法性支撑构成了整合空间，家庭利益需求下的情感策略作为整合动力，权变结构下年轻女性的情感资源成为整合优势，凸显出偏向母系家庭的情感整合样态和家庭秩序。情感整合的出现说明情感结构足以成为影响家庭样态的前台力量，中国家庭开始从父子一体转向亲子一体，家庭功能实现的情感权重显化，并且在双系互动中由于情感资源的优势，女系开始隐性崛起。由此表明，家庭的情感化和亲密化是理解家庭现代化转型实践的又一重要面向。     

从伦理的视角谈现代婆媳关系问题

婆媳关系在现代中国社会已经实现了根本转型,由传统的"婆强媳弱"到现在的基本平等,甚至在一些家庭中还出现了"婆弱媳强"的局面。这种婆媳关系的转型和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分不开,其中的伦理变革就是一个重要因素。在现代社会中,孝伦理出现了衰落,传统的共同体伦理转变为现代的个体伦理,资本伦理也不断地冲击着传统婆媳关系,这一切都导致传统婆媳关系的完结。这种转型整体上是进步的,但也出现某些失衡,婆媳之间仍然"战争"不断。在当前解决这一难题,重建社会主义新型婆媳关系伦理是必可不少的。这种新型伦理要求婆媳之间要懂得宽容、尊重,婆媳都要具备责任意识。     

父代责任伦理调适与家庭养老法制优化

家庭责任伦理是指导农民代际互动行为的价值规范,父代是接力行为的行动主体也是子代反馈行为的评价主体,父代责任伦理影响农民家庭代际关系与养老秩序。城镇化背景下父代责任伦理进行了适应性调适,低龄父代延长资源积累时间,高龄父代克制消费需求,父代接力行为扩张。孝道话语在父代责任伦理调适下发生变动,孝道履责主体多元、孝道标准下降、孝道约束力弱化,父代为子代的反馈行为减负。为重塑农民家庭养老秩序,家庭养老法制融合孝道建构起有利于父代的保护话语,然而家庭养老法制保障力度加强却未同步改善农民家庭养老秩序,应然法律话语与实然孝道话语的分离是理解这一悖论的关键。家庭养老法制要立足于父代责任伦理的调适以及孝道话语的变迁,以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和父代主体意识为原则优化家庭养老法律。     

功能性家庭：农民家庭现代性适应的实践形态

现代性进村推动了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型,重构了家庭再生产过程的资源配置逻辑、权力互动方式和价值实现路径。农民家庭的内部动员和资源凝聚回应了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发展性目标。家庭功能在“恩往下流”的资源配置模式中强化,形成家庭功能对家庭政治与家庭伦理的吸纳效应。因此,现代性压力激活了家庭的功能之维,重构了家庭运行的基本动力,塑造了转型家庭的实践形态——功能性家庭。基于“功能——结构——伦理”的配置,功能性家庭揭示了家庭转型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因素的复杂关联,展现了中国家庭制度的弹性,推动了农民家庭的转型。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居家养老模式转型的实践逻辑

采用家庭主位理论视角,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居家养老模式转型置于具体社会情境和特定家庭结构中,系统性考察其实践样态和嬗变逻辑。首先,自力养老的社会基础消解,伴随着农民集中居住后"村落的终结",自力养老模式也因失去"基于代际分工的半工半耕"型小农经济与基于传统村落散居型庭院经济等社会物质基础而难以维继;其次,代际关系的嬗变与均衡,作为自力养老消解后的应对策略,经济反哺与隔代抚育成为代际关系嬗变与均衡的基本方式;最后,个体家庭的崛起与居家养老模式的多元化转型,随着个体家庭时代的到来,传统村落共同体"一户多家"的家户结构呈现多元化转型,而从生成动力角度而言,居家养老模式转型的动力正是老年人追求个体化家庭居住结构与代际关系再均衡的内在张力,因此,依据居住结构—代际关系两个维度,将转型中农村居家养老模式划分为独居共灶型、独居分灶型、共居抚育型和共居轮养型四种实践类型。     

农村家庭父代在家庭现代性转型中的作用研究——基于王山村的个案调查

现代性转型推动了农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变,激活了农村家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也促进了家庭本身的现代性转型。文章对王山村三代直系家庭进行调查,研究农村家庭父代在家庭现代性转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农村家庭现代性转型是建立在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基础上,父代在家庭发展目标激励下主动调适,直接参与家庭资源配置、权力让渡和家庭伦理的构建。扩大化家庭再生产强化了家庭功能,为转型提供动力支持;重构代际关系为转型汇集凝聚力;家庭优先发展为转型提供伦理支撑。     

论伦理人类学视域下的儒家伦理及其现代合理性

儒家伦理存在普适性和特殊性的论争所隐藏的意义是儒家伦理具有丰富多彩的样态。以伦理人类学为视角并通过"意义—实践"、"理一—分殊"的文化意义考察表明,儒家伦理之所以成为伦理传统是中国伦理型文化的必然,儒家伦理的合理性的解释力和价值只有在文化形态之中才具有可信性,儒家伦理只有在文化形态中才能展现其现代合理性,才能推动社会发展。     

孝慈精神对现代家庭伦理的重要意义

孝与慈是传统家庭伦理的基本规范,而支撑这种基本规范的是孝慈精神。孝慈精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养育的、调节家庭长辈与晚辈之间利益关系的价值理念,即长辈应关心爱护晚辈以尽慈道、晚辈应敬爱长辈以尽孝道的思想意识。孝慈精神对于构建现代家庭伦理具有三重意义：一是家庭纵向伦理关系的内在需求;二是现代家庭功能实现的伦理保证;三是构建现代家庭伦理的重要资源。     

孝慈精神与现代家庭伦理的建构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富含“孝慈”精神，重视父慈子孝。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经历了痛苦的历史转型。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更是从政治上、制度上、经济上推动了新型家庭伦理的建设。文化大革命严重地冲击了传统家庭伦理，而改革开放后对经济因素的强调也同样在传统与现代家庭伦理之间形成碰撞与冲突。在今天的家庭伦理的建构中，传统的“孝慈”精神应当成为有益的思想资源，做出新的贡献。     

农村家庭"孝"伦理的重构

当前农村家庭伦理出现了程度不同的问题,首先是孝道伦理.从家庭内部的视角来看因为现代农民已经不再具备传统农民代际间互惠观念,年轻一代农民的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变迁.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孝伦理文化教养的缺失.本文立足于在继承、总结吸收中国传统孝道精华和当代新农村典型实际以及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探讨当代农村家庭伦理重构,以推动和促进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文明建设.     

代际责任视角下农村早婚形成机制及脆弱性研究——基于黔东农村的田野调查

我国主流婚姻模式虽然已转型为晚婚,但是在部分农村地区仍然持续存在早婚现象。基于黔东农村的实证研究发现,父代的低度代际责任是当地农村青年早婚不断涌现的主要原因,它在婚恋方式、生育观念和婚姻决策等方面都影响着早婚的产生。养育责任中的底线逻辑导致家庭规训的缺位,从而助长了青年自由恋爱的过早发生。教育责任中顺其自然的观念延缓了生育观念的现代转型,早孕倒逼结婚成为地方性知识。婚姻责任中的有限资源支持削弱了父代对子代婚姻的经济宰制,进一步强化婚姻决策的自主性。值得警惕的是,由于缺乏联结家庭生活的强整合与牢固的家庭情感,大部分早婚家庭难以长久维持下去,最后往往以成婚不成家而宣告结束。     

民间传统文化与农民道德建设——以黄山市为例

民间传统文化是构建农民道德素质极其重要的社会因素。黄山市的民间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和生态伦理资源。从结合民间传统文化进行农民思想道德建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入手,探寻了在农民道德建设中充分发挥民间传统文化之作用的对策和建议。     

新家庭主义与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

现代性进村推动了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变,为农民家庭带来更大压力的同时激活了农民家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促进了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并塑造出“新家庭主义”的伦理观念。“新家庭主义”在农民日常生活中主要体现为代际合作的伦理实践。代际合作是乡村社会转型期农民家庭资源积累和压力应对的重要方式。由于村庄社会结构和市场区位条件的差异,不同区域农民家庭的代际互动方式和代际合力强弱具有较大差异,从而赋予新家庭主义以丰富的实践内涵。可见,新家庭主义不仅是传统家庭主义的延续,而且在家庭现代化压力的滋养下呈现出复杂的区域类型。新家庭主义的区域类型与经验定位有助于丰富对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性质的认识,它不仅为学界关于中国家庭变迁的争论提供了富有包容性的理论视野,而且为家庭政策的精准施行奠定了基础。     

新时期农村家庭伦理观念透视——以农民主体性为视角的考察

新时期以来,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等外部环境的改变,农民的主体性有了极大的提升,促使其家庭伦理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家庭本位走向个人本位,从父权制、夫权制走向平权制,从传统伦理观念走向现代伦理观念等。但是,在主体性强势崛起的过程中,由于诸多主客观原因,农民未能很好地处理义与利、理与欲、主体与情感之间的关系,导致农民的主体性走向了扭曲、沦陷和旁落,致使其形成的家庭伦理观念也出现了很多偏差。因此,未来在构建新型家庭伦理观念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继续提高农民的主体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引导农民正确处理价值原则与价值承担之间的关系,使主体性的提升与欲望、情感的满足处于平衡的状态。     

家庭城市化单元的代际互动与理性秩序

“家庭城市化”是中国城市化的基础社会单元,家庭在城乡社会转型中的结构、目标、秩序等发生多维裂变重组,城乡之间的“进”“退”表征在家庭内部代际间不断展演。研究以城市化中极具转型张力的拆迁家庭为个案经验,通过对其代际关系的切入分析,发现父代在地利显化中主导了家庭资源配置权,而子代则在“社—家”双重结构性关系中形塑了弱主体性。家庭城市化单元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中分化为三种代际互动模式：代际冲突型、代际均衡型和代际博弈型,而代际关系则在共同的家庭发展目标中实践了“三代一体”的团结型代际妥协。家庭城市化单元理性秩序的形成,其背后是个体、家庭之于宏观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下的策略选择。     

农村家长陪读：策略选择与生成逻辑

基于田野调查的定性研究，从家庭转型视角切入分析农村家长陪读的策略与逻辑。在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农民家庭通过教育投入促进家庭发展，进城陪读成为重要的方式。在陪读实践中，家庭能动地调整资源配置方式，不同资源禀赋的家庭对教育的回应，形成差异化的陪读策略。研究发现，陪读是家庭转型与教育环境变迁共同推动的结果。随着家庭转型的推进，发展型家庭目标成为农村家庭的核心关注。在家庭发展压力增大的背景下，作为发展型目标之一的教育目标成为家庭目标的核心内容，指向家庭的发展可能。与此同时，农民家庭越来越多地感知到教育环境变迁带来的结构性压力。上述两方面原因构成农村家庭陪读的动力与拉力，使得陪读成为实现家庭发展进而完成阶层流动的重要方式。通过教育的家庭发展避免了家庭资源过度耗散，却也导致了资源分配不均形成的家庭发展张力。     

农村代际关系情感化 ——基于城郊农村的调查

在社会转型期,农村代际关系逐渐呈现情感化趋势.通过对城郊农村代际关系进行田野考察,在三代视域中分析农村代际关系的变迁及其互动逻辑.结果表明:城郊农村子代与父代的关系表现为交往型代际关系,即以"资源投入-情感反馈"为核心的互动模式,并具有子代依附性、代际互动日常性与互惠性、价值整合性特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打工经济的兴起、计划生育后家庭结构少子化趋势、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城郊家庭"一城一乡"居住格局,共同构成交往型代际关系的社会基础.在交往型代际关系中,父代与子代形成多元互动策略,通过教养分离、亲密关系建构和互动均衡维持家庭代际关系的总体平衡.交往型代际关系是父代与子代共同调整的结果,具有高度情感性特征,有利于子代发展和家庭关系和谐.基于此,建议重新审视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及其平衡过程,以此理解社会转型中的家庭变迁.     

主体性视角下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推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行动指南,为新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农村社区是新时期深入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实践抓手和重要阵地。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变迁属于政府主导的规划型变迁,村庄集聚提升和农民集中居住导致文化空间“脱嵌”,传统村落文化模式及其再生产机制难以为继;生活方式市民化转型引发多元化、个性化文化诉求,与供给侧“文化输血”单一模式形成结构性矛盾;长期处于文化供需结构失衡将诱发社区文化主体性阙如并导致文化秩序重建困境。采用文化主体性理论视角,构建“空间-主体-要素-机制”四位一体分析框架,并基于J省N市的实证经验,阐释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新时期深入实施文化强国和文化振兴战略进程中,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主体性重建,一方面,要聚焦“农转居”后不同文化主体的多元化诉求,有效激活红色文化、乡贤文化、孝道文化、睦邻文化等内生要素禀赋,尤其要充分挖掘传统优秀文化要素和红色文化资源的多元价值;另一方面,要创新市场化、社会化、自治化等机制协同重建模式,实现经济回报、精神褒奖、情感慰藉、价值追求等多重文化秩序重建效用最优化。     

家庭伦理近现代转型下的孝慈精神之嬗变

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被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此进程中,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也开始了艰难的近现代转型。家庭伦理近现代转型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三个阶段均具有自己特殊的背景和特点。在各历史阶段,孝慈精神都始终未能摆脱被批判、被摒弃的命运。事实上,孝慈精神植根于血缘亲情,具有人类生活的普遍性,既适用于传统社会,也有用于现代社会,理应在批判继承的前提下成为构建现代家庭伦理的有益资源。     

农户贫困代际传递阻断研究——基于家庭发展能力的视角

目前我国部分贫困人群正从暂时性贫困转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困,这将影响社会公平、稳定和发展。提升贫困家庭的发展能力,是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方式。基于CFPS数据库,构建了父代和子代成人数据库,分析了父代家庭发展能力对子代经济收入的影响。文中将家庭发展能力分为家庭策略、家庭功能和家庭禀赋三个维度。发现全国家庭的发展能力存在区域性差异,经济收入也仍然是当前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子代的经济收入从依赖父代家庭的强关系网络转向依赖家庭外社会网络,从依赖家庭代际财富转移到依赖社会就业实现发展;父代家庭从业的多元化和公共服务的更易获得也会提高子代的经济收入。应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减少人力资本流动的障碍、指导建立和睦的亲邻关系,从各方面积极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