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处写作的诗意守候——论新时期汪曾祺的“日常生活”叙事

摘要：“日常生活”叙事是对个体日常经验的想象性表达。作为百年“日常生活”叙事发展中的个案,汪曾祺偏安于自己地域性的“日常生活”的玩味,赋予“日常生活”诗意的表达。一方面重接了现代文学中“日常生活”叙事传统,另一方面,这种行走在文学主流写作的边缘处的独特叙事法则,使其在新时期文学写作中显出一种“另类”的姿态：在边缘处守候诗意的存在。     

“最后一个中国古典抒情诗人”──再论汪曾祺散文

汪曾祺散文是文化转型期文人传统复活与转化的精神与艺术的标本。从作家与现实的关系看,汪曾祺所持的是“边缘化”立场;同时汪曾祺还以他的创造让我们重温了审美化的入生之勉力,他以文人的精致雅趣关怀去掉了日常生活的粗鄙,代之以诗意和书卷气。汪曾祺散文的意义不仅表明了以汉语为母语的写作和传统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而且展示了以汉语写作的永恒魅力。     

汪曾祺小说人物塑造的民间情怀

汪曾祺笔下展示的多是普通人物的日常生活图景,他以民间的情怀和审美的目光,从一系列小人物身上发掘出诗意和美,这些美包括人情美、人性美、生命美和传奇美。对于知识分子和政治官员,汪曾祺则要么敬而远之,要么讽刺挖苦,完全不似对普通人物那样充满温情。     

"傻子"的界限——评《尘埃落定》

《尘埃落定》中“傻子”这一非常态人物形象及视角昭示着当代作家的文本自觉,也带来了当代小说叙事方式、叙事视角的转变。但是,“傻子”主题和叙事视角既可以与作家的创作倾向、创作追求、创作风格相契合,也会导致创作的随意性。对比班吉与土司二少爷,可以说明“傻子”视角的独特性和文学创作的严肃性。     

启蒙现代性之尴尬——与《五四遗事》有关的遗事

张爱玲的小说《五四遗事》写了两对五四青年追求高雅的爱情而最终落入世俗的故事。《五四遗事》是关于启蒙现代性的命运的叙事。启蒙现代性不仅为中国知识分子酿造了“启蒙”和“救亡”的国家意志,而且还构想出一种“伟大爱情”的神话,作为元叙事来教化和改造中国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作为宿命论者的张爱玲,清楚地意识到了启蒙现代性的尴尬;她既拒绝审美救世主义者用诗意来超越日常生活,也无法像鲁迅那样以社会革命论的态度来对待日常生活。     

后现代哲学的“诗意”风格：增补、异域、游牧——从庄子与后现代的会通角度看

西方当代哲学所谓的转向和“终结”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哲学“叙事方式”的“超越”。尤其在“科技理性”一统天下时,以逻辑、理性为主宰的“僵硬”叙事风格遮蔽、阻碍了哲学所固有的创造性,而哲学本应该是充满诗意的“创造”。后现代哲学的转向的特征之一就是将诗意重新赋予哲学,让哲学在诗意中重新呈现出来,此“诗意”风格与中国哲人庄子有着贯通之处。     

论"人生的艺术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人生的艺术化”旨在高扬人生,提升人生,从而走向诗意人生;“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力促艺术走下圣坛,归融人间,从而普及精神关照。二者虽在具体时空上各具特色,但带终极关怀色彩的人本精神使它们在宏大历史进程中均有其存在的完全合理性。我们同时思考“人生的艺术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源于我们对理想美和现实美的双重呼唤。     

从日常生活叙事看《红楼梦》对张爱玲创作的影响

《红楼梦》取材于日常生活,摹写“家庭闺阁中一饮一食”和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成就了一部旷世经典。《红楼梦》这一日常生活叙事传统,到了新文学时期被削弱,张爱玲却得此真传,把笔触伸向沪港市民的日常生活领域,展现了普通人的真切悲欢和复杂人性。不过张爱玲的日常叙事法则和《红楼梦》又不尽相同,《红楼梦》对日常生活的叙述充满艺术和诗意色彩,而张爱玲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则阴暗悒郁,强化了其作品的悲剧风格。     

上海的芯子:日常生活的恒久性--王安忆上海小说主题一解

王安忆的小说对日常生活叙事进行了新的开掘及价值发现。"上海的芯子"的内涵———日常生活的恒久性是王安忆上海小说的灵魂。王安忆艺术地呈现了这种日常生活的永恒意味具有个人性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同时也以人文态度发现日常生活的诗意,显示了作家在日常生活叙事背后的精神向度。     

论汪曾祺小说叙事话语的多样性

汪曾祺小说中,叙事话语的多样性是一个突出的文本现象。具体而言,在其小说中,叙述者通常会与读者以及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对话,甚至跳出作品,对作品中的人与事乃至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平进行评价,使得小说的叙事话语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其叙事话语中既有叙述者与读者的对话,也有以大量补白形式出现的说明文字,还有作者的插入语交代其写作动机与构思过程,等等。汪曾祺小说中叙事话语的多样性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进行“对话”与“共情”的重要方式,也赋予了小说文本极大的开放性。     

乐之境--王阳明"乐"思想研究

王阳明是明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也是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他的“乐”思想是其心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心灵经历艰苦磨练的亲悟。本文认为王阳明所说之“乐”是本体、工夫和境界的同一,是人的基点、人的追求和人的归宿的同一。王阳明的“乐”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使我们可以更好地反思生命的存在与本质,更好地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心灵的恬静与和乐。     

小皮匠的突围——对王安忆新作《骄傲的皮匠》的阐释

在社会与文化结构转型期，王安忆曾用系列作品营造出非宏大叙事背景下上海的民间生活与价值体系，但是这个体系在作家追求精神向度，实现创作理想的过程中却产生了疑问与危机。王安忆在近期的小说创作中，努力从乡土与城市二元叙事的空间中突围，并最终在新作《骄傲的皮匠》中，以对来自乡土的小皮匠在上海城市生活中日常体验的书写，达成本真的生活与伦理法则与城市现代性进程的谐调。     

王安忆长篇小说《上种红菱下种藕》的叙述视角

本文用叙事学的理论,评论王安忆的小说<上种红菱下种藕>.认为这篇小说采用了照像式的叙述视角,客观真实.淡化情节,注意表现原生态的生活,并体现了现实性与诗性的结合.     

乌托邦意识形态下的“成长”真相——有关王安忆《启蒙时代》

《启蒙时代》从叙述内质来看，是以文学的方式揭秘一代人的心灵成长历程，王安忆“文革”思想的历史叙述是在建构一种时代启蒙、一种人生意义上的启蒙，这才是时代启蒙的“成长”真相。     

正名的困境及其超越:论《黄金时代》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揭示了一个特殊时代的"人"的困境,但困境背后深隐着文化、政治、道德、性别关系等诸多问题,问题聚焦于陈清扬和王二这对男女的"性事",对此的命名、评判和惩罚使"性"成为诸般观念和力量博弈的战场。作者以"黑色幽默"的叙事风格描述了处于劣势的当事人如何以理性清明的坚定信念和狂欢化的游戏策略,逆转了无端受虐的人生颓势,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个人的自我救赎,因之,《黄金时代》在"文学是人学"的层面展现了王小波的雄心和抱负,也在此高度呈现了这部经典的价值。     

汪曾祺小说"空白"的叙事学阐释

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的小说空灵、淡远 ,留有大量“空白”。这些“空白”主要存在于叙述语式和叙述结构这两个叙述层面上 ,表现为推理的不完全叙述、序列的不完全叙述、情节的不完全叙述、故事的不完全叙述和结构的不完全叙述。“空白”的创造过程也就是语境的创设过程 ,语境对“空白”起着阐释和制约的作用     

直面现实可能性的虚构——王安忆《遍地枭雄》叙事情境的另一种解读

王安忆《遍地枭雄》在直面现实可能性的虚构情境中建立起一个叙事意义上的"侠义"世界,但作者的叙事存在着观照生活与戏说英雄的矛盾,在一种看似充满温情与同情的叙事情境中隐藏着的是冷漠的眼神,并因此影响了文本意义的发挥。     

从庄子的两行说到王夫之诗学中的双行说

两行说出自《庄子.齐物论》,主要是指人从道的角度观物,超越百家物论的是非之辩,以是非两可的态度因任自然。王夫之在中晚年日渐从人生观等层面上接受了庄子的两行说,并创造性地将其运用到诗学理论与批评中。王夫之诗学中的双行说以情景妙合境界中的情景双行为核心,兼及诗的意句双收和哀乐双行,具有很高的诗学价值。     

王小波作品中的“自由主义”精神

王小波独特的人生道路以及他一以贯之地汲取诸如罗素等英美经验主义哲学和自由主义思想,酿成了他作品中的“自由主义精神”。王小波的“独创”性更大程度上反映了罗素及其他西方哲人的民主、自由观念。对中国文化传统继承的缺失亦成了王小波文学作品的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