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的“慷慨”诗风及其历史渊源

"慷慨"诗风作为曹植个人文学趣味,和整个建安时期的审美趋向,成为文学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美学范式和艺术特征.本文从表现特征、社会风尚、时代共鸣、产生原因等角度分析了曹植的慷慨诗风,并对汉魏之际慷慨诗风的形成进行了论述,理顺了"慷慨"诗风的渊源.     

论隋炀帝在南北诗风融合中的作用

兼帝王之尊和诗坛领袖的隋炀帝在南北诗风融合的历史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首先,他提出了"非轻侧之论",有利于抵制南方的柔靡诗风,在创作上追求"典丽",有利于纠正隋文帝"斫雕为朴"的消极影响;其次,他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引导南北诗风的融合;最后,他招揽大批南北文人,与他们互相唱和,并对他们的创作进行评价,促进了南北诗风的融合.     

中国古典诗学之"清词丽句"的审美内涵

"清词丽句"是中国古典诗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范畴.学者一般将其理解为一种"清丽"的诗风,"清丽"作为诗风是客观存在的,但"清词丽句"中的"清丽"非指诗风.考"清"与"丽"皆具有"美"的意思,"清丽"是诗歌等文学样式的审美特质,"清词丽句"一是指华美的词句,一是代指美之诗或诗之美.     

魏野诗体辨

魏野是宋初著名诗人,关于他的诗,后世多把它归为"晚唐体",但也有人指出其诗"白体"成分.首先从宋初诗坛具体情况出发,结合魏野的生活实际辨别魏野诗风的形成,然后具体从魏野诗歌题材、内容、体裁和艺术特色四个方面辨别他的诗风特点,从而辨明魏野诗歌在体派归属中争议的原因,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宋初诗坛,更好地把握魏野的诗风.     

皎然"三格四品"说与"吴中诗风"

皎然<诗式>是唐朝一部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其中的"三格四品"之论是解读吴中诗风的重要一环,它的形成和理论内涵与"吴中诗风"密不可分.不了解皎然的"三格四品",很难对中唐诗歌思想的全貌有全面准确的把握.     

日本诗话视阈中的杨万里

日本诗话对杨万里的关注主要着眼于其诗艺及诗学思想,对杨万里"清新""尖巧"诗风有清晰的体认,在褒扬杨诗之妙的同时,对其诗风轻率之弊亦有探讨,对其"浅切俚俗"之诗风、"触物感兴"等诗学思想也有双重考量。从日本汉诗话中对杨万里诗艺的讨论,对其诗的释读、摘引与品评,对其诗论的广泛征引、评论以及对其诗歌的推崇及拟写,均可窥见日本汉诗界对杨万里的受容状况及杨万里在日本汉诗界的地位。     

从怪变至平淡:贾岛诗风变迁的诗史意义

贾岛早期的诗歌明显留有韩愈、孟郊奇险诗风影响的痕迹。他因建功立业的理想受挫,渐次变得心灰意冷,其诗风则由奇险倾向,转向清苦奇僻。贾岛诗风的变迁实证了韩愈所倡导的"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的诗歌理论,既反映了他生活遭际的变化,亦折射出其诗歌交游对象的变换。这与韩孟诗派的诗歌创新理论及努力方向是一致的,具有极其重要的诗史意义。     

晚清蒙古诗人延清创作心态及其诗风嬗变

延清诗风的嬗变与其人生境遇和心态变化息息相关。早年,延清身居闲曹,无法实现事功愿望,徘徊在仕与隐两端。出于仕隐矛盾心态,延清一面利用诗歌营造"朝隐"境界,诗风从容和雅;一面又为仕途受挫感到苦闷,诗歌呈现出外似豁达而实则幽怨的风貌。庚子事变期间,延清困处北京,目击乱离,心态一变而为忧国忧民,诗风也悲愤激烈。光绪三十年,延清虽升授翰林院侍读,但仍难以实现济世抱负,心态随之变得低沉,诗风沉着悲慨。光绪三十四年,延清出使外蒙古。此行令延清心态趋于乐观向上,诗风主要出现两种倾向,一是沉雄;二是奇丽。清廷覆灭,延清成为遗老,内心充满亡国之痛,其诗感慨时事、吊古兴怀,弥散着浓重的亡国气息,诗风悲凉凄婉。     

论唐末诗风的词化倾向

"诗风词化"为唐宋诗歌最显著的特征．这主要取决于唐末诗坛独特的创作群体以及唐末社会复杂的生存背景。从"诗风词化"所具备的新颖的文学审美特征中可以看出,诗词二者的兼融和嫁接,实质上促进了词的发展和繁荣。诗动词兴,对于文学样式的进化而言,具有深厚的价值。     

李益“南行诗”新论——兼论唐代北方诗人“南行”中的诗风嬗变

中唐诗人李益的"南行诗"具有与其边塞诗不同的题材内容与审美风貌。在题材内容上,它们可以分为羁旅乡思、怀古伤今、妇女婚恋等三类;在审美风貌上,它们洋溢着清新优美的南国风味,同时又不失北方诗风的刚健因子。李益是盛、中唐北方诗人在"南行"过程中诗风发生变化的代表作家之一。     

左思风力之成因初探

西晋诗人左思的诗风在西晋文坛上独树一帜，称之为“左思风力”，前人对此有较多地论述，然而就诗风形成的原因却缺乏深入地探究。本文试图从社会时代背景、家庭因素、性格特征三个方面对此加以分析，旨在能够更好地把握左思其人及其诗风。     

艾青30年代诗歌语言嬗变论

艾青30年代诗歌语言经历了从欧化到口语的嬗变。初期诗歌语言以欧化见长,具体表现为诗句修饰成分的复杂化和语法的完整性。30年代中期以后,诗人则有意识地以简洁、单纯、朴素的口语部分地替代欧化语言,表现出口语化的倾向,这是延安时期艾青诗风转换的前兆。     

楚辞体美学风貌阐释

楚辞体是继《诗经》之后产生在中国南部楚地的一种新诗体。它以其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瑰奇绚丽的文辞、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手法 ,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体式中个性鲜明、独具风貌的诗体     

明代诗学辨体理论的尊体意识与典范意识

诗学辨体理论研究,是对文学文本文体形态及其风格特征本身的研究,具有独特的批评史意义。明代是我国古代诗学辨体理论的总结期。明代诗学辨体理论的繁盛突出表现在严格的尊体批评与诗文体制之辨,以及文学典范意识的确立与古近体诗之辨。     

格律诗是古代汉诗主导诗体的原因——兼论词与曲在古代汉诗中的文体调和作用

格律诗能够成为古代汉诗中最重要的定型诗体,其诗体的主导地位维持了千余年.既是因为格律诗本身具有齐言体、音乐美等格律上的诗体优势,也是受到了以科举制度为代表的官方保护的结果,更是因为有词和曲这样的准型诗体作为格律诗最重要的辅助诗体,减轻了定型诗体对诗人的文体自由的抑制。词和曲加速了古代汉诗诗体由定型诗体到非定型诗体的诗体解放进程,促进了汉诗诗体在诗体规范与诗体自由之间的和解,避免了汉诗诗体走上极度律化或极度散文化的极端。由于词与曲的文体调和作用,古代汉诗形成了长期以格律诗为主导诗体,词、曲为辅助诗体的定型诗体与准定型诗体并存的诗体多元格局。在形式和内容上,词和曲与格律诗相比,更具有灵活性和通俗性,有效地纠正了以格律诗为代表的正统诗歌在形式与内容上的严肃性。不仅有利于格律诗的存在,也极大地从诗的体裁和风格上拓展了古代汉诗的生存空间。     

晚明山东文坛宗尚

万历后的晚明诗坛上,山东作家人才辈出、引人注目。其总体取向是导源历下诗风,倡导浑厚雅正。万历前期,以公鼐、冯琦、于慎行、邢侗等人为代表,反对模古剿袭,弘扬“齐风”,倡言革新;万历后期,王象春、公、李若讷等人主张重开诗界,抒写忧时愤世之情。崇祯间,赵士、宋玟、丁耀亢、赵进美、姜垓等人在齐鲁与复社遥相呼应,主张诗风宏大雅重,祈冀以文学起衰振敝。     

朱熹与黄庭坚诗学的离与合

针对南宋诗坛学苏者或流于恣肆驰骋、学黄者多务为锻炼雕刻,朱熹从其"这文章皆是从道中流出"的文学本体论出发,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诗学思想,其中与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学有合有离:合者如重道德修养、养心治性与"诗见得人";倡儒家"温柔敦厚"之诗教;讲究诗之法度,主张循序渐进;黜浮华之习气。离者如欣赏自然平淡之作,反对刻意费力之作;尊古非律;反对无益的唱和之风,认为"失其自然之趣",不如不作。     

从诗界革命到革命诗潮——再论南社诗歌的文学史地位

辛亥革命前后诗坛形成革命诗潮,南社诗人的成就,是其重要标志。革命诗潮是诗界革命的新阶段,沿续了＂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三长具备的诗界革命纲领。在冲决旧诗境域、开拓新诗意境方面,表现出更不受传统诗教规范拘缚的精神,近代民主意识、民族精神、反清革命成为时代主题,在语言和格调上也有所变革发展。但国粹主义文化观阻碍了诗体变革的突破。从诗界革命到革命诗潮构成中国诗歌近代化转型的重要阶段,也形成了至今仍影响面很广的第三种诗歌类型＂旧体新诗＂。     

论王衡杂剧的创新

王衡杂剧表现的是纯粹个人的主观情绪和兴趣爱好,是对社会的冷峻观察和内心苦闷的流露,有着属于自己的创新。其自叙咏怀的内容、独具特色的写心视角和在体制上的变革,等等,让我们领略到了王衡杂剧的独特魅力。他在杂剧上的探索为戏曲史留下了一些值得寻绎的足迹。     

汉魏六朝七言诗遭受冷遇深层原因论

七言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众体之冠,然而在汉魏六朝的一长段时间里,却长期遭受冷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文学体制的原因,也有时代文类系统整体的原因,还有文体发展中由简到繁的自然规律的作用,七言诗经过在汉魏六朝小规模的发展,终于在唐朝追上了五言诗,与之并驾齐驱,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