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雪波小说中的生态意识

蒙古族作家郭雪波叙写沙漠的小说,从人与自然、人类与非人类关系等宏观视野,关注日益严峻的草原生态问题。并在文学的叙事中为自然和人类日益荒芜的内心探询出敬畏与回归自然等救赎之道。与欧美生态文学相比,由于当代文坛生态思想资源的纷纭繁复,加之环境文学的定位,郭雪波小说不同文本在原因追溯与救赎之道探询的价值判断中,时有飘移与对话。     

从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发展看藏族传统生态伦理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当代生态伦理学与藏族传统生态伦理都主张尊重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命权和生存权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存在。但是两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 :当代生态伦理学是高度发展了的工业文明的产物 ,而藏族生态伦理是藏族先民自古以来在高原实施的一种民族的生活方式。同时藏族生态伦理是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之上的。以积极肯定的态度尊重和挖掘藏族传统文化的价值 ,使其得到发扬光大 ,是保护当前高原生态环境的需要 ,也是创造新的生态文明的需要。     

隐匿在世界深处的自然——试论朱马拜·比拉勒小说中的生态意识

朱马拜·比拉勒是当代新疆著名的哈萨克族作家,其文学创作深受本民族传统文化与汉文化的双重滋养,形成了多元文化融合语境下特有的思维特质与创作心理。对其作品的研究,多数研究者倾心于作品中浑然天成的民族精神及文化内涵的挖掘分析,鲜有人关注隐匿在文字深处的自然镜像。草原之子的朱马拜,对隐匿在文字深处的自然关切是其潜在生态意识的一种自觉写作,是动物叙事视角、民族命运与文化以及人性深处的生态自觉为切入点,围绕作品中关于"人"和"物"的不同叙述而展开的。     

平远视角生态叙事的绘画艺术特征及其文化价值

中外美术史上多个时期,都有画家采用平远的视角表现生态命题。不同的生态观在文明的不同时期转换变化,不同的叙事表现出人类对环境的复杂情感和不同的生态立场。在当代绘画中,一些画家也以平远的视角创作有关生态叙事的作品,利用艺术的感性空间,解说人的存在及与周遭环境的关系。对当下文明的生态困境获得感同身受的危机感,获得积极的生态思维和家园感,达到"可感"、"可容"、"可悟"的目的,是当代绘画中以平远视角作生态叙事的作品文化价值所在。     

生态语境下的文化与文学传播——西方生态文化思潮与中国生态文学的发生

西方生态文化思潮的发展,对于当代中国生态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将西方文化思潮与当代中国生态文学演进进行对照性阐释,既可以分析文学生态化趋势与当代中国生态文学格局的建立、精神资源的汲取及其审美特征的形成的内在关联,又可以揭示出中国作家对于西方生态文化思潮的理解状态、接受途径、改造方式及其作用效果。     

工业化生产浪潮与中国生态文学的全球危机书写

随着工业化大生产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生态文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集中书写,作家们通过文学作品表达了对全球危机的理解与想象。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对工业化大生产与水资源危机、空气污染进行了聚焦,同时也在对全球工业化大生产的关注过程中形成了日益明确的生态意识。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全球危机书写,反映了当代作家的全球一体化意识与关注世界环境问题的承担精神,扩大了生态文学表现视域,传播了生态文化理念,建构了一幅中国作家笔下的世界生态环境景观。     

汪曾祺小说的生态伦理叙事

中国文化传统中深蕴着生态伦理思想,它不仅使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满含生态意识,也使当代许多作家在自己的创作历程中,承继着传统的血脉、注塑着生态性的品格,汪曾祺就是较为突出的一例。他在创作中表现出的关爱生命的人道倾向、对世界内在和谐的美好境界的创设以及对处于边缘位置的人和事的孜孜不倦地描摹与关注,无疑奠定了他生态伦理叙事的坚实基础,在绿色文学中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用心灵向大自然顶礼——论藏族作家古岳的生态散文

在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史中，青藏高原以其独特的生态状况和生态智慧吸引着不少作家的深情目光。其中，青海作家古岳尤其值得一提。他的生态散文是对大自然的顶礼，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彻底批判，对生态文明的呼唤。他对青藏高原近半个多世纪的生态危机作了全景式的扫描，建立了极为自觉的生态整体观，敬畏天地，敬畏生命，并把悠久的藏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智慧汲入了个人的生命中，通过描绘藏族人的生态人格正本清源，呼唤现代人再次与大自然重建和谐的生态关系。     

经典与模型——试论《断头台》与中国当代生态小说中的狼叙事

对于中国当代生态小说中狼叙事寓意的由来,研究者一般将其归因于作家经历、传统文化的影响。如果把比较视野纳入到中国生态小说中的狼叙事研究中来,将前苏联文学经典《断头台》与之进行对照阐释,可以发现中国生态小说狼叙事中的母性美与狞厉美与《断头台》存在着相互呼应的关系。比较视野的运用,将突破以往中国生态文学研究中的某种思维定势,为生态文学研究开拓新的空间和思路。     

文化生态的概念及其运用

文化生态是一个由人类学家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概念,通过在小规模的原始人群中的经验检验后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大规模而复杂的现代社会。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文化生态成为中文学术中比较活跃的多学科概念之一,在运用上给人很强的混乱之感。我们在此尝试理出两种主要的运用方式：一是文化生态学的运用,通过在自然与文化的关系中寻找文化现象的生态原因来解释文化的发生及其变迁;一是社会科学多学科的运用,通过把文化的内部和外部的全部关系视为一种系统性的生态来整体呈现文化对象。前者采用生态的本来义,生态是指自然生态;后者采用生态的比拟义,生态是指自然、社会和文化之间有机联系的整体。文化生态概念的广泛运用可以被理解为以更强的物质性、在地性、实践性保持着文化概念在当代社会的活力。     

生态文化教养：创建生态文明所必需的国民素质

生态文化教养,是通过各种教育方式和有利的环境熏陶和浸染,使所有社会成员具备建设生态文明必需的生态文化素质。它包括生态知识教养、生态伦理教养、生态审美教养和生态行为教养。培育生态文化教养必须以中国生态文化传统为根基,同时吸收当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来发展当代的生态文化,以服务于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根本的努力方向。     

藏族生态文化的继承与藏区生态文明建设

藏族生态文化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提出了万物一体、尊重生命的价值观;建构了自然·人文生态系统;主张奉行节制和谐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这对保护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批判

现代文明暗含着巨大的反文明力量,从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生态意识立场批判现代文明是意义深远之举。从1949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批判经历了沉寂期、萌发期、发展期、高潮期等发展阶段。它对现代文明的人类中心主义、欲望化、标准化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城市文明的反生态等核心特质展开了全方位的反思。它以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为关注核心,尤其注意汲取传统文化、少数民族宗教文化、边远地区乃至农村地区民间文化资源,对现代文明的批判独到而犀利。从整体上看,在徐刚、于坚、李存葆、韩少功、张炜等作家推动下,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批判接续上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文明批判传统,对于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发展和敦促国人生态意识的确立都具有重要意义。     

藏族生态知识认知的影响要素分析

藏族的地方性生态知识体系,其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藏民族对人类、自然以及二者互动过程的深刻认知基础上的。在内化为民族心理特征之后,藏族地方性生态知识至今仍作用于藏族群众的民族心理和行为方式。基于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在藏族所处的特殊认知情境中,对影响藏族地方性生态知识的认知要素进行了分析。     

当代设计之文化生态阐释

作为人类一项重要的创造性活动和文化的具体生存状态,设计始终贯穿于人的生产、生活当中。文章从文化生态的视角思考当代设计,寻求设计和文化生态的相适共生,旨在在全球化、多元化的文化语境里有更多人来关注中国当代设计的文化生态问题,使其在世界趋同中更具深层的内涵。     

启示与思考——由陕西三位作家的创作所引发的

从地域生态文化视域,并放在当代中国文学整体,对陕西作家的创作进行审视来看,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为标志的陕西作家,以其创作实绩,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一笔。他们对于当代文学的启示在于：作家的文学创作,要深植于他所生存的环境、故土的地域文化;始终关注现实,坚守平民立场与情怀;坚守艺术精神和纯艺术的道路;对于人文立场与良知的坚守。     

近二十年中国生态文学发展概观

中国生态文学受中国古代生态哲学思想、西方社会思潮、生态文化思潮影响,作家面对环境恶化的严峻现实,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关注自然、书写自然、思索自然,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样式。经过近二十年来的努力,创作上成果日益显著,理论研究逐渐深入,生态文学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上正在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道路上的重要力量。     

文化影响与生态对话——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中的西方生态文化因素及其本土转化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始终保持着与西方文学的对话,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与西方生态文化的关系即是如此。当代中国生态文学既直接受益于西方生态文化的启迪,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本土性,因而表现出不同文化交互杂处的共生状态。中国生态作家接受西方生态文化与文学作品启迪,也存在着误读,更多地体现的则是自身的精神特质,使作品呈现出广阔的可能性与多样性,二者之间的差异也反映了中西文化的许多根本性差异。     

大禹叙事的诗学结构、诗学生态及诗学实践

对中国经典叙事的诗学研究是构建中国叙事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整合不同文类，立足本土文化语境，大禹叙事涵盖两个诗学结构，即善恶对照的伦理身份结构及有限变异的形态结构，以此达到修辞指向的可靠性，完成大禹伦理身份符号化的目的。大禹叙事由外在的诗学想象、内在的理念表达及隐性的空间拓展构筑起以农耕文明为底蕴的诗学生态，呈现重民本、求大同的中华审美风范。面对复杂的中国现代化转型及诗学生态的改变，大禹叙事借由遗产、表演、景观三种叙事形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常生活审美转向与时代精神引领多重路径影响下进行诗学实践，激活了大禹叙事在当代社会的叙事活力。大禹叙事是中国本土叙事话语的典范，对其展开诗学研究能够为中国式诗学理论的发展及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构建提供重要借鉴。     

叶芝创作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叶芝处于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其创作深受这一时代氛围的影响。为了确立爱尔兰的文化身份,叶芝以英国作为标准进行了后殖民反写。在这种反写中,叶芝通过描绘爱尔兰的自然环境和人们的生存状态体现了作家的家园意识和对理想的生存方式的看法;其对爱尔兰古老泛神论宗教信仰的复兴所作的努力包含着对英国工具理性和机械逻辑的批判;而其创作中对系统性的强调和对爱尔兰文化构成的思考与当代的生态整体主义和文化生态等思想暗合。叶芝在爱尔兰文化身份的构建中,无意间蕴藏着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