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生态-环境知识与草原可持续发展——以新疆阿勒泰哈萨克为例

游牧生态-环境知识是一套关于游牧民与草原、牲畜之间关系的知识、实践和信仰的延续性体系。它以游牧生计为基础,以牲畜和草原为主体,并包含一套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规范人们行为规则的知识。通过对新疆阿勒泰富蕴县的哈萨克游牧民的实地调查,把游牧生态一环境知识纳入人类学本土知识体系研究的序列之中,探讨其在保护和维持游牧民与草原生态的和谐关系中的意义。游牧生态-环境知识是哈萨克游牧知识体系里的核心部分,也是这套本土知识体系的信仰或精神层面,它根植于游牧民对草原上一切生物的认识。基于此,游牧民在长期与草原、牲畜的互动中,形成了适应当地环境的生计系统与文化系统,并在游牧生态一环境知识的指引下维系着游牧民对草原的永续利用。     

专家科学知识与城市绿色规划 ——基于知识观的角度

城市环境决策依赖科学又不是完全按照生态专家的意愿,这引发对环境专家科学知识的科学性与作用的争议,聚焦于科学与决策的鸿沟及能否融合它.是世界观、价值观还是利益、知识区域扩展了科学与政策的鸿沟?知识观视角下,本质的联系在于:专家知识的科学性与决策是两个界面;专家知识也具有不确定性;科学与决策都是有限理性;科学的不确定性与环境政策是一个非线性的复杂过程.实践上,科学对绿色规划的影响力在于政府官员怎样对待专家知识以及社会对官员权力的看法.荷兰城市决策者普遍认为专家知识具有实用性,但对推动"知识合作生产"知识经纪"并不热心和认同,应对科学的不确定性更应"等等看".对其背后假设的哲学思考,可以推动我国对待环境专家科学知识的理性行为.     

戈壁牧驼文化的生态文明价值

骆驼对戈壁生态系统的维持和物种多样性的保持具有重要作用,而蒙古族戈壁牧驼文化中也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内涵,继承和发展传统牧驼文化对戈壁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蒙古族资源环保知识多维结构及其复合功能

蒙古族资源环保知识是本土牧民所创造和传承的环境技能智慧。具有整体性、技能性、实践性、意识性、民间性和社区性等特点。笔者站在本土生活者主位立场,运用环境社会学、生态人类学相关知识和研究方法,对蒙古族资源环保知识的多维结构和复合功能进行深入分析。在现代化与环境建设背景下,我国草原牧区必须采取以现有社区为基础,以文化传承为纽带,以牧民参与管理为方式,以科技借鉴为路径,以传统知识重构为动力的动态复合型应对措施,才能有效规避生态与社会多样性风险。     

环境法学话语体系下生态安全之解读

生态安全的内涵极其丰富,在生态学、社会学、法学的不同话语体系中其内涵与外延及其侧重点是不尽相同的。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就有什么样的话语体系。环境法学话语体系下的生态安全既有与生态学、社会学话语下生态安全认知的共性特征,更有自身的个性特征。环境法学话语体系下生态安全内涵实质在于,它指的是一种人类生存环境或人类生态条件的一种良好状态,是环境权实现的标志和状态,同时也意味着相关主体责任的担当。     

向骆驼致敬

西二环阜成门立交桥东北角绿地上,有一组骆驼雕塑.在城市中心区域为骆驼造像,不是美化市容的饰品,是彰显骆驼对北京的贡献和功劳,人们没忘它们的"好儿".现在用不着了,用不着,就把人家甩一边儿去么?"骆驼像"汇集了念旧的情怀、感恩的心态,体现了北京人包容、厚德的精神.见到骆驼如同见到帮过自己的老熟人.当年,它们不仅每天走街串巷,还曾安家落户.     

民法精神在海南自贸港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贯彻研究——以《民法典》的实施为视角

我国已有的三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主要以权力为导向。在《民法典》实施背景下,海南自贸港特色的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决定了其建设中需增强权利导向。民法精神在我国有着扎实的政治基础、理论和实践基础,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中民法精神的贯彻包括三方面:制度构建中"生态"和"文明"并重;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中政府的竞争中立、秉承谦抑和尊重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中体现《民法典》的商法特性,落实民事权利的平等保护,保障原住民民事权益,实现民法典对环境侵权受害者的有效救济。     

澳大利亚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文化生态与风险认知

本文以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为理论参照,通过对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棉花农场的田野调查,力图分析澳洲农场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文化生态和风险认知。研究发现,在澳大利亚推广种植转基因作物的过程中,研究人员-种子公司-农场主三者是共生的知识主体,知识本身具备了作为理论的知识、作为实践的效用和由此滋生的产权的三重特性;从三者对转基因作物的认知来看,知识本身蕴含的产权能得到各主体的认可和尊重;澳大利亚农民比较理性,普遍接受不可见的有效性,围绕种植转基因作物形成的社会关系和"最佳管理方式"是其棉花农场的实践模式。知识蕴涵的"理论-实践-产权"三重性与自下而上平等合作的实用主义取向是澳大利亚农场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文化生态,这种取向让他们将转基因的风险限定在食物和身体,而不是环境。     

平远视角生态叙事的绘画艺术特征及其文化价值

中外美术史上多个时期,都有画家采用平远的视角表现生态命题。不同的生态观在文明的不同时期转换变化,不同的叙事表现出人类对环境的复杂情感和不同的生态立场。在当代绘画中,一些画家也以平远的视角创作有关生态叙事的作品,利用艺术的感性空间,解说人的存在及与周遭环境的关系。对当下文明的生态困境获得感同身受的危机感,获得积极的生态思维和家园感,达到"可感"、"可容"、"可悟"的目的,是当代绘画中以平远视角作生态叙事的作品文化价值所在。     

文化产业和创意城市的发展策略

在全球化与知识经济的语境中,文化和创意产业正从艺术家和文化生产者主导的产业领域,延伸到"公民-消费者"及其反身性概念下的创意社会,并在实践操作层面.运用关联型创意集群理念而非园区型创意集群的发展模式;应重视文化创意产业中的项目生态机制、创新和知识流机制的研究,通过创意基础设施的培育、创意环境的改善,形成文化产业和创意城市的文化生态,运用全球性和区域性网络关联策略,推动创意城市获取广泛的文化资源.     

论“深绿色”理念下的经济发展模式

"深绿色"理念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二次环境运动的主题,要求将环境与发展进行整合性思考.基于这种理念探讨经济发展的应该遵循以下方向和原则:"深绿色"理念下的经济发展要坚持生态正义与生态权利;"深绿色"理念下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应是非线性的物质循环;经济发展中科技的生态学转向;建立基于包含模型的生态文明的政策;从物质经济走向非物质化经济.这些方向和原则构成论"深绿色"理念下的经济发展模武.     

中国海洋文化遗产保护的生态视角

海洋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将其置于人类与环境这一对紧密结合的关系体中考量。海洋文化遗产保护与海洋生态保育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海洋文化遗产知识能增进海洋生态保育,而海洋生态保育也有助于海洋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在当前我国的海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应该引入整体性的"海洋家园生态"视角,深刻认识到生态保育对于海洋文化遗产保护所具有的前提意义,树立生态保育与文化遗产保护并重的整体性保护理念。     

绿色供应链生态知识嵌入模式与实施策略

企业在向绿色供应链转型过程中通过对所处发展阶段的定位,采取不同维度的知识嵌入措施实现生态知识与绿色供应链的结合.环境、战略、要素、生产和能力是企业用来确定生态知识嵌入的动态要素;每个维度生态知识嵌入的阶段和嵌入模式均处于不断的动态变化之中;根据动态嵌入的特征提出相应的实施策略,能有效地解决生态知识嵌入绿色供应链的路径问题.研究结论为企业有效实施生态知识嵌入提供理论指导.     

地方知识与海岸带规划——一个东南渔村环境抗争的人类学分析

随着全球环境危机的加剧,通过单一的规范性和普遍化知识应对环境冲突面临着多方面的困境和风险。因此,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下,环境冲突解决机制应朝着多元主义转向,重点关注地方知识系统与科学知识体系在环境运动中的协同价值。文章以一个东南滨海渔村的环境抗争过程为实证案例,考察地方组织、地景叙事等地方知识传统与海岸带规划、环境政策等规范性知识不断博弈互动,以及与普遍性科学知识嵌入重组的地方实践,呈现环境议题的复杂性。在此基础上,新时代环境冲突的研究应关注不同利益主体在多元文化情景中生成的地方知识与科学知识之间的互动逻辑,转向多元复合型的环境冲突解决机制。     

异地修复作为环境侵权责任形式的合法性逻辑

随着我国生态法治建设进程坚定推进,通过法律约束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被社会各界广泛地认同与遵守.特别是在《民法典》时代到来后,我国《民法典》以专章形式确立的"污染环境和生态破坏责任"切实为各类生态侵权案件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然而,落实到生态法语境下各类具体案件中,尤其是生态损害案件的责任承担形式之具体问题中,传统的民事侵权责任形式往往难以取得好的实践效果.这种现象是因为生态损害案件中存在遭到损害的生态环境已经遭到了不可逆的修复或者修复成本过巨不具经济效益,进而导致以"恢复原状""支付对价"等为代表的传统民事侵权责任形式难以适用或适用效益较差的现实困境.我国司法实务界在2012年探索出的异地修复是一种新型的生态侵权责任形式,其内涵在于着眼于整体生态系统层面的"恢复原状"的价值取向以期实现环境侵权责任的具体承担.其优势在于可以较好地解决传统民事侵权责任形式在生态侵权案件中遇到的显失实操性的困境.故而对异地修复的合法性进行探讨是一种有益于司法实践和学理研究的工作,有助于确立异地修复成为环境侵权责任形式的一种常用形态、取得更好的生态效益.     

鄯善国骆驼用途归类初探

从目前已经解读的佉卢文书来看,骆驼不但是鄯善国重要的运输工具,而且也是官员和出公差人员的"专车"。同时,该国的骆驼还是税收的来源之一,更执行着货币的职能,也被用作祭祀的牺牲。骆驼在该国上层社会是权力的标志,在普通百姓处是财富的象征,有着广泛的用途。     

《骆驼祥子》:承认的悲剧

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说,《骆驼祥子》可以被称为"社会悲剧"、"性格悲剧"。但是从人物自身内在的精神—心理结构而言,《骆驼祥子》更应该被认为是"承认的悲剧"。文章通过对小说两个主人公祥子、虎妞悲剧成因的具体分析,阐明了这一结论。它有助于我们转换视野,从一个更隐秘而内在的角度重新认识《骆驼祥子》。     

美丽乡村建设视域下的环境法思考

美丽乡村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是针对前一阶段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突出问题,根据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纳入国家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所提出的新要求,需要从农业生产方式改革、农村治理模式创新和农民权利保障方面进行整体谋划,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但是,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立法思维下的环境法律制度对美丽乡村建设存在严重的制度供给不足,因此,必须通过制定和修改法律来完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消除环境立法中的"城乡二元结构",切实保障农民环境权益,健全农村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和机制。     

环境文化建设的体系建构与重要作用分析

根据文化的特征和功能,从环境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环境文化制度建设、环境文化组织建设、环境文化活动建设等方面提出了环境文化建设的体系架构;分析了环境文化建设对提高国民环境文化素质和推进环境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环境文化的核心是生态文明,构建环境文化体系,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态文明,有利于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环境伦理学视角下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探析

生态旅游是有着丰富内涵和多重环境伦理意蕴的全新旅游模式,但在其快速开发过程中存在着大量"不生态"的自反性现象,导致了诸多环境伦理问题,从而严重阻碍了它的可持续发展。上述问题之根源主要在于地方政府"GDP主义"压倒一切、旅游开发商"利润最大化"压倒一切、旅游消费者"个人中心主义"压倒一切,以及全社会的环境文化建设严重滞后等。因此,谋求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必须确立尊重自然、和合共生与协同进化等新的环境伦理观;遵循生态优先、生态正义、生态安全和绿色低碳的环境伦理原则;坚守环境道德边界,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进关系。惟其如此,才能促进生态旅游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和谐统一,进而才能真正实现生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