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山西票号的经营模式

山西票号的创建,揭开了以汇兑进行结算的新时代。山西票号全部是由总号和分号组成的中小型金融机构,此即山西票号的经营模式,它的基本特点就是本小、利厚、快速高效。由于这种经营模式特别能够适应金融市场复杂多变的需要,所以奇迹般地创造了山西票号的辉煌业绩。     

创新与固守：山西票号发展路径的两重选择

在山西票号的百余年发展中,创新与固守是其发展路径的双重选择。因地理环境和气候的特殊、政治及历史因素的偶合、创新型商业人才的蕴育等因素而促成经济文化创新,如对传统重农抑商观念的改铸、商铺改组票号、厚德重行人才培养模式和独具特色经营管理制度的开创等。然而,长期浸润于传统文化之下的票号经营者,因摆脱不了官本位和封建皇权及与生俱来的保守和排外,终使票号在固守中走向衰落。山西票号的兴衰说明,企业长期繁荣的基础是知识和创新。     

山西票号业务结构

汇兑、存款、放款构成了票号的基本业务。因票号的创办者及主要经营者为山西人,所以习惯上被称为山西票号。票号曾长期经营官款,有关其资本属性的界定与此密切相关。广义上讲,票号的服务对象亦是其业务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详尽的量化分析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异地汇兑为票号的主营业务;官款业务在其总业务中仅处于从属地位;而为广大工商客户提供信用支持才是票号业的主要职责。     

员工持股制度探源——从晋商票号的身股制说起

中国古代的商人,虽地位卑微,却在赚取利润、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开创了近乎完美的运作方式,其中有些制度今天仍在广泛使用,比如类似股份制、集团经营、连锁经营等。他们虽然缺少现代经营学说的理论指导,但却丝毫不能掩盖智慧的光芒。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山西票号中广泛采用的“顶身股”制度,这与现代员工持股制度异曲同工。当前,我国的企业发展中激励需求与现有制度发生了一定的冲突,一方面企业在发展中人才需求受到制约,另一方面,相当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受到限制。如何协调两者,是企业发展不容忽视的难题,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我们更应关注票号中“身股制”——这一植根于我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的企业制度。     

山西票号在广东

晚清时期,山西票号在广东所设分号共有15家,大多在广州和汕头两口岸。山西票号在广东的主要活动包括汇兑和存放款,其汇兑活动除帮助清政府上解各种饷项以解决财政危机外,更主要的是国内南北商业贸易汇兑和对外贸易汇兑,体现了晚清中国金融业从内陆向沿海延伸,从国内商业资本的汇兑走向对外贸易的投资这一新趋势;其存放款活动主要是针对广东地方政府和官员,可见山西票号与广东地方政府之间相互支持、相互依赖关系之密切。此外,山西票号在广东还从事商业贸易和发行银两票的活动,促进了当时广东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     

李宏龄与山西票号

山西票号衰败的原因 ,既有客观因素 ,亦有人为因素。李宏龄曾长期担任尉丰厚票号的分号经理 ,他的改革举措因各种原因归于失败 ,从中我们不难体味“人事”对山西票号转型的阻碍作用。     

山西票号高效执行力的动力机制

本文提出高效执行力是企业最重要的竞争力之一的观点,文章以山西票号的案例,评介了其经营战略与制度的执行情况,分析了其高效执行力来自动力机制与训育机制,认为动力机制是两全分离制、人身股制、薪酬福利社保制、宗法与担保制,其训育机制是学徒制,这些历史经验对当代企业管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山西票号业的金融创新

山西票号是晋商的一个重要分支 ,曾经有过“执中国金融之牛耳”的辉煌。作为封建社会末期的重要信用机构 ,票号第一次使银行业的存、放、汇三大业务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而使得中国的金融进一步走向健全和完善。     

山西票号的用人之道

山西票号之所以享誉华夏,驰骋海外,其用人之法,实为主因之一。其选人上的严格把关、用人上的唯贤是举,优化了人员素质;严格的号规规范了企业的经营和人员的行为;顶身股的运用增强了企业的聚合力。这些成功经验迄今仍有借鉴意义。     

顾炎武、傅山与票号无关

山西票号的起源,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说法,目前研究经济史的同志,大多主张以道光以后信而有征的历史为可靠:但社会上流行颇广的则是明清之际的说法。此说之代表如下: (一)李自成起义失败后,遗弃金银于山西,平阳康氏以此巨资致富,遂设票号,由顾炎武制订章程并组织镖局,以发展武装力量,反清复明(见1917年《银行周报汇编》第一卷七、八期,东海:     

论电子商务犯罪

电子商务已成为21世纪的热门话题之一.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电子商务给商界带来了新的商机和高额利润.由此,以互联网为工具的网络时代的电子商务犯罪的狂潮也在席卷全球.从理论和实际的视角来研究、探讨电子商务犯罪己成为刑法学的一个重大课题.     

目的论关照下的商务翻译

首先探讨了商务翻译译文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由此引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即在目的论的关照下进行商务翻译.随后,分别讨论了在目的论的关照下如何解决商务广告、商务信函、说明书、公司简介、外贸合同等商务文本的翻译问题.     

浅议商法制度与信用

商法制度以商事交易行为为调整对象,为了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必须与信用紧密相连。商法制度是信用的基础,商法为商主体建立对他人的稳定预期和外在事实的信赖提供了制度基础;信用是商法制度的核心,在商组织法和商行为法中体现了信用的核心地位。     

娱乐化视角下的商业模式探讨

娱乐被认为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和盈利不可或缺的添加剂,娱乐化商业模式已成为现代企业超越竞争及获取成功的重要手段。近些年来,我国企业的娱乐化经营方式多样且逐渐发展为一种主流趋势,企业在进行娱乐化经营过程中显示了活动上清晰定位、环节上创新设计、运作上整合造势等特点。企业在采用娱乐化商业模式之时可从下面几个方面把握：以清晰定位匹配娱乐形式、以整合资源锻造独特品牌、以构建互动机制开创赢利渠道以及立足创新应对多变挑战。     

浅析中国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行为取向--从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的教育培养谈开去

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的教育理念、培养原则、育人机制、环境导向等因素对塑造优秀的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有着巨大的作用,通过对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以促进企业管理层的健康发展.从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职业理想、职业责任、职业精神、职业道路四个角度结合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教育培养的经验,分析中国当前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行为取向.     

天使投资研究述评

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实践证明,天使投资人是早期创业企业最重要的融资来源,规模上已经超过了创业投资基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美国等19个国家的天使投资展开了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开辟了创业投资研究的新领域。本文主要从天使投资人和天使投资活动两个方面综述了近10年来国外天使投资的研究进展,并对今后我国天使投资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WTO框架下商事组织经营范围制度的重构--兼谈外贸经营权与经营范围之协调

我国现行的商事组织经营范围制度不仅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而且无论是在中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还是在WTO法的框架下,都存在着其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商事组织的权利能力可区分为一般权利能力和特殊权利能力,应把一般权利能力范围内的经营范围的确定与登记视为商事组织的一项权利,特殊权利能力范围内的经营范围的确定和登记视为一项义务。外贸经营权应是商事组织的固有权利,其获得不应以备案登记为条件。     

清末民初商会的商事仲裁制度建设

商会这一现代性的商人组织在1904年出现以后,对近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产生于清末民初的现代性商事仲裁制度,是商会所带来的重要影响之一,这一制度的形成,经过了无专职机构,到商会自设专职机构,再到依法设立专职机构的三个阶段,不仅使商事仲裁制度从自由化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使商会的商事仲裁效力和权威性逐渐提高,而且反映了商会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以及清末民初中国司法制度的现代性变革。     

论基于ROE的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

净值收益率(ROE)是反映商业银行资产经营的效益和效率的重要指标之一。为研究和探讨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运用杜邦分析法对银行业的ROE的指标分析,经过对商业银行经营现状况的比较分析,发现资产管理效率和国家金融管理制度是产生我国商业银行资产经营效率差异的重要因素。因此,评价现代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果,在经营环境相同的情况下,主要取决于经营效率的高低。     

现代企业管理伦理的多维视角

企业管理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围绕人的伦理品性展开的历史,管理伦理的基础是历史所赋予的,并且不断为现实所证明.管理伦理就象一只"无形的手",作用于企业管理的各个层面,并且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基础调节作用.本文从企业管理的制度、激励和效率三个关键层面探讨了管理制度的伦理性、管理伦理的激励功能和管理效率的道德基础,揭示了管理与伦理的内在契合关系,为实现企业伦理化管理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