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民事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体系

一项法律制度的设计需要在立法目的的指导下,综合考虑各方相关利益,依据一定的价值评价标准形成一套价值体系,而民事诉讼时效制度也不例外。本文笔者通过目的价值、形式价值、价值评价标准三方面因素对民事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体系进行分析。通过以西方民法的理念变迁为线索,笔者试图观察西方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体系的运行规律,以及我国诉讼时效制度在当代立法潮流的推动下的积极回应。     

我国时效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时效制度是民事法律规范中一项重要的制度,我国现行民事时效制度存在着立法缺陷。本 文以完善我国现行时效制度为宗旨,建议以“消灭时效”概念取代“诉讼时效”这一不科学的提法,反对 法院对诉讼时效制度采取主动适用的做法,并认为应适当延长普通诉讼时效期间。     

我国诉讼时效的立法思考

诉讼时效为现代各法域所共有之私法制度,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功能。我国诉讼时效立法宜置于民法总论部分,适用客体应以难以证明的请求权为限。对于诉讼时效起算点和期间变动宜进一步具体化和细致化。     

论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

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它以目的条款为通常的表现形式,由特定的价值取向所支配并受制于本国的制度基础。我国反垄断法应以制止垄断、维护竞争和保护多元利益为基本的立法目的。但是,应坚持对中性的垄断进行适度地干预,对多元和多变的竞争进行全面而灵活的保护,并在认定效率是前提、非效率是保障的基础上对二者加以平衡。另外,我国反垄断法在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三个方面的主导方向应该分别是:深化以自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依法规制垄断、全面规范行政行为,并基于这三大制度基础来构筑完善、系统的立法目的。     

贩卖毒品罪之主观目的探讨

依据刑法学界通说,"牟利目的"是贩卖毒品罪的主观方面的必备因素.这一结论虽有其文义解释的根据,但从贩卖毒品罪所保护的法益角度考量,不宜将"牟利目的"界定为"贩卖毒品罪"的主观要素.刑法解释的结论不能一味从属于普通语言解释,应从刑法设立毒品犯罪所保护的法益即"严禁毒品扩散"的角度理解"贩卖"一词的含义.但受罪刑法定原则明确性原则的制约,也不宜将"贩卖"扩张解释为"扩散".     

论潜在损害的诉讼时效

潜在损害是现代社会常见的损害种类,它与现代性迅猛发展引发的“风险社会”紧密相关。传统欧陆民法的时效制度几乎没有关注这一问题,导致潜在损害赔偿请求权往往因罹于时效而得不到任何救济。近年来,一些国家努力突破传统时效制度的限制,扩大对潜在损害的救济。在我国社会转型期间,潜在损害是经济发展的代价之一,受害者多为消费者和劳动者。从利益衡平角度考虑,我国立法应规定潜在损害不适用最长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

我国现行诉讼时效制度这一重要民法制度的不足和缺陷 ,包括诉讼时效期间过短 ,时效中止、时效中断的规定过于苛刻 ,时效延长的规定过于模糊 ,法官主动援用时效规定等弊病 ,民法典的制定应改进这些不足和缺陷。     

论诉讼时效制度的援用

诉讼时效援用制度的核心问题就是什么主体能够援用诉讼时效制度进行抗辩。自罗马法以来,关于诉讼时效的援用就有一条通行原则,那就是法院不能主动援用诉讼时效方法。现在,这一原则已经为西方各国所普遍接受,然而我国对于诉讼时效援用问题的法律规定却不完善。文章通过分析诉讼时效制度援用的内涵,并且对比国内外相关规定,得出"诉讼时效制度只能由当事人援用,人民法院不得主动援用的结论",并进一步分析其法理,提出立法建议。     

诉讼时效停止制度的立法选择

在立法例上,诉讼时效停止包括开始停止、进行停止、完成停止三种类型。各国和地区民法在诉讼时效停止制度的立法选择上有单一立法模式和并存立法模式之分,且各有不同的表现形态。我国现行法仅规定了诉讼时效进行停止(诉讼时效中止),且内容存在一定的缺陷。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当继续规定诉讼时效中止并加以完善,而诉讼时效开始停止应作为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的例外情形,诉讼时效完成停止则不应予以规定。     

孔子法律目的说析论——兼议孔子法律思想的核心

孔子主张 ,法律的目的是“和”。这一法律目的说与他的“仁学”精神是一致的 ,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和合”观念相吻合。孔子的法律目的说是其法律思想的核心 ,并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这一学说虽然存在缺陷但也有合理因素 ,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目的”

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目的问题的思考为当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马克思批判了“抽象人性论”的天赋人权,重新在历史唯物主义平台上提出了世界历史目的,即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进而完成了对此前世界历史目的论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批判了康德的“大自然隐蔽计划”的自然法权的历史目的论,把康德抽象法权的“永久和平”和“民族联盟”变革为公有制生产方式的确立;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立足于“绝对精神”的世界历史目的论,把辩证法落实为人类发展的“三形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目的包括三重意义：一是世界历史目的为历史进步观提供了客观依据;二是世界历史目的为社会历史客观规律提供了终极根据;三是世界历史目的为人类生命价值提供了最高归宿。     

马克思“世界历史目的”的双重结构

按照康德和黑格尔的说法,认识分为“知性思维”和“理性思维”,与此相对应,人类对世界历史目的的认识就有两种,即世界历史的“知性目的”和“反思目的”。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包含上述双重目的。基于“历史科学”所发现的人类通往共产主义的自由和解放,构成了世界历史的“知性目的”;而基于“历史哲学”所发现的人类共产主义的自由和解放,则构成了世界历史的“反思目的”。一方面,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的“反思目的”,通过“知性目的”为“反思目的”确立了经验基础,即为世界历史进程找到了客观规律;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探究“类本质”和“社会关系总和”的思辨关系、“三形态”的辩证逻辑以及知性时间序列的颠倒等,使“反思目的”为“知性目的”提供了价值归宿,并且为世界历史提供了终极意义。     

人身关系法论纲——从人格权法到人身关系法

就民法所调整的人身部分而言,主要有两种学说：一是“人格权法体系”,二是“人身权法体系”。2002年的《民法(草案)》第四编将“人格权法”独立成编,该学说目前处于通说地位,但存在局限性。如何协调人身权法、人格权法与我国现行的“人身关系法模式”之间的关系是涉及到未来中国民法典采取何种立法模式的根本问题,在编纂民法典的今天,需要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基于我国的历史传统,结合我国民事立法、司法实践以及时代发展对民法提出的新要求,应当坚持“人身关系法模式”,该模式涵盖“人身权法独立成编”或者“人格权法独立成编”在内,并克服两者之不足,是其更新发展。     

诉讼时效的法定性解析

由于诉讼时效制度所内含的剥夺权利性格,本质上需要对其施加一定的约束,也即诉讼时效的法定性要求。目前立法与学界常以诉讼时效的公益性为基准看待诉讼时效的法定性,其态度主要有绝对禁止主义、相对禁止主义与允许变动主义。在我国的特别法律环境下,相对禁止主义具有可采性。     

数字版权时代著作权刑法保护的主观目的检视

根据我国刑法第217条的规定,侵犯著作权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营利目的”。然而,在数字版权时代到来之际,过于强调行为人主观上的营利目的,不仅徒增了司法机关在案件办理过程中的证明难度,而且极有可能放纵一些主观上不具有营利目的但客观上侵犯了著作权的行为。目前,有学者主张保留对该罪名的主观目的限定,另有学者主张可以放宽对该罪名的认定标准,并认为在网络环境下并不需要行为人具有营利的目的,但这些观点并不能为数字版权的保护提供充足的刑法规范依据。因此,通过修改刑法取消该罪名的“以营利为目的”的限定,不仅有利于减轻司法机关的证明负担、契合数字版权保护的特征,而且与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相一致,是未来针对这一问题较为妥当的解决方案。     

公司登记制度目的之检讨

公司登记制度起源于古代的商事登记制度,该制度,以及基于该制度产生的登记行为的目的,不仅具有公法性质,其私法性质亦相当浓厚,这一认识对于界定公司登记行为的性质、内外效力,以及对公司登记机关自身的职能定位,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试论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

2005年是我国明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首次下西洋600周年。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有“寻找惠帝踪迹说”、“联印抗蒙说”、“发展对外贸易说”等多种,所持各有其理,亦各有偏颇之处。从其活动范围和时间间隔看,应该根据郑和七下西洋的时间将其目的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主要目的是政治目的,即巩固帝位;后期的目的发展为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并重。     

论诉讼时效的功能

学界对诉讼时效功能的认识难以成立。诉讼时效功能的真谛是,既保护权利又维护事实秩序,通过对权利保护和事实秩序维持的调整实现社会经济秩序的和谐与安定。多长时间内保护权利,多长时间后维护事实秩序,取决于社会经济秩序的和谐安定。诉讼时效的功能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发展的。诉讼时效功能本质的揭示,为诉讼时效的期间等具体制度的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我国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完善和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方法论。     

法定犯罪目的的实质探究

法定犯罪目的是指刑法分则条文对具体犯罪所明文规定的犯罪目的。对于法定犯罪目的的实质的认识 ,中外刑法学者看法不一 ,主要有特定犯罪目的说、犯罪动机说和追求超故意的结果说。本文在评析特定犯罪目的说与犯罪动机说二者缺陷的基础上 ,基本肯定追求超故意的结果说 ;并认为在目的犯中 ,犯罪目的具有二层结构 ,法定犯罪目的属于其中的第二层次犯罪目的 ,其实质是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所希望达到的超出直接故意意志内容的最终结果。     

取得时效的实践价值与立法设计

取得时效是时效制度(含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的一种,许多国家的现行民法大都确认了这两种时效制度。我国《民法通则》仅规定了诉讼时效,《物权法》也没有规定取得时效。取得时效作为民法的重要制度以及物权的取得方式之一,实有建立之必要。作为各自独立制度的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应分别立法、独立起算,把绝对消灭制度与先占制度结合起来解决长期无权占有人的权利取得问题,以排除适用取得时效时的一些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