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官员财产公示应从基层做起

当前,我国转型期出现的官场腐败现象使得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势在必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应从基层政府开始。基层政府处于权力末梢,受国家行政场势的影响较小;直接面对群众便于群众监督;推行的双向阻力较小;财产由申报向公示转变有利于基层民主建设;公示制度成熟对上具有好的示范和倒逼效应,有效遏制腐败,巩固执政根基。因此,建立和尽快实施我国基层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逐步完善配套机制,在相对互利的赦免基础上建立官场入口到退口的信用档案,逐步在基层形成公民社会层面,进而推动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在政治层面全面实施,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向前发展。     

官员财产公示的探索与研究

官员财产公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已有设想,2009年新疆阿勒泰地区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随后多个试点出现。但是该制度仍未得到长足发展,而被公众所诟病,除去来自官员自身的阻力,也有社会客观情况还不适宜完全的实施该制度。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势在必行,首先需将该制度上升至法律层面,然后完善相应的金融配套措施以及公众和媒体的监督与舆论宣传。促进该制度的进程不可一蹴而就,需要循序渐进有步骤进行。     

官员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博弈视角下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是一种成本低却高效率的预防性、警诫性廉政机制,不仅可以很大程度地节省政府为廉政而花费的巨额行政费用,督促官员奉公守法,防止其谋取不当利益,而且通过财产信息公开,从根源上遏制腐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从公共利益优先的角度可以折射出官员隐私权的有限性。官员的一些已经与其行使公共权力产生了联系的隐私行为已不再是民法所保护的隐私,而成了国家政治的一部分。为了社会政治及公共利益的需要,我们不得不对这部分隐私加以限制。但是,其不涉及公共利益的个人隐私依然神圣不可侵犯。在财产公示制度实行的过程中,要妥善处理好官员的隐私权与公众的知情权之间的矛盾。     

官员财产申报的地方试验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被誉为是腐败的“天敌”和“克星”.中国虽没有完全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但2009年以来已有30多个地区先后进行了形式各样的改革试验,积累了一定的地方经验:采取“新人新办法”这种“小切口”的进入方式,减少了改革阻力;以具体职务区分财产申报公示的主体,而非以行政级别作为划分依据,更加有效地发挥了财产申报制度的功效;差异化的公示方式,试图在官员财产公开和个人隐私保护方面寻求平衡;申报公示范围包括了债权债务,较为完整地体现了申报者的资产状况.这些地方制度创新尽管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设,为未来改革积累了经验.     

中国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困境及原因分析——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和“跷板”模型的分析简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治理腐败问题,是制度反腐的必然之举、廉政建设的有力保障。但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立的过程中面临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困境。本文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分析了部分政府官员对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阻碍作用,并建立了“跷板”模型,结合博弈论,具体分析了官员作为理性“经济人”,对中国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困境的原因进行了解释。     

“阳光法案”在我国权力监督中的作用

源于瑞典的“阳光法案”,也称“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被公认为反腐利器,被很多国家借鉴。我国自1987年开始提出“阳光法案”以来,已有20多年时间,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了“阳光法案”的难产。但财产公示制度是大势所向,虽困难重重,但在我国仍处于逐步推进中。本文将就“阳光法案”的兴起、对反腐的价值及在中国实施的进程、困境及出路展开论述。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研究

探究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完善对策,以期对公务员制度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理论支持。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设:困境与策略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作为监督工具,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增强执政党与政府公信力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作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设的现实困境在于,财产申报制度的官员认同度不高、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设缺乏法律制度的支撑以及配套制度不健全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设要建立健全官员财产申报的主体制度、完善官员财产申报的配套制度、优化拓展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路径选择。     

官员财产信息网上公开的困境和实现路径

官员财产信息网上公开是推进网络反腐进程的必然要求,是扩大网络民主监督的有效措施,是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建设透明政府的有效途径.我国官员财产信息网上公开面临的困境有官员自身的阻力及财产信息公开的政治风险顾虑、官员财产信息界定和审核困难、官员财产信息网上公开形式化、缺乏制度和法律支撑,应不断强化官员财产信息网上公开的意识、加强官员财产信息界定和审核环节、稳步推进官员财产信息网上公开落到实处、从制度和法律规范官员财产信息网上公开.     

试析制定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症结与对策

目前,要求有关方面尽快制定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呼声十分强烈,但有关部门表示目前推出这一制度的条件还不完全成熟,存在一定困难。作为人民政府,应当高度重视民众呼声,对人民高度负责,迎难而上,消除技术上的障碍,解决人们思想观念问题,认真总结新疆阿勒泰地区官员财产申报公示试点经验,同时,大胆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的成功做法,逐步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以有力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蔓延滋长,为经济社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营造出一个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氛围。     

官员财产:何时揭开神秘的面纱

今年"两会"期间,山东籍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再次向全国人大提出"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建议",这是他第三次提出这一建议.提交的当天,他又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关于"官员公示财产"的第三次人大建议的说明>一文.     

“制度-资本-行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何以构建?——基于鲁西南S镇的案例研究

遵循“制度基础→资本保障→行动结果”的作用链条,构建了“制度-资本-行动”的分析框架,并借助鲁西南S镇“水污染治理共同体”的案例深描,呈现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全过程。研究发现：科层制下的制度创新和权力下放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奠定基础,制度创新促进共同参与,权力下放实现赋权增能,但该过程普遍面临着政府间财权和事权的摩擦和调适;基层政府正式治理资源不足使其通过公众协同共治、官员关系运作和政府间利益共谋等方式嵌入非正式治理资源;个体资本禀赋的价值属性使得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差异性;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政府策略表现为维护政治稳定和任务导向下的行政动员、基层政府“适应性执行”以及基层官员“职位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公众策略表现为权益受损及参与意识的提高促进参与实践,企业主利益驱使下的不同策略转换,村干部在政府、村民与自身之间“三重角色”扮演中寻求综合收益最大化。因此,基层治理实践中,需要从上级政府、镇政府、村民、企业主、村干部等多主体视角优化制度设计、强化资本保障、调适利益取向和目标追求,最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政府腐败”析论

由百姓纳税养活的政府官员,因为具有支配资源的各种垄断权力,有可能会不按照其承诺尽心尽责地执政为民,更有可能会做一些伤害百姓权利的事情。官民对立以及官员权力（power）侵害百姓权利（right）就是政府腐败的要害所在。“政府腐败”这四个中文汉字所内含的政治底蕴和政策含义是：政府官员要具备德才兼备的从政素质,面对寻租诱惑时有分寸地使用公共权力,拒绝与“肉”字有关的各种诱惑,把国兴科教作为最重要的基本国策。有国家就有政府,有政府就有腐败。既不可能得到完美的政府与不完美的官员之间的公共组合;也不可能得到不完美的政府与完美的官员之间的公共组合;更不可能得到完美的政府与完美的官员之间的公共组合;仅仅能够得到不完美的政府与不完美的官员之间不尽完美的公共组合。     

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官员“加码式避责”的行为逻辑

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官员如何落实职责和任务安排是基层治理面临的重要问题。基于政府治理实践中不断出现的“层层加码”现象,研究提出“加码式避责”的概念,解释基层官员在风险治理情境下受制于多重因素制约和认知权衡从而塑造避责行为策略的过程。“加码式避责”是在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官员通过主动强化政策执行而规避政治责难的行为。风险不确定性、基层治理资源不足与问责制度刚性三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是基层官员风险治理时面临的现实情景。在属地管理原则下,基层官员只能依靠掌握的剩余控制权主动加压达成问责风险规避的目的。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问责应充分考虑风险本身特性,统筹过程问责与结果问责,加快建立区域性协同合作风险预防和治理机制,提升基层政府官员危机事件治理能力。     

“公廉拆迁行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拆迁难”几乎成为困扰城市改造建设的一大难点,也是群众信访投诉的热点之一。雨花台区全面启动“公廉拆迁行动”,是用制度规范行为,以公廉监督权力运行,以人为本赢得“零投诉”。区纪委杨明书记提出拆迁万亩、不倒一人,彰显公平、群众满意的工作目标。宁南街道在火车南站大面积的拆迁中,坚持用行动落实区“公廉拆迁行动”,取得了良好效果。     

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掀起“问责风暴”,因一些重大突发性事件所引发的官员免职、引咎辞职现象日益增多。然而许多官员被问责后又离奇复出,公众对问责制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提出质疑。究其原因,主要是与被问责官员复出法律制度不健全和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等,与传统“官本位”思想的消极影响有关。要有效地解决官员复出存在的问题,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消除“官本位”思想的影响,积极推进现代政治文化建设;二是建立健全被问责官员复出的法律法规;三是加强对问责官员复出的社会监督。     

美国建立和完善文官制度的历史进程

“文官”这个词在现代汉语中释为“军官以外的官员”。西方国家的文官一词原文是Civil Service，准确的译法应该是“公务员”，或“文职服务人员”。文官制度实际上就是公务员制度。但西方国家的文官，其涵义不等于军官以外的官员，大体说来，凡是非民选的、非政治任命的政府低级官员，统称为“文官”。西方国家文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大都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漫长过程。美国亦然。     

被问责官员:无原则复出和复出的原则

现实中,中国被问责官员大量无原则复出,这不仅使问责制流于形式,而且使公民对政治感到失望、悲观和冷漠,并使政府逐渐丧失公信力。制定被问责官员复出制度固然十分重要,但在制定具体的复出制度前,首先必须确立相应的复出原则,特别要坚持"复出例外"原则、"复出差异化"原则和"复出公开"原则。     

“民评官”：一个自下而上的社区民主监督机制

2001年,中国社区建设中发生了一件惊动全国的事件。生活在武汉江汉区的居民享有一种“特权”,他们可以根据政府在本社区的表现,给官员打分,论说长短。官员的工资奖金要依据评议而定,表现欠佳的还有可能被“解雇”,这种民主评议的形式被外界称为“民评官”。然而,这种把政府官员放到“火上烤”的制度是谁提出来的,它的运行是否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呢?     

论米尔斯的中产阶级“政治后卫”说

米尔斯的中产阶级“政治后卫”说是指中产阶级具有机会主义的投机倾向,不可能是政治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只能是参与者和追随者.一些学者误读该学说,认为“政治后卫”的重要表征是“政治冷漠”和政治“平衡轮”.实际上,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米尔斯用“政治冷漠”一词来描述二战后美国民众的普遍社会心理,而非单指中产阶级,而政治“平衡轮”亦系转引其他学者的话,并非他本人的观点.今天,正确解读米尔斯的中产阶级“政治后卫”说,对于廓清认识、引导中产阶级有序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