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的现实主义——论亨利·詹姆斯的文学批评思想

亨利·詹姆斯是美国文学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一生都在强调文学应该反映现实。然而,詹姆斯的现实有别于物质主义的现实,也超越了清教主义的道德意识。他反对小说对现实进行刻板的模仿,以及生硬的道德说教。他的"智慧的现实主义"主张现实与想象相结合去反映深刻的人性。他最重要的文学批评论文《论小说的艺术》力主小说的创作和评论都应打破物质主义的现实和教条的约束,而去贴近文学和生活的本质和自然规律。     

文学中诗性的基本形态

文学是语言艺术各类别的统称,按照文学体裁“四分法”的分类方式,诗是与小说、散文和戏剧文学并列的一种文体,然而这一“并列”并非是平等的,诗的性质可以说是一切文学乃至艺术的精神蕴含.文学的诗性在于它是对语言实用目的的超越,是审美的超越而非本体性的超越.中国文论中的意境与西方文论中的典型都鲜明地体现了文学诗性的特征.除此,由于“语言转向”和“读”的文化向“看”的文化的更高层次的回归,设定与参与也就成为审美超越的新形态.     

风起于青萍之末:丘东平抗战小说的另类表达

丘东平的抗战小说描绘炮火纷飞的战场，但不是对前线战事的简单实录；他的抗战小说渲染豪迈的英雄主题，但不是宣传流行的政治理念；他的抗战小说塑造英雄人物，但不是为了呈现“好”与“坏”、“勇敢”与“懦弱”等二元对立的命题。他的笔触锋芒超越了文学功利层面直指战争的本质和人物在战争语境下的复杂心理，描述战争给个体生命带来的摧残和人性的变异。在当时充满政治斗争气息的抗战文学格局中，丘东平的抗战小说显得别具一格和弥足珍贵。     

“发现”与“丢弃”——试论梁启超的小说观

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尤其是小说史上,梁启超以自己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和“政治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和创作史上无人可及的地位。本文以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文学(小说)为背景,探讨梁启超的近代小说观的得与失、贡献与不足。     

论现代女作家小说创作中的“散文画”特征

“散文画”是叶圣陶在论孙福熙作品时提出的一个美学概念,他说:“孙福熙君的《赴法途中漫画》可称为‘散文画’,是一种综合的艺术作品.孙君那篇文章随意取所见,用画家的手段表现出来,而又不单是写实,处处流露出作者的情思.”在这里,叶圣陶阐明了“散文画”的基本特征是“以文作画”,即在文学创作中,取一种综合的美学观念,借用绘画艺术的技法来抒情写意叙事,而不是刻板地摹写生活.叶圣陶的这一理论概括,为现代文学追求画意画境开了理论先河.尔后,丰子恺专门写了《文学与绘画》一书大力提倡“绘画与文学握手“,“绘画美与文学美的综合”.不仅如此,他还从中国诗、画发展史中究本探源,寻求文学与绘画相互交流的具体途径.郭沫若则从艺术的共同本质明确地引申出:“小说我说它是用文字表现的绘画.”由此可见,“散文画”与“综合美”的美学倡导,为小说艺术与绘画艺术的结合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小说家自     

梁启超的小说创作及影响

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尤其是小说史上,梁启超以自己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和“政治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和创作史上的无人可及的地位。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离不开近代这一大的时代和政治、文化、文学背景,而其出现则使近代的文化和文学尤其是近代小说更有声色和内涵。本文拟以近代的政治、文化和文学(小说)为背景,探讨梁启超在近代小说的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和不足(即他在发现了小说的同时又丢弃了小说)及对近代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寻根文学在新时期的叙事性

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     

魏晋南北朝小说理论简论

一、“言乎政化”——小说与政治。 魏文帝曹丕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很注意文以致用,在他的《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著名论断,把文学和事功相提并论,是着眼于国家的治理与政治教化的,这个观点无疑会对小说理论发生影响。所以,魏晋南北朝的统治者和上层人物都很重视小说。魏文帝本人就是一个好读神怪小说的才子。《列异传》旧署由他编纂,不一定可信,但至少与他有点关系。著名文学家曹植也是一个小说的热心读者,史书记载他“日诵俳优小说数千言”。曹植能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表明他很有才学,也说明小说很流行。他     

李铁小说精神走势观察

我们的文学评论家们,在用“生活的无限可能性”这种暧昧的说辞解说或鼓舞作家们写作时,总是忘记指明生活的无限可能性里,也是包含着无限的“生活的陷阱”的。李铁的转身,同时意味着他有了对“生活的无限可能性”进行分解的自觉,开始用他的小说去邀请、“想象”那种应然的、宜人的、有阳光照耀的“可能性”,将其组织到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去。文学虽然是一种感性方式的表达,但它的“形而下”方式归根结底通向“形而上”的意义和思想宣达。因此,文学家们若是“梦想”文学能够成为人世间一种善意、积极、正面的思想精神力量,就必须去亲近哲学家指给的这个“思想秘密”：让文学从强化昏暗的轻车熟路上,朝着有阳光照射的方向迈步。     

试谈茅盾对十七年短篇小说的评论

茅盾对我国当代十七年短篇小说的评论,是这位伟大作家、批评家文学业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至今仍能给人们以教益和启迪,我们应该认真加以研究。 茅盾早在二十年代即倡导文学“为人生”,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作家作品。随着历史的发展,他更认同了文学为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事业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后,他及时把握了新时代对文学的新要求,明确指出:文学“要以艺术的力量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改造千万人民,用劳动人民的高尚品质和英雄气概去鼓舞他们的勇气和信心”;“一句话,要通过文学作品给人民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从这一标准出发,茅盾十分注意小说的倾向性与真实性。     

穿崖透壑不辞劳 远望方知出处高——陆地小说成就新探

现代著名作家陆地笔耕了半个世纪,他的小说三起三落,历尽沉浮。他以非凡的毅力苦苦追求着自己的美学理想,从“鲁艺”时代的发韧之作《落伍者》到东北首届文代会上受围攻的《红叶》,从壮族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到新时期荣膺少数民族文学一等奖的鸿篇巨制《瀑布》,延伸着作家长途跋涉的足迹。他在每个历史阶段留下的那些小说创作,都充盈着一种探索的精神、创新的才气。他“踏着荆棘去追求,去发现”,用一篇胜于一篇的作品“去向那些形而上学的理论,作不妥协的抗争！”为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繁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壮族当代小说的兴盛作出了开拓性的探索。     

中西文化视域下当代中国文学“人学”主题的演变——对一个当代性文学思潮的历史扫描

改革开放30年,当代中国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历史性变革,而“人学”思潮始终是导引文学进行这一运演的主流形态,“人的觉醒”与“人的文学”既是五四文学未竟的主题,也是新时期文学在一个新的文化起点上掀起的一次对于未来中国具有深远影响和伟大意义的文化革命,作为一个具有不断再生功能的永恒主题,新时期文学的“人学”思潮以超越时间与空间、超越历史与现实、超越他者与自身的方式完成了它沟通历史、链接世界的文化使命。     

论纳博科夫的小说观

纳博科夫是20世纪世界文学中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卓尔不群的文学观念、扎实的文学基础、独特的个性以及敏锐且富幻想的优秀品性，成就了他“纳博科夫式”小说的艺术世界。他有着很强的理论意识。他对“时间”、“现实”、“世界”、“文学艺术”的理解和阐发都能见出他的思想和理论深度。     

迟子建小说叙事中的"自然"母题

“自然”叙事是迟子建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文章从阐述“自然”在迟子建小说创作中的艺术体现以及迟子建的自然观入手,深入探讨迟子建小说创作中对于灰暗现实的超越以及在超越过程中所体现的文学观念、文体风格和美学追求,进而触及迟子建小说叙事的诗学内核。     

从“探求者”到《摆渡》--对高晓声文学启蒙与反思的再评价

高晓声是农民作家,更是具有启蒙思想的精英知识分子。他借助文学启蒙民众的起点是在“探求者”文学社酝酿时期,他的小说借科学知识的普及来实现启蒙目的,其时虽显幼稚但启蒙激情却是热烈。到改革开放时期,他以《摆渡》这一寓言式的小说表达了他启蒙与反思的渴望,成为他文学启蒙的理论诠释。经典人物陈奂生的成功塑造实现了作家借“摆渡”人的灵魂到对岸的目的,完成了启蒙与反思的任务。     

郁达夫与日本“私小说”

<正> 郁达夫是中国新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在“五四”以后的文坛上独树一帜,曾经产生过很大影响。郭沫若把他比之为“俄国文学中的屠格涅甫”,日本、东欧的一些学者认为他是“中国的自我小说作家”。象“五四”前后的许多其他作家一样,外国文学也哺育了郁达夫的创作。其中西方的浪漫主义和日本的“私小说”对他影响尤深。这里,我们着重探讨一下郁达夫小说那种鲜明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特别是“私小说”这一日本所特有的文学形式之间的关系。     

《聊斋志异》的造境艺术

蒲松龄是杰出的写意小说家,他融合了我国传统的文言小说与诗歌的艺术精神,建构了用传奇写“意”以创造与诗画意境同构但又具有小说特质的意境的艺术模式,《聊斋志异》中的写意小说超越了前代小说“局部性”地创造意境的水平,通篇“整体性”地创造了意境,将我国古代的写意小说推向了顶峰。     

奇想化的“战争启示录”——莫言战争小说谈片

文章对莫言的战争题材小说进行实证研究,从如何“写绝对主观的战争”、“童心”与“奇想”、“信史”与“心史”、文学故乡的双向拓展、普遍人性对战争的超越等方面,予以深度阐释,以揭示莫言对战争文学的独特观点和莫言战争文学经验的若干重要特征.     

《中国说话文学之诞生》述评

最近,日本东京国立学艺大学汉文学教授高桥稔先生在他的新著《中国说话文学之诞生》一书中,就中国小说的起源等问题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读来很受启发,摘述如下。日语中的“说话”即现代汉语中的“传说”、“民间故事”,“说话文学”就是“传说文学”或“民间故事文学”之意。作者认为,民间产生的故事、传说由口传相承发展到形成文字,并单独被作为一种文学样式记录下来,就产生了最初的小说。但是作者尽量避免使用“小说”一词,他认为“小说”一词在古汉语中意义几经转变,容易误解,在讨论研究古小     

超越与异化--才子佳人小说理想女性观评析

“色”、“才”、“情”三者的合一,构成了才子佳人小说理想的女性观,这种理想女性观有别于前代文学。受明清时代文化氛围与社会风尚的影响,才子佳人小说“色”、“才”、“情”三者合一的理想女性观体现的是时代的呼声和个性解放的要求,有其深层的“至情人性”的人文亮色;尤其是小说赋予了女性形象新的质素———才情,在女性观上较以往文学有所超越。同时,此类小说又是从男性视角出发进行创作的,其理想女性观仍是男性话语的产物,显示了男性文人在欲望、文化、情感和道德上对理想女性的全面诉求与文化书写,女性由此再一次被异化,沦为被“凝视”的对象和“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