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权与情报公开制度

知情权是民主与法治发展的产物,其核心是情报公开请求权.许多国家制定了关于情报公开的法律,以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实现.建立和完善情报公开制度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     

入世后的新课题——知情权和情报公开

当人们从宪法的角度提出公民应享有知情权的要求之后,人们更期待在行政立法的领域能制定出一整套使上述权利可以得到切实保障的情报公开制度。何谓知情权,何谓情报公开?它对入世后的中国又会带来哪些新课题?从国际大背景出发,通过对一些西方先进国家在建立情报公开制度的过程中所引发出的一些讨论,来印证我国加入WTO后,在宪法和行政法领域提出这一新课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日本地方情报公开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日本各地方从1982年开始制定情报公开条例,逐渐建立起各地的情报公开制度,成为国家<情报公开法>的法制基础.地方情报公开条例一般包括立法目的、实施机关、公开的公文书、请求权人、适用除外的情报、公开程序、情报公开审查会等内容.地方情报公开立法基本上符合宪法和<地方自治法>关于自治立法的规定,但与已有法律制度也存在冲突.日本法院判例对条例的解释,对情报公开制度的建立起着重要作用.条例与<情报公开法>的关系表现为地方自治与中央权威的关系,存在对应性和独立性.     

行政公开概念辨析

行政公开与行政公开制度、行政公开原则是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广义的政务公开包含了行政公开,而行政公开又包含了行政信息公开.行政公开的义务主体既应包括国家行政机关,也应包括法律、规章授权的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其内容既包括行政信息的公开,也包括行政活动过程的公开;免除公开的信息是指国家法律规定保密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其公开的方式是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当行政主体不履行依法公开的义务时,关系人可以对其申请行政复议或起诉.     

美国“情报自由法”浅析——兼与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比较

政府信息公开与否是判断政府民主、法治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情报自由法在美国行政公开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国2008年5月1日即将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与之相比较，二者产生的背景、公开的方法、公开的内容相似；但是二者的法律位阶、救济手段不同。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若干问题辨析

政府机关所掌握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利益相关的信息,除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不予公开的之外,都应 当依法向社会公开。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应以是否方便公众知晓为首选条件。为使政府信息更加透明化,应当建 立法律监督、社会监督和行政督促三位一体的机制来监督政府信息公开行为。     

“天机情报”及其保护初探

“天机”意为天大的机密。从归类上讲,“天机情报”属于竞争情报的范畴,是竞争情报的一个类型。“天机情报”在含义上与“重大情报”“关键情报”“绝密情报”“战略情报”等概念接近,涉及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等重要领域。鉴于天机情报来源的内生性、关涉的重大性、极端的机密性和高度的敏感性,必须对其进行严格保密,否则会带来严重后果。“天机不可泄露”,表达的是一种具有训诫性质的情报保护问题。最后,构建出天机情报发生—保护模型。     

自由裁量的法律控制——以行政公开为视角

在现代国家管理中,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变得越来越普遍,广泛的自由裁量及其瑕疵的存在使得行政法不得不对其投入更多的关注。由于行政公开是控制自由裁量的最有效方式,在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理念下,应该将行政公开融入到立法性控制、行政性控制和司法性控制中,从而有效实现对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     

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当事人若干问题的探讨

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当事人资格的认定规则应体现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的特殊功能。为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知情权,申请公开信息之诉的原告只需符合行政诉讼原告的一般条件,并没有特殊限制;反信息公开之诉的原告资格认定的关键是确定其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受到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的侵害。为监督政府信息公开行为,明确政府信息公开法律责任,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适格被告应具有信息公开行政主体资格并实施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第三人的范围不仅包括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应当包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公共企事业单位。     

行政公开初探

行政公开,有利于公民真正有效地参与国家社会的事务管理,有利于公民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权利,有利于加强人民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所谓行政公开,指行政机关的情报资料、行政活动(除法律规定不予公开者外)、工作人员的相关情况等,均应公开.当然,行政公开应有完备的法律体系,有相应的监督机制.     

政府信用信息的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盲点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9条-第13条对政府信息应当公开的范围做出了规定,其中没有明确涉及与政府自身履职情况相关的政府信用信息.政府信用信息是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过程中出现的失信行为所做的记录.政府信用信息的公开,与涉及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及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一般政府信息的公开相比,具有特殊性.随着政府信用法治化进程的推进,各地政府陆续制定规范性文件对政府信用进行规范.其中,有关政府信用信息公开的规定,应当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依据.     

澳大利亚《信息自由法》评析

政府信息和文件一直被视为是政府机关的财产而由所掌握信息的机构来决定是否对其进行公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知情权的概念逐渐形成共识,并被国际社会看作是一项基本人权得以保障,在新闻媒体和公众的推动下,澳大利亚开始重视保护公众知情权,并相应地制定了有关信息自由的法律以公开政府信息,保证公民知情权的实现。     

日本信息公开法实施与民间主导的行政目标

日本政府信息公开比美国滞后30年以上,在国际社会中也处于一个相对滞后的水平.2001年4月1日,日本信息公开法实施,尽管从理论上确立了公众对行政事务的了解权,然而,离实现IT时代民间主导的行政目标仍有相当距离.作为原因,首先,政府缺乏一个从信息垄断中退出的公开、透明的机制;其次,信息公开法的结构失衡.非营利组织(NPO)是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角色之一.     

我国突发事件中的政府信息公开:现状与变革

突发事件的特殊场域决定了其间政府信息公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应然性角度看,突发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具有及时性、主动性、准确性、广泛性与统一性。我国当前立法存在着公开的规定过于分散、公开的内容比较模糊、公开的义务主体不一致、公开的程序机制不健全等缺憾。因而,应当尽快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完善突发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二元法律体系;同时,立法还应明确界定突发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统一规定公开的义务主体,健全公开的程序机制。     

政府信息公开范围探讨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行,没有终结反而引发了国内对政府信息公开范围更大的争议。条例在基本范围和不公开事项等问题规定上的疏漏,不仅给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推进带来了不利影响,而且给行政机关真正保护不应公开的公共利益制造了难题。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推进,除需要有坚定的决心、正确的观念和有力的监督措施外,也需要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修正案》填补立法上的疏漏。     

公共图书馆开展青少年信息素养教育探析——以“广州市青少年信息素养提升行动”为例

在青少年信息素养课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广州市青少年信息素养提升行动,探讨公共图书馆开展青少年信息素养教育的有效方法,提出公共图书馆开展信息素养教育的五点建议:争取社会援助,与各种社会组织广泛合作;根据培训用户需求调整信息素养教育内容;培训形式要生动活泼,要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做到寓教于乐;注重青少年信息素养教育具有持续性和持久性;将青少年信息素养提升教育寓于日常服务当中。     

情报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政治传播机关

为适应纳税人及新闻界对租界当局政务信息公开的要求,同时满足对外宣传的需要,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了专门的政治传播机关——情报处。作为工部局的新闻发言机构,情报处不仅对外发布政务信息,同时也注意传播策略,工部局对其工作给予了肯定评价。     

浅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

政府信息公开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一项必备制度。我国唯有结合国情,在加强立法、执法等法制建设的同时,深层改造政治文化,才能使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趋于完善。     

政府信用信息的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盲点”？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9条-第13条对政府信息应当公开的范围做出了规定。其中没有明确涉及与政府自身履职情况相关的政府信用信息。政府信用信息是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过程中出现的失信行为所做的记录。政府信用信息的公开,与涉及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及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一般政府信息的公开相比,具有特殊性。随着政府信用法治化进程的推进,各地政府陆续制定规范性文件对政府信用进行规范。其中,有关政府信用信息公开的规定,应当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