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学本体论困顿的一点思考

中国当代美学作为以王国维为起点的近百年中国现代美学历史发展的一个环节,它仍然具有着古代美学与现代美学复杂交织的历史痕迹。这表现在,它继续触及中国现代美学已经触及了的那些基本问题,以及它的全部理论形态的最一般的范畴网络。然而,也就在这里,中国当代美学步入了困顿:那些需要中国当代美学继续论证、深化,甚至需要澄清、纠正的问题,却从根本上制约了中国当代美学的理论建构和发展。这是中国当代美学自身形成的一个怪圈。以美学本体论的研究来说,它在步步深化的同时,也在步步泛化和游移,观念上的似功利非功利,思维上的既非抽象思辨又非实证手段,使中国当代美学始终处于一个既     

“社会美”范畴创构六十年之反思

社会美是中国现代美学独创的范畴,也是中国美学对世界美学的重要贡献,首次出现在蔡仪美学中,至今已有六十年的历史。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初步繁荣之后,这个范畴逐渐被冷落,甚至被遗忘。社会美理论的确存在许多有待澄清的问题,但其生活指向和现实关注却显示出中国美学的基本特色,当今文论界所推崇的西方审美化理论,完全可以纳入社会美的框架之中。社会美有古代和现代两种历史形态,当前的审美化理论不过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强化了社会美的古代特点,实际上是向古代美学的倒退。从美善混同的功利性转变为美真结合的认知性,从漂亮炫目的形式美转变为生活原生态的现象化,这是社会美范畴走出困境的关键;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也将切实地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     

意象的构成及本质

一曾经有人提出,意象这个范畴,是我国古代美学固有的,并不只是外来语image的译名。这样说有一定道理,不过问题还有另一方面。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与认识能力的深入,思维的范畴,包括美学的文艺学的范畴,其实都在发展变化之中。有时候,范畴名称一沿其旧,但其内涵外延已不同于历史上的情况。意象这个范畴也是如此。说得更确切些,今天我们所谓的“意象”,实际上是我国传统美学概念与西方二十世纪观念的结合与互补。我们既站在自己的美学与文学的遗产上接受与解释了image这个外来词,同时又从当代的审美水准出发理解与阐述着古老的意     

审美关系的变异及其理论对应

中国现代美学主潮是由主观论美学和客观论美学两大体系的对峙发展汇集而成的。但是这两个体系的对峙关系,仍然不能概括中国现代美学发展的全貌,如果仅仅局限在这种关系中认识问题,那么许多理论现象就难以解释,例如胡风所陷入的矛盾纠葛与主观论美学并没有多少关涉,而朱光潜对美感经验能动性和直接性的强调,与客观论美学也无根本的冲突。实际上,中国现代美学近百年的历史过程是一个较上述对峙关系远为复杂的结构,其中还包含着另一个特殊的理论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存在着两个与主客两大美学体系表面上相似而实质上有深刻差异的理论形态。中国现代美学的历史发展,就是在这多种关系和理论形态的错综复杂的交织中呈现出来的。研究这个特殊的系统得以形成的条件及其内部两种形态的特点,对于认识和把握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规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意象研究的多元理路

意象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它也成为中国现代美学阐释的对象,并且转化为现代的美学范畴,演变成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核心概念。中国现代美学中的意象概念阐释与意象理论建构是多元化的,大体可以归纳为三大理路,即中国古典美学理路、心理学理路和现象学理路。第一条理路基于中国美学传统对意象进行阐释,它还原了意象范畴的本源意义,明确了意象的基本性质以及在中国美学体系内的位置、与其他范畴之间的关系,为意象范畴进入现代美学体系奠定了基础。第二条理路是对意象概念做心理学的阐释,它揭示了意象的心理学内涵,使得意象概念具有科学性,确立了审美意识在一般意识结构中的定位,为心理学美学乃至于一般心理学的拓展提供了新的可能。第三条理路是对意象范畴做现象学的阐释,它揭示了中国美学的现象学特性与意象理论的哲学根据,为审美现象学的建立甚至一般现象学的发展开辟了新路。意象研究的多元理路,证明了意象范畴内涵的普遍性和深刻性,它可以沟通古今、中外美学,为现代美学建设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     

美的思辨与诗的抒情

从王国维那里启程的中国现代美学已经进入本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经过近百年的艰难曲折,尤其是经过八十年代的发展,中国现代美学终于迎来了充满生机的局面.刚刚过去的十年是中国现代美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时期,那些曾为五十年代美学作出贡献的美学家们,在这个时期肩负起了继往开来的使命.他们一面引导着中国美学与世界美学交流的大潮.一面又审视着中国美学曾经走过的几千年漫长的历史;他们并不守旧,但是他们确认,无论如何历史是无法割断的,中国美学最后还必须取得与自已历史的连接贯通.八十年代以来,古代美学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     

20世纪前期中国美学思想进程的两条路径

与西方现代美学的兴起绝然不同,中国现代美学是在中国被迫纳入现代性发展轨道的历史条件下从对自身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反省起步的。从承继的关系来看,中国现代美学对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中的若干精神有所反思和张扬,但就总体而言中国现代美学又是在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西学基础上开始建构的,与中国古典美学思想有着相当的差异。由于这一特殊的历史和文化境遇,发轫于王国维、蔡元培等人的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在之后的岁月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审美观念强有力的两翼,即审美自由主义与审美功利主义。审美功利主义始终处于强势地位,但审美自由主义也始终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即使是在民族决战和阶级决战的关键时刻,对审美自由的向往仍然被顽强地表述着。20世纪前期中国美学的萌芽和发展到1949年告一段落。在近五十年的时间里,西方美学思潮和理论大量引入,促进了中国现代美学观念的生成和定型,尤其是为后来发生的若干次美学大讨论准备了人才和资源。就中国现代美学的最基本特点而言,美学问题始终是与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它们之间的互动决定了中国现代美学发展的历史特征和命运。     

实践美学观的产生及其引发的争论--从对立、排斥走向对话、汇通之一

纵观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历史,实践美学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实践美学的产生、发展和由此引发的论争,不仅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学建设的实绩,也有助于反思当代美学发展的各种可能。此外,对实践美学的理解与反思也能够从美学的视角、“理论热”的视角召唤我们再次想象与重构这段历史,进而丰富、加深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记忆与认识。作为一个多少有些随意的命名,实践美学只是宽泛地统摄了一些有认同实践共识、较为相近的理论主张,与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流派尚有不少的差距。实际上,在实践美学产生的时候,不但有实践美学反对者的声音,也存在着实践美学内部的诸多分歧、矛盾和论争,这也构成了我们理解实践美学的前提。文章梳理了实践美学的产生、基本观念及其引发的争论:有反对者对实践美学的反驳;有实践美学内部的相互质疑和对话;也有萌芽时的后实践美学对实践美学的挑战。论者认为,实践美学以实践观为核心基本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命题、体系,能够解释许多审美现象,是中国当代美学取得的不可忽视的成绩。但也存在着自相矛盾和忽视个体的缺陷,需要认真对待这些缺憾。     

美在当代的回归与超越

"美"作为美学最基本的范畴,它既是一个逻辑范畴,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同样,美的发展过程既是逻辑的运动,也有历史的运动.本文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从宏观上勾勒出美向崇高、丑、荒诞的运动轨迹;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这一历史、文化语境中绘制了美在当代回归的蓝图;以美在当代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当下人类的精神追求重建一个即有现在性又具未来性的审美理想.     

论中国古代谋略观在当代战略管理中的现代价值

战略管理理论作为管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中国古代谋略观基本上还未介入这一理论的发展之中。由于当代战略管理实践中的一些失败,表明西方文化在该领域某些方面具有局限性,由此才有了探讨中国古代谋略观现代价值的可能性。这也表明：跨文化分析是未来战略管理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中国古代谋略观的现代价值实际体观在对当代战略管理理论的充实、修正和创新之中。     

关于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和范畴体系建构问题

确定中国古代美学、文论范畴,有一种由其史、论合一的学科性质所决定的根本性的困难。哲学范畴论的一般原理、具体学科的范畴系统完备性原理和该学科的特殊性,都对其范畴的确定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因而同时考虑范畴的系统性和历史实然性,逻辑与历史结合,才是确定中国古代美学、文论范畴的基本原理。这一原理再加上中华民族思维和理论表述的特性,决定了中国古代美学、文论范畴体系只能是研究者基于自身的深入研究而作出的体系建构,而非有一个客观范畴体系被描摹出来。一般所谓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体系的“体系”,其实包含非常不同的含义。     

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中国化及其进程

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现象的最基本的、最一般的和最理论化的分析,它是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法理学进入中国已近一百年,反思近百年的历史,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传播过程,就是一个中国化的过程。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     

当代文艺学和美学:没有说完的话

朱立元认为,20世纪中国文论和美学,并非"全盘西化"的过程,而是既不同于古代传统文论和美学、又不同于西方文论和美学的现代文论和美学新传统的建构、生成过程。20世纪的中国文论和美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新传统。其在当前的发展中面临的深层问题在于基本理论缺乏与"史"和批评的互动、互通。当代中国文艺学和美学走出困局的必由之路,仍在于立足于如何解决当前中国文学所面临的这一现实问题,并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同时,达到理论、批评、历史三方面的协调和统一,形成整体突破。高建平则认为,我们只有来自西方的"美学在中国"和美学的史前史,没有中国美学。提出"文化多样性"口号的背后有着深层的审美的普世性与地方性之间的张力关系。今天我们需要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普世性的"中国美学"。王建疆认为,学科首先要讲公理、范式、共性,而不是盲目追求所谓特色或个性。同时,也不能从学科发展的水平高低来论断该学科是否存在,而是要放眼现实。其发展也应该遵循自然之道,而不是盲目的重构。     

审美文化讨论与古代美学背景

应当从中国美学正在经历的历史变革的角度,来看待当前的审美文化讨论。在古代美学那里,审美与生活的关系是疏远的,甚至是对立的。现代美学提出审美文化问题,其核心是重建审美与生活的关系;它所论证的,是审美与生活的统一而不是相反。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所看到的仍然是这两个方面的分离,许多对审美与生活相互关系的论述,还停留在古代美学的水平。因此可以说,审美文化讨论既包含着推进中国美学现代行程的动力,也产生着制约的甚至是破坏的因素。因而首要的问题是美学历史感的强化和基本理论探讨的自觉。为此,本文提出了与审美文化直接相关的审美特性范畴,初步论证了这个范畴所包含的审美现实性与审美独立性的关系。     

中国哲学研究的四个范式

有关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研究在近百年的探索历程中,逐渐形成了四套集理念和方法为一体的比较成熟的"范式".冯友兰范式主要包括普遍哲学模式和民族哲学模式两个部分,它第一次成功开启了以现代哲学视野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道路.张岱年范式主要包括普遍哲学形式和范畴分析方法,它特别重视为中国哲学研究建立规范.侯外庐范式的主体部分由普遍哲学的基本问题与阶级分析的基本方法构成,它隐含着一个从现实针对性出发理解文本的深刻洞见.牟宗三范式第一次以超越西方哲学的姿态来解释儒家哲学,它试图建立一种超越康德的本体理论来揭示中国哲学的深度.这四个范式各有其优缺点,都一定程度上使古代文本在现代语境下获得了重新解读,但都未触及古代语境的自明前提.     

历史意义的思想演变与当代转型——以约恩·吕森为中心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伴随传统历史目的论的衰落与“语言学转向”以来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兴起,历史意义与历史理性也逐渐丧失了系统性。历史意义与历史理性在近现代的演变过程中,历史元理性转化为认识论理性,历史意义转换为一种“事后意义”,这些概念在近现代都经历了一个从“实质性”向“范畴性”的转换。正是在这种转换中,史学职业化才得以形成。约恩·吕森作为当代德国重要的史学理论家,他在西方史学理论的总体性语境中,将现代历史经验与认识论理性相结合,以“历史文化”概念为引导,力图重新探讨历史意义和历史理性的当代合法性与思想生命力。从史学理论的未来走向上看,历史意义的“历史文化”转向是一个成功的理论转型。由此,我们能够观测到德国史学理论不同于英美史学理论的解释体系与发展趋势。     

近年来身体美学研究述论

身体美学是目前国际美学界关注的一个前沿问题,介绍到中国后,中国美学研究界结合外来理论资源和自身特殊的学术背景对此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兴领域。近四年来,中国美学界的相关研究者们围绕着有关身体美学的西方理论资源和学术观点的译介、身体美学兴起的原因、身体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中西方身体美学史的建构及身体美学研究和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互动等五个方面开展研究,努力推进着身体美学在中国的发展。     

回首百年中国美学——“百年中国美学学术讨论会”综述

1998年4月20日到25日在贵州师范大学举行了“百年中国美学学术讨论会”,这是第一次对近百年的中国美学进行集中的研讨,与会学者对百年来的中国现、当代美学的发展历程、学术特点、重要的美学家的地位和美学理论的学术价值等有关问题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与热烈的讨论,其中热点问题主要集中于两个,即对百年中国美学学术历程的反思和对现、当代中国美学和美学家的研究。     

韵:中国美学和文艺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

韵是中国美学和文艺学在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中国古代的乐论、画论、诗论、书(法)论以及关于人体审美的记述中,以韵为中心的概念如气韵、风韵、神韵、情韵、韵度等随处可见。然而,韵这一基本范畴在现代研究者中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近年来更面临着被其它范畴兼并和吞噬的危险。我们不能同意某些论者提出的把“意境”作为中国诗歌中最基本的美学范畴,而把“境界说”、“神韵说”、“趣味说”等包容在内的主张;也不同意某位著名文艺理论家称“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是一种以‘意境’为中心的理论”的更为简单化的表述。如果按照这种简单化的理解,真地实行起某些论者的“兼并政策”,则势必把具有鲜活风貌和丰富多彩内容的中国古代美学和文艺学弄得单一、枯燥而面目全非(同时,我们也对醉心于“哲学建筑术”,热衷于构建庞大体系     

论中西美学和谐理念的两大范式

在中西方美学中,“和谐”大约是用来阐释和规定美的本质的一个最普遍、最经典的理论范畴了。特别在古典美学时代,这一点尤是如此。然而,如果我们对这一理论范畴作更进一步的梳理和辨析,就会发现,“和谐”这个经典性的美学本体范畴,并不是一个绝对普遍而抽象的规定;实际上,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中西方不同的社会、历史、民族、人文语境中,它都是一个具体范畴,都含着丰富多样、甚或迥然异趣的学理内蕴。对这一点,还不能说我们已有了清楚的认识。因之,本文拟从基本思维范式的角度,对中西美学和谐理念的相异之处作一点学理上的探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