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预防原则在防灾减灾领域的适用

起源于德国环境法的风险预防原则已广泛适用于全球环境保护,成为国际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随着灾害多发以及人们对灾害问题日益重视,风险预防原则向防灾减灾领域渗透发展。由于灾害风险管理与人权保护、环境保护等问题交叉渗透、密切相关,风险预防原则向防灾减灾领域发展一方面使该原则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使其法律地位进一步强化,成为一项正在形成的习惯国际法规则。将审慎对待灾害风险作为一项国家义务,对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无论是从履行国际义务还是从维护国家利益考虑,中国都须未雨绸缪,在综合性的灾害防治立法中确立风险预防原则并推进其适用。     

论风险预防原则在我国环境法中的适用及完善

风险预防原则是环境法中用以预防具有科学不确定性的环境风险、保护人类和环境的重要原则,其产生以来在许多国际环境公约中得以运用,同时也被许多国家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在国内法中加以采纳.目前,我国已参加了多个包含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环境法律文件,国内的若干法律、法规和规章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风险预防原则的精神,但总体而言,我国关于风险预防原则的立法尚存在许多不足.为防范日益严重的环境风险,我国应加强和完善关于风险预防原则的立法.     

生态文明语境下风险预防原则的变迁与适用

预防原则经由国际环境法普遍认可后,在国家立法层面逐步得到确立。目前在环境保护的一些领域内,正在经历从预防原则到风险预防原则的理路转向过程。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也经历了这样的变化,这在土壤污染防治法等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在程序法层面,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备受关注,也体现了风险预防原则适用领域的延展。风险预防原则在国家立法和司法裁判领域的逐步确立和展开,内在地要求生态环境保护采用协同治理模式,推动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由单一维度的管理控制模式,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互动模式和多区域联合治理的模式转变。     

从WTO争端解决实践看风险预防原则的适用

风险预防原则的精髓在于强调当有环境风险发生或发生之虞时,不应以缺乏科学确定性为由而限制必要措施的实施.根据WTO争端解决实践,为避免引发不必要的贸易争端,我国在适用风险预防原则对具有科学不确定性的环境风险进行防范时应考虑以下因素:风险阀值,相关科学证据的充分性,成本与效益,所采取措施的非歧视性与一致性,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防范措施的定期审查与适时调整.     

论风险社会语境下的环境法预防原则

风险社会中风险是人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包括环境风险,应对环境风险环境法应有所调整。预防为主原则是中国环境法的基本原则,风险社会背景中该原则不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面临着困境,因此有必要对该原则进行重构、拓展。在思想理念上将预防原则贯穿于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的全过程中,从治理污染向预防污染转变,从治理风险向预防风险转变;在表述上将预防为主原则向预防原则转变;在内容上增加以弱势形式规定的风险防范原则。     

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环境法中的地位探析

工业化社会的发展,为人类带来了不少未知的风险。面对不可见的风险,风险预防原则在被国际条约广泛运用的同时也存在诸多争议。虽然风险预防原则有待完善,但基于环境领域的特性,应当将其作为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我国未来在沿袭国际环境法上风险预防原则精神的同时,应当建立完备的公私合作框架和高效的沟通机制。     

环境行政处罚法定原则的风险预防考量

处罚法定是行政处罚的核心原则,但当其作用于环境领域时,环境问题特质所决定的环境法属性放大了该原则的局限性,进而要求环境行政处罚法定原则必须作出适当的因应——风险预防考量。近期发生的韶关"怪味"案即为印证该理论的实例,然而该理论的制度化仍需要理念上的认可并接受,立法上的确认及固化,加之判例上的创建与完善。     

风险预防原则的生态环境法治意蕴及其展开

生态整体主义的提倡、安全价值的彰显与法律体系的生态化趋向,是生态环境法治的重要特征。生态环境法治的发展推动着法律原则的更新,风险预防原则回应了风险社会背景下现代生态环境治理的现实需求。风险预防原则作为生态环境法治原则体系的组成部分,促进了该体系内其他相关原则的协调与联动。风险预防原则之于生态环境法治的实施具有价值理念、具体原则和法律适用三个维度的意义,相应地,应着重完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健全风险防范法律机制、明确风险预防原则的法律适用,构建完善的生态环境法治保障。     

危机状态下公共政策运用的价值与困境

危机是一种决策的情势,危机状态下运用公共政策是化解危机的重要途径.危机的突发性、紧迫性、危害性等特征.往往造成政策制定、执行的困难.甚至导致政策"无能",加强对危机状态下公共政策运行特殊性的认识,提高危机状态下公共政策的效力,可以减少危机带来的损失,化解险情.     

“公共利益”的解释困境及其突围

“公共利益”的实体解释理论无法界定“不特定多数”这个概念,对“利益”的内涵也无法形成共识。“公共利益”的程序解释理论将公共利益的解释问题转化为“谁来决定公共利益”的问题,实质上将公共利益的解释问题虚化了。可能的突围方案是对公共利益的反向解释,即通过逐步清理公共利益的边界,将公共利益的“假冒形态”逐出公共利益的范围,这样就可以避免在公共利益判断中走过多的弯路。     

论初级阶段社会公德的困境及优化

本文着重从我国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背景出发,针对当前社会公德建设所面临的“反道德主义”困境,分析了初级阶段社会凸显的功利倾向、监督机制的乏力、道德行为的普遍私德化、群体心理的盲目从众与社会公德的超功利性、舆论监督依赖性、公共服务性和主体自觉性四个方面的矛盾,并提出了相对应的四个方面的优化对策。     

公民行政参与的困境与出路

公民行政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也是对行政权力的有效控制.公民行政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和宪政制度的重要尺度.为此,既需要通过法律为公民行使行政参与权提供制度保障,也需要通过行政参与机制的科学构建为公民搭建有效的参与平台.鉴于我国公民行政参与在立法上滞后、实施上虚置、保障上乏力等困境,应当从促进公民社会发育、转变政府职能、构建行政参与程序和保障机制入手,寻求公民行政参与的出路.     

论风险预防原则对传统法律观念的挑战

风险预防原则涉及到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经济与社会目标冲突、举证责任倒置、风险评估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对传统法律观念的挑战.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容易导致政府决策的保守倾向,要求企业承担不合理的安全举证责任,在经济和社会目标的冲突中倾向于选择社会目标.因此,风险预防原则框架下的政府决策应建立在合理衡量成本收益的风险评估基础之上.     

信访的困境与出路

信访制度在新的历史时期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其所处的困境一直困扰着学界和实务界.信访是信访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具体制度的设置偏离了权利保障的轨道,模糊了信访行为的合法性,致使信访在实践中陷入困境.以权利保障为宗旨定位信访制度,是信访脱困的可能且可行的思路.     

社会语言学视野下的话语困境及其话语治疗

话语作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话语主体间实现有效交流的首要载体,其最显性的功能就在于话语主体对彼此之间表达意义的共同理解。但是,这种理解的有效实现并不完全依赖于话语内容的准确性和主体知识结构的丰隘,而更决定于话语间性的张力度:张力太大,则抑制话语功能的有效实现;张力太小,则主体之间就会失去交流的意义。话语间性在话语实践中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符号差异性;二是主体间性;三是语境间性。虽然,话语间性在话语实践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一个社会学问题或者语言学问题,但是它的逻辑根源却只能在哲学认识论那里寻求到存在的合法性。话语间性的存在使得话语主体的话语实践更显得丰富多彩,但其衍生的符号异化、文本冲突和话语霸权等问题却使得主体间表达意义的理解受到阻碍。因此,如何把握话语间性的两重性,突破话语间性的两难选择,就成为主体间达于共同理解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