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徽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徽宗朝依然笼罩于新旧党争阴影之中,徽宗又自认天智过人,喜欢改作。政局的变幻和徽宗的性格,都给北宋末年的科举制度打下独特的烙印。徽宗朝首先是完善、落实、推广三舍法,且欲以其取代三年一届之进士试。三舍法遵循所谓的乡举里选原则,弊端丛生,最终被徽宗自己废除。徽宗朝企图将乡举里选原则更推进一层,推出“八行科”,欲以“孝、悌、睦、姻、任、恤、忠、和”八种道德品行为荐举士人标准。士人为求八行荐举,或弄虚作假,或故为怪诞,乱象已萌。此外,徽宗朝党争全面介入科举考试,改宏词科为词学兼茂科,禁止诗赋、史学,置道学,种种花样翻新,乃至别出心裁之荒诞,皆表现了徽宗好大喜功之习性。     

论宋代哲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宋代哲宗朝科举制度随着新旧党派的此起彼伏而震荡改变.首先,旧党中的主流意见是反对省试经义取士制度,要求恢复诗赋取士.不过,许多旧党大臣仍然支持经义取士,唯独对王安石以一家之说为准的科场录取标准提出批评.朝廷最终采取折中立场,经义和诗赋两存之,然偏向诗赋取士.宋哲宗亲政,再废诗赋取士,而设"宏词科"弥补之.同时,司马光从乡举里选的立场出发,新设经明行修科.此举在专制体制下不可行,所以在元祐年间并无多大作为.部分旧党大臣还对殿试用策、三舍取士等熙丰新法提出批评意见,要求恢复殿试诗赋论三题,废除上舍取士.旧党人士对这两点依然争论很大,最终保留殿试用策而废三舍法.宋哲宗亲政,三舍法同样得以恢复.     

论宋孝宗对高宗朝政风之反正

宋孝宗之有作为堪称南宋诸帝之首,他即位后为彻底扭转高宗时期对金屈辱的投降路线及文弱苟安的政治风尚,积极展开了一系列拨乱反正、重整朝纲的改作,使孝宗朝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积极进取的新气象。此种新气象对于重振南宋士气和政风、重塑宋金关系及造就孝宗朝乾淳之治的局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孝宗治国政策与成效之评析

作为南宋王朝最有作为的君主 ,宋孝宗致力于修明政治 ,发展经济 ,强兵缮备 ,籍自治以待时 ,希望能够完成振国兴邦、收复失地的大业。然而 ,这一美好的政治理想 ,却终因南宋社会自身存在的种种痼疾 ,而付之东流。     

史浩《尚书讲义》与宋孝宗朝政治

孝宗退位前夕,史浩完成《尚书讲义》进献孝宗。《尚书讲义》既是阐释儒家经典的经学著作,也寄托着史浩在和战、孝道、近习等南宋重大政治主题上的思考。他引入“心”“迹”范畴阐释经文“重华”,改变传统的阐释重心,旨在化解孝宗“改父之政”的政治伦理风险;在阐释经文“亮阴三祀”时,通过反向批评丧期“权制”,凸显孝宗执意行三年丧的意义;又巧妙地嵌入“私恩”话题,使经文“明试以功”的目的,由传统阐释下防止“利口空言者获进”,变为针对孝宗朝近习政治的杜绝私恩侥幸者获进。在历史语境中考察《尚书讲义》,揭示其中的时代问题意识和现实政治关怀,能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儒家经典阐释的特征,提供一个生动的案例。     

南宋权臣政治的断裂——论宋孝宗的用相方略

南宋权相辈出,而孝宗朝却是唯一没有权相的朝代,这应源于孝宗独特的用相方略.为防止高宗朝宰相秦桧专权蠹政之弊再度出现,孝宗从相不久任、长期缺相、不次拔相、并相分权、用而存疑、监督宰相等方面采取措施调整用相方略,限制相权,加强皇权,从而成功遏制了权臣政治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     

宋朝科举制度的改革与社会价值观的演变

宋朝是中国封建时代科举制度的重要转折时期,已然变化了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对科举考试提出了新的要求,使宋朝科举考试打破了门第限制,以个人才能为录取标准;同时,考场规则进一步完善,考试内容更关涉治国安民之策,以便于选拔到真正有用的人才。科举制度的这些变革,对当时社会的价值取向也产生深远影响,形成公正平等、崇文重学、经世致用和忧国忧民的价值观,并以此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论隋文帝并未施行科举制度

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度选官,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定论,并以隋文帝杨坚于开皇二年正月、开皇七年正月、开皇十八年七月发布的选官诏书为依据。这些选官诏书的内容竟与北周实施察举的诏书大致相同,却与唐代的科举制度大相径庭,既无新的考试科目,也没有叙述考试内容。通过对这三道选官诏书发布时间前后的政治军事形势的分析,杨坚之所以反复发布内容相近的选官诏书,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至于杨坚为何继续沿用北周政权所实施的察举制度,又与当时中枢最高权力核心的人员组成、士族在该政权中的影响力以及关陇地区文化相对落后有关。杨隋政权在一段时间内选官制度仍然沿用北周政权的察举制度,并未实施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     

宋朝科举考试制度改革

为了杜绝科举考试过程中出现的舞弊行为,维护科举考试的公正原则,选拔优秀人才;也为了缓和权贵势要与普通士人的矛盾,宋朝统治者在开国之后逐步对科举考试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所体现的维护国家考试之公正原则的意向值得肯定,并且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为后世考试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经验与教训。     

论宋代科举户籍制

宋代科举中有一不为人注意的辅助制度———科举户籍制。宋代科举强调应举者须有户籍并自本贯应举 ,对户籍的审查、认证、确定有一整套规定 ,贯穿于科举的全过程。作为科举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举户籍制维护着科举质量和选拔程序 ,并在制止种种冒贯应举弊病中不断完善。科举户籍制也是宋代户籍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实施过程中促进了户籍制的发展 ,并从一个侧面充分展示了宋代户籍制的奥秘。     

北宋初期科举制度研究综述

学界对北宋初期科举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科举取士权收归中央,科举名额的增加和对科举公正性的改进。除此,还有几种不同的视角。     

宋代科场论述文论略

宋代科场论述文,留存作品极少。然而,嘉祐二年(1057)省试史论《刑赏忠厚之至论》,曾巩、苏轼、苏辙三人之作得以留存,典型地表现了宋代考场论述文之风貌。考场论述文,"限五百字以上"。曾巩文章603字,长短适宜,有理有据,明白畅达,文从字顺;苏轼文章548字,层层推进,议论纵横,豪骋雄俊,结合新颖恰当的事例,非常具有说服力;苏辙文章553字,论点和论据相对混乱。其他科场论述文保留下来的有王禹偁二篇、田锡二篇。王禹偁《三杰佐汉孰优论》大致依据史实敷衍,与中心论点疏离,而三年后之《四科取士何先论》则是一篇完整严谨的议论文。田锡所考乃时事论题,文章后半段重点在颂圣,与一般论述文格式不同。宋人科场论述文具有短小精练和史论性质两大特征,对宋文创作影响深远。此外,欧阳修利用嘉祐二年权知贡举的权力,痛击"太学体",录取曾巩等,他们一起领导着宋代文坛新的创作风气。此后,通达流畅、明白如话成为文坛新的风尚。     

宋代的童子举

童子举起源于汉代从童子中选拔人材的制度 ,唐代成为科举制度的一部分。宋代童子举虽几次停罢 ,但多数时间都得到实行 ,且在南宋中期较为制度化。童子举的选拔程序为州郡推荐、国子监初试、中书省复试、皇帝亲试。考试内容以背诵儒经为主 ,兼及诗赋等。正式录取为授官、赐出身 ,另有免解、赏赐绢帛等奖励办法。宋代在校学生、女子、宗室外戚中也实施了童子举。宋代童子举对当时文化发展、人材选拔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由于过于偏重死记硬背和脱离社会实际 ,所以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宋代童子举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 ,了解其经验教训对今人的智力早期开发具有借鉴意义     

宋代殿试评卷制度探析

宋代殿试评卷制度包括阅卷考校、评定等级和皇帝裁定名次三个部分。宋代殿试阅卷采用三级考校定等制度,宋初仅有一次考校,宋真宗时期开始实行二级考校,并由二级考校发展为三级考校,宋仁宗时期创立了别立等第法;评定等级在宋初变化不定,至宋真宗朝逐渐成型,进士分为五等,诸科分为三等,宋仁宗以后基本上继承和完善了这一制度;皇帝裁定名次主要集中于状元和前数名进士,裁定标准往往出自己意,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总之,宋代殿试评卷制度草创于宋太祖、太宗朝,成型于宋真宗朝,并在宋仁宗以后不断发展和完善。     

宋代宗女婚姻论略

对于宗女婚姻 ,包括择夫、“六礼”、奁具及行舅姑之礼各个方面 ,宋代朝廷按照亲疏等级制定了一整套制度。在婚姻论财风气影响下 ,宋代宗女择婿兼顾门第与财产。宋代宗女婚姻不仅保持着宗室婚姻固有的政治性强的特点 ,而且表现出强烈的功利性。某些特殊时期 ,宗女婚姻甚至出现失控现象     

宋代科举制度与韵书发展

宋代是中国科举制度成熟并改革较大的历史时期,虽然贯穿着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之争,但每一阶段都对音韵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尤其是作为考试工具书的韵书受到的影响更大。宋初诗赋取士突显了韵书的重要性,《广韵》应时而生。随着科举偏重经义,《广韵》已经不能满足科举考试的需要,《集韵》相继问世。仅隔三十余年,两次大规模官修韵书,在历史上绝无仅有,究其实质,宋代两部主要韵书《广韵》和《集韵》产生的内在动力源于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与变革。     

宋代策问中的科举

试策是宋代科场上的重要文体,宋代试策承以唐制,应用广泛。宋代策问中涉及科举的部分,一般会提问历史上与本朝的科举学制、士风与人才、科场弊端、科目兴废等问题。北宋的科举之问一般篇幅较短,南宋则篇幅加长,内容更为丰富,在传统的发问之余,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命题,如王十朋将前朝取士与政局翻覆结合起来的质疑,陈傅良关于恢复唐制的想法,周必大、朱熹、许应龙等在策问中对于词科的不同态度,以及程珌对书院的提问等新内容。浙东学者对科场的重要性有清晰的认识,而浙东地区在科举中取得的成功,对相关科场文章的撰写指导也形成了正面并且循环的刺激。浙东学者在科举之问上也投以一贯的关注,而在策问的制度沿革方面尤能体现其所擅长。     

宋代御书院制度考

宋代书法史上曾设置过一个专门的御用书法机构——御书院。它隶属于翰林院,是皇帝学习书法、从事书法活动及选拔、培养书法人才的场所,堪称皇家“书法学院”,萃集了一批善书的书法官吏。御书院从宋太宗始设到高宗罢废,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为宋代书法的发展作出过一定贡献,是书法史上的重要事件,但却一直被治宋代书法史者所忽略。从制度层面对御书院设置的时间、位置、变迁、机构职能、人员选拔及出职等一系列问题作了初步考证,以期对这一重要的书法史问题有新的认识,并补书史之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