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汉儒学独尊地位形成的过程

自孔子以后,儒学的发展除强调个人心性修养的内圣之学外,还十分重视经世致用的外王思想,有着强烈的政治诉求。西汉前期,经过几代儒生的不懈努力,儒学的政治效用逐渐增强,经世色彩日益鲜明,最终在汉武帝时期走到政治前台,成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通过对儒学独尊过程的清晰论述,回答了儒学如何走向政治,以及何以能走到政治的前台等问题,考察了儒学独尊地位形成的2个深层原因:西汉儒生对儒学内容的自觉改造;最高统治者对儒学的自觉选择和政治支持。     

“独尊儒术”与儒学传播形态的转变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大事,本文从传播的角度,指出这一事件使儒学传播形态产生了根本转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儒家思想从自由化向权力化转变,其二是儒家文本从知识化向经学化转变,其三是儒家创始人从常人向圣人转变.儒学传播形态的转变不仅对中国思想史,而且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论朝鲜文化与儒学的关联

中朝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儒学传入朝鲜后,对朝鲜的政治统治、思想观念、教育制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朝鲜立足本国国情,从多角度、多侧面与儒学发生了融合,并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     

朝鲜朝汉文小说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

汉文小说的创作贯穿了朝鲜朝500年的历史,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在小说中塑造了大量的女性形象。从当时汉文小说的创作群来看,都是男性作家,这为男性目光中的女性形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本。深入解读小说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可以发现,男性作家笔下女性形象构建的深层动因主要是对具有传统美德特质女性形象的恪守,对传统女性形象的写真以及难舍玉洁冰清。     

朝鲜朝妓女诗人的自我价值观

在朝鲜朝时期,男尊女卑的观念渗透在整个社会的深层意识中,不仅男子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女子也自觉地认同着,并按照男性的价值标准塑造和完善自我,在男性的肯定中实现自己的价值,鲜有去发现和思考自我价值.朝鲜朝妓女诗人虽然也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和生存,但是由于她们生活的特殊性,不用受三从四德规范的约束,使得她们能够逐渐发现和确认自我的价值,虽然在某些方面还要受男性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在当时的社会已经是很难得的存在.     

朝鲜朝妓女诗人汉诗中的爱情

对爱情的描写是女性作品的共同特点,但是在古代朝鲜爱情对于闺阁女子来说是禁忌,她们只是传宗接代、侍奉公婆、教养子女的工具,偶尔提笔写作,也要庄重典雅,不能谈及自己的感情生活,更不用说谈及爱情。而妓女不受女德的限制,则可以表现她们对于情爱的个体化诉求。本文从朝鲜朝妓女诗人汉诗入手,分析她们的诗作中表露的情思,即对一份真诚深挚的爱情的追求和向往。     

儒学在朝鲜三国的传播和发展

儒学产生于中国,在国内得到发展繁荣,并传入朝鲜,在朝鲜思想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朝鲜的三国时代,儒学主要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制度的思想根底和精神的主要支柱进行了初步的嬗变。研究三国时代儒学的传播和发展,不仅可以揭示儒学在朝鲜发展的特色,还可以进一步阐明儒学在朝鲜半岛的发展历程及与本土文化相结合产生的深远影响。     

朝鲜朝妓女诗人汉诗的对话方式

古代朝鲜的妓女诗人是一个有别于以声色示人的妓女群体,她们在以汉诗的写作、吟诵为上层仕宦文人社交礼仪的社会里,以汉诗为工具,与当时处于主流社会的文人仕宦进行着交流,用诗歌诉说着她们的思念,期盼着对方的回应。     

儒学独尊与西汉时期的目录事业

汉代是儒学独尊的时代,儒家经学成为统治者的最高教条,儒家思想居于统治地位。这种文化专制政策对刘向、刘歆和班固的目录学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所编撰的目录学著作——《别录》、《七略》和《汉书·艺文志》是在“独尊儒术”大环境下产生的。编纂理论、观点乃至方法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制约,他们的儒家世界观对目录学有瑕瑜互见的影响     

试论董仲舒思想对儒学的双重意义

董仲舒以其天人三策和天人感应宇宙论促使儒学官学化、经学化,并以儒学为主体融合阴阳、五行及道家等思想,锻造了儒学的兼容性和应变能力,又赋予儒学较浓厚的宗教色彩。董仲舒思想对儒学具有复杂意义,深刻而长远地影响着儒学的特征和命运。     

儒家文化在韩国的传播及对韩国传统建筑之影响

:儒家文化虽然在中国起源发展 ,但其影响力远及朝鲜半岛、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并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建筑文化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就儒家思想对韩国传统建筑和建筑文化的影响作了一初步且简略的讨论     

中国朝鲜族文化与孔子的儒家思想

中国朝鲜族文化与孔子儒家思想渊源极深,因此"仁礼学说"成为朝鲜族普遍的价值理念和信仰追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中国朝鲜族在"仁、礼、孝、学"四方面丰富并发展了它的内涵,同时也充实和完善了中华民族和世界人民的思想文化宝库。     

南宋书院的学祠与学统

宋代书院与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理学家形成的学统及道统观念,对书院祭祀制度的完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南宋时期的理学家有一种强烈的建构书院学统,以确立书院在儒家道统史上的意义、地位的精神追求,他们通过创建书院学祠,开展书院祭祀活动,以完成这一文化使命与道义责任。     

从西部突厥到西突厥汗国

西部突厥与西突厥汗国是两个不同概念。西部突厥乃突厥汗国下属西部地区的简称,自始就由木杆、室点密两大汗系组成,并非出自任何单一汗系。作为政权概念的西突厥汗国则是突厥汗国全面分裂、20年内战演变的最终结局。西突厥汗国的创始者并非出自室点密汗系的达头可汗或射匮可汗,木杆-阿波汗系的泥利可汗乃是西突厥汗国的创始者,仁寿三年（603）是西突厥建国的历史标志。     

佛教和儒学思想对高丽女性生活的影响

高丽时期佛教进入全盛时期,上自王室,下至普通百姓都普遍信仰佛教,佛教信仰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佛教为女性提供了参与经济活动的条件和社会交往的场所与机会。高丽时期盛行佛教式的葬礼和祭礼,没有太强的重男轻女思想,女性在家庭中占有较高的地位。而儒学思想作为高丽统治者的统治思想,重视孝道,在维护母权方面起了积极作用。相对于孝道,儒学思想中的贞节观念到高丽末期随着朱子学的引进,才开始有所强调,因此高丽时期的人们还没有女性必须要守节的观念,女性改嫁普遍,女性生活受到的限制较少。     

孔子之“道”与儒学重构——从朱熹、牟宗三的道统论说开去

“道统”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用以表征儒家根本精神的传承统绪。道统作为儒学的深层内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儒学的基本概貌和形态。朱熹以“心传”、“心法”为其道统论的主要意涵,构筑了以“道心”与“人心”、“理”与“气”、“天理”与“人欲”为基本特征的“二世界”的哲学;牟宗三则以“心体即性体”、“即存有即活动”释道统,建构了其道德形上学。在“后新儒学”的视域下反思宋明理学空谈理气心性,现代新儒学引向超越绝对的偏失,致力于当代儒学重构时,重归孔子之“道”,确立儒学“新道统”或许应是基础性的理论环节。     

韩国儒学的道学思想

道学又称理学,指的是宋明间持续七百年的思想主流,而朱熹是这些思想的集大成者.韩国视野中的道学是一种正确认识人伦事实判断的客观真理和价值判断的规范性知识,修养人格以期在社会上实现正道的一种实践性学问,它同时具有人道精神、哲学精神与义理精神三个方面.在韩国固有的传统思想里便有道学思想的萌芽,而宋代的道学思想于高丽末期传人韩国.韩国道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是郑梦周、赵光祖和赵宪.在道学思想的三个方面中,韩国的道学思想尤其强调义理精神.由于国家规模、民族传统以及社会条件的不同,中国的道学思想是在包括性的、远心的立场中形成了以包容性的人道精神为中心的思想.与此相比,韩国的道学思想则在内在的求心的立场上形成了以批判性的义理精神为主流的思想,这可以说是韩国道学思想的特征.     

湘学的源流与学统

湘学指湘人或产生于湘地的、有学理意义的学术思想.湘学史经历了产生、成型、发展的过程,在此历史过程之中形成了湘学学统.     

情势变更制度探析

情势变更制度是指导合同履行的一项重要制度,无论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合同法中,它都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已被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判例、学说所确认。虽然我国《合同法》在制定时舍弃了情势变更制度,但学术界有关该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却非常活跃,许多学者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并就情势变更问题的概念、构成要件、法律效果等形成了基本一致的理论。但不少学者在情势变更的语义理解和运用上,对情势变更的界定上仍有不少分歧。通过比较、分析、评述情势变更和情事变更的异同,界定情势变更的制度定位,旨在进一步研究和规范我国情势变更制度的理论,为在我国建立情势变更制度提供相关的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