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集聚、城市规模与雾霾污染——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城市经济理论提出地理集聚、城市规模与雾霾污染之间的关系假说。随后以地表PM2.5浓度反映雾霾污染程度,同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分别从产出、就业和资本这三大层面测度各城市制造业地理集聚水平,并运用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和分析了地理集聚和城市规模对雾霾污染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地理集聚对雾霾浓度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先扬后抑的倒U型特征,但目前中国大部分城市尚处于雾霾污染随着地理集聚的提高而加剧的阶段。同时,城市规模的扩张有助于缓解制造业集聚对雾霾污染产生的加剧作用。此外,地理集聚与城市规模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规模的城市中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FDI与高技术产业集聚互动机理探讨——新经济地理学视角

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逐渐成为共识.文章以2000-2014年中国30个省(市、区)相关面板数据为基础,首先对FDI与高技术产业集聚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然后通过相关理论分析,得出新经济地理因素、FDI与高技术产业集聚三者之间内在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区位熵指数,建立三者之间的面板联立方程实证模型(SEM),并分别对全国省域和东中西部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整体上FDI与高技术产业集聚两者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新经济地理因素也有利于高技术产业集聚;但分地区而言,东中西部存在一定的差异.     

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对就业的影响

利用空间集聚指数法测度了2001-2008年中国制造业28个行业的地理集聚度,分析了地理集聚度及其变化对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平均地理集聚度较高且上升明显,它提高了产业垂直分工程度和产业规模,但却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不同行业的地理集聚度及其变化对就业影响不同。初始集聚度高的产业一般就业密度较高,其变化对就业的负面影响随着集聚程度的提高而降低;初始集聚程度低的行业就业密度低,其集聚度的下降对就业具有正向影响且趋于下降。     

“先产后城”抑或“先城后产”?——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

构建制造业集聚E-G指数和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2003—2016年中国制造业集聚水平和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基于动态面板协整模型和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对制造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的长期协整关系与短期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在长期,制造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新型城镇化对制造业集聚影响甚微,但具有潜在的抑制效应,制造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整体上表现为“先产后城”的发展路径;②在短期,制造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具有相互促进的现象,二者实现了“产城融合”;③在长期和短期,制造业集聚和新型城镇化均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前期良好的发展对后期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区域经济的集聚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在引入了内生增长的新经济地理模型框架下考察了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了检验这种理论预期,利用省级和地级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使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考察了集聚对中国省级区域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990年以来,集聚对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影响作用不仅显著,而且强度较大。这种经验分析结果更加突出了空间平等与空间效率的矛盾问题,区域政策可能会陷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与通过集聚促进增长的两难境地。     

新经济地理、产业布局与国际分工:一个文献综述

近年来学术界已经掀起了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新浪潮,而中国经济实践中关于产业集聚、区域发展以及国际分工的一幅幅新经济地理图景,成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天然的试验场。在此背景下,本文以产业布局为纽带,将新经济地理与以国际贸易和FDI为形式的国际分工相关联,并对此领域的国内外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论,为新经济地理框架下中国国际分工地位问题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外联与内聚:新经济地理学视域下的边疆开发开放

文章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分析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文章首先在一个三区域经济地理模型框架中分析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均衡。主要结论是:如果国内的边疆与内地两个区域是对称的,那么与外部经济的一体化越是紧密,越有利于国内制造业活动的集中。在国内的边疆与内地是不对称的情况下,与外国的贸易自由化会提升边疆地区对企业的相对区位吸引力,把国内制造业企业吸引到边疆来;如果外国经济是专门化农业,而国内经济有相同数量的农业和制造业,贸易自由化后边疆的区位吸引力增加;如果外国经济中制造业的劳动力份额比国内大,贸易自由化后边疆的集聚力减弱;如果国内经济的制造业份额小,此时制造业集聚于内地,而当本国经济制造业部门占优势时,边疆的集聚力将增强。文章结合中国边疆地区的禀赋结构与发展特征,认为沿边开发开放政策的着力点应在于提高边疆地区的集聚力。为此,要加强边疆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把边疆地区建设成为我国沿边开放的国际重要通道枢纽;要全面深化改革,消除沿边地区开发开放的体制和机制障碍,降低交易成本;要加强边疆地区的金融发展,实现贸易结算和储备货币的人民币化,建设沿边金融中心,通过金融的集聚作用提升边疆地区的向心力;要加强边疆地区对外贸易的平台建设,通过边境口岸、边境自由贸易区等,释放开放带来的边疆地区的外部市场潜力;实施投资补贴,鼓励国内制造业企业在边疆地区设厂,提高边疆地区的制造业份额,循环累进,实现区域规模报酬递增程度的增加,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了制造业转型升级吗？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我国未来经济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利用我国2003—2016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滞后效应模型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和制造业转型升级均存在空间相关效应,即某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显著影响周边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其制造业转型升级情况也显著影响周边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第二,某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对相邻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影响,相邻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情况对本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影响,但本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对本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原因可能是两者之间存在门限效应;第三,从控制变量来看,其中交通便利度和政府行为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影响。     

工业4.0背景下湖南省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及其影响探究

基于工业4.0战略背景,在对湖南省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算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湖南省制造业集聚发展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湖南省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存在显著的行业不均衡现象,其中烟草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较高;产业集聚的区域空间呈现不均衡性,即呈现以长沙为中心、株洲和岳阳为副中心,由内向外逐层递减的分布状态。在对...     

制造业集聚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

以2006—2015年中国27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全样本下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倒"N"型关系。考虑城市级别和城市规模后,不同类型城市的制造业集聚门槛效应存在差异。高级别城市中,随着制造业的不断聚集,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小,并最终变为负向;一般城市中,制造业集聚跨越门槛值以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利影响将明显减弱;小城市只要迈过第一个门槛值就可以发挥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环境规制、科技投入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都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影响。     

服务业集聚及对服务效率的影响

经济活动的相对密度会对自身效率产生影响。该文利用空间基尼系数、区位熵及比较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对我国服务业聚集状况及对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我国服务业以及内部各行业的集聚程度呈上升趋势,集聚程度较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现代服务业,社会性服务业集聚程度较低,多数地区的服务业区位熵大于1,区位熵最高的是北京,但服务业集聚对服务效率的影响不显著。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中国制造业进口技术复杂度测度方法

为研究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对中国制造业进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以修正Schott相似度模型为切入点,构建了中国省级亚产业层面进口技术复杂度的新型测度方法。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助于降低制造业进口技术复杂度,该结论在多维度检验及二者异质性行业层面均稳健成立,该机制有助于降低中国成为全球价值链追随者和被俘获者的概率,破解被国外拥有高技术复杂度产品的跨国公司“卡脖子”困境;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速、税负及负向外部冲击均不会改变该作用机制;引导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中国摆脱“低端锁定”和技术赶超陷阱的重要路径,为制造企业锻造了产业和技术“长板”,降低制造业进口技术复杂度。     

金融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PVAR模型分析

基于中国31个省市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利用PVAR模型分析金融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表明:就全国而言,金融产业集聚和技术创新都能给区域经济增长带来正向的冲击效应,但是这种效应并不能持久;在发达地区金融产业集聚对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有正有负,而在欠发达地区这种冲击一直处于正向的稳定状态。技术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要高于金融产业集聚水平,技术创新对金融产业集聚的影响非常微弱。应从深化金融体系改革、促进技术创新和金融发展的深度融合以及加大研发投入等方面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制造业集聚和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制造业微观数据经验研究

运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计算了我国31个制造行业集聚指数（EG指数）,采用LP方法估计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考察了制造业集聚与企业TFP的关系。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程度有逐年提高趋势‘集聚有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集聚与生产率之间呈现“倒U型”演化关系。此外,由于中国制造业集聚程度仍然处于较低阶段,相对于低集聚度的行业而言,更高的集聚程度对企业生产率的贡献明显更高,这也为调整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政策提供了更多操作空间。     

县域产业集群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基于集聚经济理论,利用2000-2008年山东省27个百强县的面板数据,分析县域产业集群的基本状况,并探究县域产业集群的一般性。实证分析表明,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要素集聚对县域产业集群的发展贡献巨大,地方化经济成为显著特征,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镇化经济有利于县域产业集群的良性发展,但企业规模经济在县域产业集群发展中的作用相对较小。     

制造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

文章依据2014—2020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构建了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并基于熵权法测算了2003—2015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新型城镇化水平。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中国制造业集聚的空间交互效应,并在控制了对外出口、金融发展以及财政支出的情况下研究了制造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特征,表现出明显的"集聚俱乐部"现象。制造业集聚显著地推动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时其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在推动本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同时还能有力地带动周边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地方财政支出的增加有助于显著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并且地区之间财政行为存在空间互动,邻近地区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也能刺激本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时,对外出口和金融发展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其空间溢出效应却不明显,并未对周边地区产生明显的影响。对此,建议应该以产业集聚区作为城市功能外溢的核心地区,不断完善集聚区相关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产城融合的良性发展态势。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本地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产业协同集聚指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机制识别结果表明：二三产业协同集聚主要通过技术效率提升与产业结构优化的本地效应发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间接效应显示产业协同集聚对技术创新以及技术效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机制显著。     

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城市群2000—2012年市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在城市空间结构高级形态——城市群的框架内,基于 2000—2012 年市级面板数据,研究中心城市发展对外围城市经济增长的溢出或极化效应,结果发现:(1)针对十大城市群 136 个城市的分析证实,中心城市发展对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正向溢出效应;(2)针对不同城市群的分类分析发现,中心城市对外围地区的影响会出现 U形关系,如京津冀城市群中心城市北京的发展在 2007 年之前抑制了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而 2007 年之后转为正向溢出效应;(3)城市群内部结构的异质性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山东半岛城市群济南、青岛的双中心结构对外围城市的共同影响较单个城市更为显著。此外,研究结果还证实以受教育水平衡量的人力资本对以熟练劳动力为主的低端制造业地区的经济发展影响较低,政府规模对市场投资相对不足的中西部地区具有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