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地方与社会：中国治理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

在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上,西方传统重权力横向分立,如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分立;中国传统重中央、地方、社会三者关系。此种中国传统之形成,与历史上早期中国的规模就已非常巨大有关;因国家规模巨大,在治理上不得不分出中央、地方与社会三个层面,因而不得不重中央、地方、社会三者关系。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治理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处理和协调中央、地方与社会关系,应对三者之间的冲突问题。与这种治理传统相对应,中国治理研究也有一种理论视角,就是以中央、地方与社会关系为理论分析的主线,发展解释理论或提出国家体制改革方案。这种理论视角已成为中国治理研究的一种思想传统,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理论流派,从历史上一直延续到当代。     

雅克·比岱“元结构”视域中的“世界—国家”理论及其评价

“世界—国家”理论是雅克·比岱以自创的“元结构”方法对全球化时代现代性之本质依据与运演规则的阐明，为揭示当代世界体系的客观现实提供了终极视角。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央性与“世界—国家”中央性之间的矛盾，即“元结构”的现实形式与普遍要求之间的矛盾，而构成“世界—国家”范围内的斗争应当由此予以思考。清晰梳理并客观评价比岱的“世界—国家”理论及其方法论基础，不仅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比岱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深层哲学内涵，对于深化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与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分法”与“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的深化

:“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无法为构建强国家与强社会关系模型提供理论说明,也难以解释在我国某些地方业已存在的国家与社会双强发展的实践。“中央、地方、民众”的三层分析法正是在对国家与社会双强发展的解释及为双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型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持方面,深化了“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     

陈独秀"国家偶像破坏论"新释

“国家偶像破坏论”虽然只是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中的一个言说 ,但它却显示出陈独秀 (也包括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者 )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态度。从具体语境看 ,陈之所以有此论断 ,乃是由于他从关注观念层面的变革转而关注现实政治后 ,现实因素与他所接受的卢梭等“主权在民”民主自由理论共振的结果。陈独秀虽以“理智爱国”著称 ,但他的一些具体言论却超越了近代中国人对民族国家体认上的心理边界 ,从而成为人们争议的对象。     

“项目治国”的成效与限度——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为分析对象

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开始以“项目”的方式向下面各级政府和基层社会分配,并逐渐成为一种把中央、地方乃至基层统合起来的国家治理体制,形成了所谓的“项目治国”.国家通过项目制将中央政府关注的重点政策、重要意图传达给各级政府,并通过“钓鱼式”项目工程引导、动员地方财政以项目资金配套的形式配合中央政府行动,中央政策执行在依靠科层官僚体制线条逐层运作之外寻找到了另一种“条块统合”的运作方式.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与基层政府也可将项目资金和项目优惠政策做为项目捆绑、地方经济发展的融资平台,提高地方发展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即“项目制的地方化运作”,但这也可能使中央政策或国家意图被地方各级政府顺势利用甚至巧妙歪曲.项目制运作重构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制约着“项目治国”的成效与限度.     

国际法视域下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模式转型与中国贡献

18个“区域海”的分布确立了海洋生态环境区域治理模式。该模式突破了国家治理维度,在近半个世纪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表现出高度依存性和渗透性,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流露出综合性与复杂性。因此,寻求整体论下的全球治理模式,成为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从理论上来看,新模式以全球共治理论、“新区域主义”理论和全球公民社会理论为溯源,将“条块”治理转向“系统”治理;从规范上来看,它基于《人类环境宣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法,聚拢了生成条件。在转型时,区域利益让位于全球利益是基本逻辑,从“中心—边缘”走向“去中心”为内部结构,多边主义下的规则建构是法律支撑,从单向指令走向双向互动为合作秩序。作为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将在“全球—区域—国家—地方”四级治理体系下,一方面推动“海洋生态环境命运共同体”之构建,探索全球利益关照下的区域利益与国家利益观,另一方面优化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对现有海洋法律体系予以完善,将国家治理融入全球治理,以实现治理共融。     

清末国家建设背景下的地方自治成长

“地方自治”作为西方民主制度发展过程中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有效路径,深深吸引了面临现代国家建设任务的晚清社会精英,这种“爱慕”之情汇集成清末地方自治热潮.清廷对地方自治予以勉强回应,并小心翼翼地限定控制着地方自治实践,以谘议局为依托的地方自治力量迅速壮大起来.作为一种改革尝试,它预示着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某种趋势和地方自治的成长.     

地图上的“国家”：西方政治史研究中的地理学叙事及其变迁

近代以来，国家构建通常有着诸多不同的路径选择，现有研究更多关注“民族性”，而忽略了“领土性”，后者作为塑造共同体意识的一项独立要素，是基于地理和空间的尺度，并且在日常生活中经由地图来呈现和表达的。早在民族主义兴起以前，这种地缘性的领土国家建设及其测绘制图的实践就已然出现，尤其是在17世纪后的欧洲，地图既是一种“显示器”，反映了外部的边界划定与内部的国土整合，也是一种“助推器”，促成了阅读、出版和传播基础上的意识形塑与认同构建，这两者互为表里，共同促成了疆域与国家历史书写的新面貌。地图的制作、编纂及其政治过程也就构成了一种不同于文字的、关于近代国家的图像志记载，而梳理这种地图之上的国家叙事不仅可以修补现有的国家理论，而且有助于推动一种综合了科学史、文化史与政治史的跨学科研究。     

近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逻辑与特点

从个人权利出发,分别延承国家路线与社会路线,近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形成了两条基本路径。国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将这两条路径发挥至极致,而自由主义则走在中间,强调个人权利优先,倡导消极国家观,主张以社会制约权力,坚持“小政府、大社会”关系模式。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诠释和解析是当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最为直接的来源。     

认识“国家利益”需要理清的几个关系

以“民族国家”出现于近代西方为据而认定“国家利益”形成于近代西方的观点,混淆了 “国家”与“民族国家”、“国家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的关系。如同民族国家本身只是国家的一种具 体形式,“民族国家”是“国家”的种概念一样,民族国家利益也只是国家利益的一种具体形式,“民族国 家利益”是“国家利益”的种概念,而不是国家利益的全部外延。准确把握“国家利益”概念还需要理清 国家利益意识与国家利益本身、国家利益与国人利益、国家利益与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国家利益与公共 利益、现实的国家利益与理想的国家利益、实际的国家利益与声称的国家利益等等之间的关系。弄清这些 关系,对于准确把握“国家利益”概念,深入研究国家安全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清末巡警部成立的原因探析

清末巡警部的成因有三：一是警政思想的传播及各地警政的经办,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二是规范各地警政建设,以实现集权中央;三是“吴樾一弹”成为最直接的诱因。巡警部的设立无疑是近代中国警政史上的里程碑,然而它的成立又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意味着一个新机构的诞生,而且也兆现了近代中国特定背景下社会历史的演进、人们思想观念的变迁以及中央与地方复杂的关系等。     

政府竞争、可信承诺与地方政府行为异质性——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当前解释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中,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论解释是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推动力,这种竞争由两种机制所构成,一种是财政上的分权,另一种是政治上的集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隐含了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中"中央—地方"间的承诺都是可信的这一条件,所以上述两种机制必定会对地方政府产生强激励。可是这一理论没办法解释地方政府行为的差异性这一现象,而其实这种差异性在纵向的时间维度和横向的空间维度都是存在的,因此探讨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因素,弄清楚造成地方政府行为差异性的原因非常重要。通过面板数据分析可得出结论,"中央—地方"间的可信承诺是造成地方政府行为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央—地方博弈过程中,中央信守承诺的可能性越大,地方政府越可能按照中央希望的那样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扶助者。而"中央—地方"间可信承诺的达成,必须依靠纵向的权力制约。     

华夏乎国家乎——试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观念

鸦片战争之后,传统中国的“华夏中心主义”完全被突破,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开始形成,并被近代知识分子逐渐认知和接受．他们在重新为国家寻找新的认同符号的同时,深刻的认识到单凭“文化不能救国”,在中外历史与现实的比照中,逐步将文化上的忠诚转移到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上来,并进而构建了新的国家学说．而这一国家观念一方面是挽救民族危亡、唤醒民众的舆论工具,另一方面也是近代知识分子企图重新进入到国家权力中心的一种努力和尝试。基于时代背景,它本身也存在着诸多缺失。     

略论中国封建社会中央与地方权力分工中的“外重内轻”与“内重外轻”

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二千多年,其间王朝更迭,兴盛衰落。在历代皇帝的“家天下”统治下,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工这一问题,曾出现过两种现象:一种是“外重内轻”;一种是“内重外轻。”这两种现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各自有什么特点,与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有什么关系?本文试图对此谈一点看法。中国封建社会里,中央与地方权力分工上表现出的“外重内轻”现象是:中央给予地方很大权力,使之能独立统管地方的军、政、财大权,结果形成“尾大不掉”,不再听中央的调遣,乃至形成封建地方割据。其特点: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再思考--从国家权力看我国国家结构形式

国家结构形式是一个国家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的基础,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最基本的制度安排.本文试图从国家权力的角度来划分和分析国家结构及其本质特征.结合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可以看出,我国国家结构与典型单一制或联邦制都有很大区别.我国在本质上是单一制,不过有很强的中国特色,可称之为复合式单一制.准确地把握我国国家结构的本质和特色,对于我们更好地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社区治理与新的中央—地方关系

中央权力下放以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由国家“给予”地方更大的自治权。今天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 ,中央分权的过程还包括了自下而上的过程 ,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国内决策中相当大的区域具有跨政府的性质。在这一过程中 ,城市的发言权越来越大 ,而它们的上级政府则要依赖它们来实施立法和完成项目计划。地方政府也通过地方的支持、结成伙伴关系以及科层机构的现代化来增强解决自身问题和“社区治理”的能力。这样 ,一种经过调整的中央—地方平衡似乎正在形成 ,其基础是“合作二元论”的思想。不过 ,要想充分发挥新的中央—地方平衡所具有的现代化潜力 ,就需要立法的坚定支持和地方当局考虑到国家的基本利益后采取具有预见性的策略     

反体系还是有限体系性--关于当代哲学理论方式的若干思考

体系性无疑已成为一个哲学“问题”。区分出体系的一般本质与其在近代哲学范式下的特殊状态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体系的一般本质源于主体对客体“观看”、“透视”的理论态度 ,只是在近代主体哲学的范式下 ,体系才获得与绝对主体性相匹配的总体性和强制性特征。彻底的反体系论由于将这两层含义相混淆 ,走向了一种“非理论”哲学 ,陷入一种悖论之中。马克思的现代实践哲学在超越近代主体哲学范式的基础上 ,仍保持其理论的体系性 ,这种特殊的体系性具有“有限性”、“开放性”和“自我超越性”等诸方面的特征。     

中国应对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研究——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新冠疫情带来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清零”还是“共存”,国际社会面临“一病两治”的模式选择。国家能力切中了国际社会抗疫实践的肯綮。中国依靠组织动员体制优势,突出了“强中央政府能力”,坚定奉行“清零模式”,并保持了一定的政策弹性,取得了显著的抗疫成效。本文在总结中国抗疫政策的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新冠疫情防控政策供给体系”,即包括8个一级指标和35个二级指标的指标体系,并凝练出四大层级排序和四类过程应对机制,阐释了中国抗击疫情的政策逻辑。据此指出,中央领导力供给是中国抗疫实践的保障,中央—地方疫情指挥协调机制发挥了重要功能,而发达国家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高度专业化的应急管理能力是值得中国学习的经验,中国应加强科技支撑和专业知识评估,提升疫情防控精准度和弹性,增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以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安全治理政策变迁的社会演化论分析

为呈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安全治理政策的发展与演变,文章对中央层面各部委发布的政策文本内容进行量化分析,并借鉴社会演化论中“变异—选择—遗传”这一核心机制,梳理我国国家安全治理政策的演变逻辑。研究发现,国家安全治理的政策供给往往以国家安全需求为前提,面对系统环境的日益复杂、多变,国家安全治理逻辑从侧重安全的单一逻辑,逐渐向发展逻辑与安全逻辑统筹的结构演变。最后,文章就其在理论、现实和方法层面的意义以及议题的拓展空间作进一步讨论。     

地方人大的角色错位与回正——兼论行政主体理论

从1979年以来,地方人大就被认为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这一推论的基础通常被认为是“议行合一”.然而通过对“国家权力”和“议行合一”的基本内容进行分析,就会发现“议行合一”并不能推导出地方人大的现有定性.地方人大的角色错位不但存在着逻辑上的失误,还造成了实务的混乱.因此,需要寻找新的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对地方人大的性质重新进行确定,使其回正.在寻找的过程中,作为纵向分权技术的行政主体理论也许可资借鉴.这里的行政主体理论指的是经典的行政主体理论,而非我国现有对行政主体的理解.我国现有认识与经典的行政主体理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正是这个差距,使得地方人大的角色出现了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