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化进程中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均等

在大众化进程中仍然严重存在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均等并非大众化就能自然消除,它还受着经济、制度、政策、质量等深层次因素的制约。为此,应在大力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的基础上,从制度安排、政策调整等层面采取积极措施以有效促进这一问题的解决。     

迎接挑战: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传统教育正在经历几千年来未有的变革，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将大量缺乏适应经济全球化要求的人才，这对河北省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提出了更为紧迫的要求。本文拟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河北省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应采取的战略选择做初步探讨。一、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高等教育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经济全球化是以全球信息化为条件、以全球市场化为目标的，它的出现同时也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加强了各国以及各高…     

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自主性:一个解释框架

从组织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在后发国家"应激型"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家能否获得相对于国内各阶级的自主性,是现代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的政治条件.在现代化启动之际,国家政权需要能够有效摆脱传统社会中支配阶级的制约,实施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国家自主性对于后发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性表现在,一个具有高度自主性和行动能力的国家政权,是有效应对国际挑战、实施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并提供现代化所需的经济和政治资源的前提条件.     

法治建设中的“地方”

"地方"在我国法治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与中央的关系中,它关系到宪法等法律是否可能全面正确地实施,承担着与社会直接接触的任务,也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互相撞击的触点。唯有通过法治建设,在不同层级的国家机关中合理分配、明晰国家权力,合理划分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彻底改变上级可以任意支配下级、国家可以任意设计与规划社会生活的机制,才可能建立一个具有活力、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地方政权体系,真正解决基层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目前面临的道德风险和法律困境。这也是当前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唯一选择。     

前进与发展中的武汉工程大学成人高等教育

武汉工程大学创建于1972年6月，原名湖北化工石油学院，1980年3月，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武汉化工学院，改由原化工部主管。1998年7月，高校管理体制调整，学校划转由湖北省管理，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以湖北省管理为主。2006年2月，经教育部同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正式更名为武汉工程大学。学校现有武昌和流芳两个校区，共占地1587亩；校舍建筑面积79万平方米；设有14个学院、1个部、1个研究设计院，     

前进与发展中的武汉工程大学成人高等教育

武汉工程大学创建于1972年6月。原名湖北化工石油学院，1980年3月，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武汉化工学院，改由原化工部主管。1998年7月，高校管理体制调整，学校划转由湖北省管理，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以湖北省管理为主。2006年2月，经教育部同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正式更名为武汉工程大学。学校现有武昌和流芳两个校区，共占地1587亩；校舍建筑面积79万平方米；设有14个学院、1个部、1个研究设计院，另有1个独立学院。     

广州商会(1925～1938):民国政商关系的一个侧面

以广州为例,20世纪20年代以来,商会在抵制外货、推广国货的运动中积极发挥着主动性。在此过程中,商会维护商民经济权益的举措得到政府方面的谅解,为双方走向联合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商会利用自身在市民中的动员力为政府所主导的反日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抗战爆发后,尽管商会的活动日益被政府所下达的行政性指令所限制,但商会也掌握了来自地方政府的部分行政职权,获得了更广泛的活动空间。总体来说,广州商会与政府当局长期保持着一种以合作为主线的向心运动趋势,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夕。     

师德建设的国家政策演进:1984—2012

从1984年到2012年,我国国家行政机构先后颁布11项涉及师德建设的国家政策,构成一个完整的政策演进过程。总体而言,师德建设的政策演进呈现出转型的态势,即从口号动员转向法制保障;从抽象模糊转向具体清晰;从总体适用转向分类适用;从职业道德转向专业道德。     

“重塑国家—建设国家—社会民主”:1898年以来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过程、特征与方向

自1898年维新变法开始,中国就开始了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一百多年间,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经过了"重塑国家"、"建设国家"、"社会民主"三个发展阶段。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现代化逻辑。要认清这一独特逻辑,必须立足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     

纵向政府间关系中的督察制度:以中央环保督察为研究对象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亟需增强中央与地方纵向治理的制度供给。长期以来,央地委托-代理关系中地方政府的执行异化是中国纵向治理中的一大难题。党的十八大后,中央政府在治理实践中明显增加督察制度的启用,但学术界对这一制度在纵向政府间关系中的角色、意义和运行机制尚缺乏系统研究。通过考察中央环保督察在浙江省的具体实施,可以看到,督察制度借助中央权威,实施自上而下的高强度控制,通过动员、进驻、反馈、整改、问责、"回头看"等完整程序,制度性地嵌入治理体系,降低了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性,实现了对地方治理目标的纠偏,从而有效强化了制度执行,提升了纵向治理效能。     

个体化:理论谱系及国家实践——兼论现代性进程中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现代社会最本质的变迁是个体与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化和重塑。本文梳理了第一现代性中关于个体和社会关系研究的理论,诸理论都看出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发展,能够自由流动的个体努力争取权利,主动从传统集体中脱离出来的社会事实。第二现代性中的个体化理论则揭示出第一现代性下已经脱离出传统集体的个体,在福利国家和民主两个基本制度的保障之下,走上了一条不再是个体主动争取的,而是强制的不稳固的甚至自反性的自己为自己负责的制度个体化的新路。世界历史实践表明,个体化是一种形式多样而又万河归流的浩荡历史潮流,是一种高度分化而又制度化的社会结构,因对他人和社会的高度依赖,使得个体化的社会朝向一种既注重个性化而又注重承担对他人义务的新伦理,从而使社会整合得以可能。     

上海里弄:基层政治动员与国家社会一体化走向(1950—1955)

195 0年代前半期 ,上海居民委员会在一系列政治动员中扮演了国家和社会的双重角色 ,这种独特的作用源自于阶级错杂、行动取向多元的近代上海社会特质。通过基层社会的整顿和社会生活计划供应的实施 ,中国共产党有效地利用并成功地改造了居民委员会的这些特性 ,使之踏上新政权设定的体制轨道 ,强化了它们的国家属性。上海基层社会大量的无组织的“非单位人”由此而成为国家可以调控的政治力量 ,国家统合社会之路开始畅通。     

中央聚合—地方封闭政策体制及其更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资源再造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重视政策体制。中央层面的政策体制具有“聚合”特点,具体形式是：关键个人及其公共能量场驱动建立完全政策议程,以党中央为核心统合凝聚、高位推动形成政策方案,以“程序合法+体制合法”双重检验政策合法化。地方层面则呈现“封闭、参与不足与自循环”特点,一方面,“自上而下压力传导、自下而上政绩显示、由外而内要求输入、由内而外价值输出”是其生成来源;另一方面,又在自我强化中促使地方治理陷入路径依赖和锁定,成为地方治理现代化的阻力。因此,在迈向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中央层面的聚合型政策体制需要保持,而地方层面的封闭型政策体制需要改进,一种可行路径是向“有限开放”与“有序参与”转变。     

论民办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

国家创新体系是由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网络系统,是推动国家经济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高等院校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办高校作为高等院校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根据自身在高等教育中的定位特色,以培养知识应用系统中既具有一定的理论修养,又具有较强实际操作能力的大众型创新人才为己任,并建立与地方中小企业、科研机构相结合的产学研联盟,在地方区域经济创新体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整合与细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华北乡村社会研究

本文分析了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研究发展的过程及其特征与趋势。最初社会调查的观点集中于乡村社会的自我封闭和与国家对抗上;而20世纪引进宗族与士绅研究后,则倾向于乡村社会与国家的共存合作,强调士绅的中介作用;在新世纪初的整合研究中,则出现了"第三领域"、"文化网络"等多元理论。跨学科综合与研究对象细化必将成为今后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方向。     

“整个的个体”:中国教育改革中的国家、地方、学校

作为中国教育改革三大主体的国家、地方、学校,它们之间复杂关系的整体关联,隐蕴着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延续下来并渗进骨髓的东西,虽历经时代洗礼,仍不会轻易根除,且会繁衍出诸多变式。家国一体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实质性价值逻辑,利益关系的表达形态是利益获取的不言自明;中和、折中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实际行动规则,利益关系的表达形态是利益平衡的通权达变;秩序情结是中国教育改革的社会情感支持系统,利益关系的表达形态是利益收受的情理达成。     

民主共和与国家建设中的价值重构:以西南民族地区为例

辛亥革命以后,民主共和逐渐成为多民族国家建设的价值基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实现了多民族国家建设过程的价值重构.民主共和理念开始具体到民族地区政权建设的全过程,从而形成一系列适应当地实际的方针、政策与措施.而在其中,民主改革和民族识别构成了有效推进民主共和的制度保障和前提条件,以及促成多民族国家优化治理的重要因素.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政治变迁—一个“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

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考察农村政治新的影响因素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的变迁路径已刻不容缓,而探讨一个适合分析这一阶段特定情形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是一项重要的前提性工作。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下对城市化过程中农村政治诸问题进行"过程/事件"和"结构/制度"的二元分析,对不同特征的对象进行比较研究,是探讨农村政治变迁路径和发展方向的可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