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以文为诗”辨

一宋代一些作家、评论家认为:以文为诗,是韩愈创作上的严重缺点;因此就批评他的诗“不工”、“非本色”、“押韵之文耳”、“终不是诗”等等;甚至说他“于诗本无解处”。此外,还怪他变了传统的诗格,坏了诗法。连非常佩服韩愈的苏轼都说:“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有人还把韩诗这种变格和批评宋诗散文化的倾向联系起来,以突出其影响之坏。对韩愈这些片面性的指责,不但成为一时口实,而且展转载入许多论诗专著,影响后世,直到现在。苏轼把韩愈改变诗格和颜真卿的破坏传统书法相提并论,而对杜诗、韩文、颜书又都称之为“集大成”的成就。他既对旧传统的破坏表示惋惜,又对这些作者的卓越创造表示敬佩。他的思想矛盾,反映了这个问题内在的辩证关系。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必然要对原来形态有所改变,不可能原封不动。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对韩愈的“以文为诗”,自宋代起就有截然不同的评价。贬之者如黄庭坚说:“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陈师道说:“退之以文为诗……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又说:“退之于诗,本无解处。”(均见《后山诗话》)沈括更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惠洪《冷斋夜话》卷二)褒之者如吕惠卿说:“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丿亦未有如退之者。”(惠洪《冷斋夜话》卷二)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韩愈是唐代的大家,可与李白、杜甫鼎足而三。叶燮《原诗》更说:“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两种观点,针锋相对,至今仍争论不休。我这里根据古代诗评家所提供的线索,分四个问题对韩愈的“以文为诗”进行一些论述。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韩愈的以文为诗,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手法,也是形成他奇崛诗风的重要因素,曾对宋诗产生过巨大影响。以文为诗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和创作理论的丰富,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长期聚讼的问题。前人,主要是宋人,对韩愈以文为诗,颇多贬损之词。例如沈括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惠洪《冷斋夜话》卷二)黄庭坚说:“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陈师道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所以,在具体分析韩愈的以文为诗之前,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以文为诗为什么会成为诗歌创作的一种艺术手法?弄清这个问题,对具体评价、优劣韩愈的诗歌创作,是很有帮助的。     

元稹诗歌艺术特色浅析

白居易诗云:“诗到元和体变新”;《旧唐书·元白传评》载:“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清冯班也说:“东坡云:‘诗至杜子美一变’,按大历之时,李杜诗格未行。至元和、长庆始变,此亦文字一大关也。”由此可见:元和年间是唐诗大变的重要时期,而这大变的主盟者,则应包括元稹、白居易在内的韩愈、孟郊、李贺、刘禹锡等元和诗人。对唐诗大变的主盟者——元稹的诗歌,     

韩愈“文以载道”新探

<正> “文以载道”这一口号,首先是宋儒周敦颐提出的。韩愈的门人李汉说:“文者,贯道之器也”。柳宗元也说:“文者以明道”。我们认为“文以载道”可以作为韩愈一生文学创作成就的一个理论概括和实践说明。但今天我们一定要把它和宋代理学家的“文以载道”,严格区别开来。宋儒认为“文以载道”只是着重在“道”,主张“文”是可以不学而自成的,谁若重文,那就会导致“玩物丧志”,甚至“作文害道”。而在韩愈看来,“文以载道”只是着重在“文”,是“约六经之旨以成文”,他主要只是希望用“道”来充实和提高“文”的思想内容。宋儒批评韩愈是“古人好道而及文,韩退之学文而及道”,是一种“倒学”。但我们认为:这恰恰证明韩愈作为一个“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的文学家的当行本色。因此,象朱熹那样嘲笑韩愈     

韩愈“服硫黄”考论

白居易《思旧》诗中有“退之服硫黄,一病迄不痊”之句,所言退之究竟指谁,历来多认为是指韩愈。韩愈是否死于“服硫黄”不仅是其生平大端,而且与评价其攘斥佛老的立场及其为人为文品格关系重大。本文通过对有关史料的条分缕析,支持了韩愈未曾服硫黄的少数派意见;并对白诗中的“退之”作了一些推测,从而拓宽了研究这一问题的思路。     

“退之服硫黄”五说考辨

白居易《思旧》诗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退之是谁,有韩愈、卫中立、李建、郑居中、自行简五说。本文从白、韩交游,韩愈卒年,唐代士大夫生活情况,韩愈晚年好声色,以及韩愈曾向友人乞取丹药等方面,考察认为“退之”实指“韩愈”。     

《江南春》诗主题辩

杜牧是极推崇韩愈的,他受韩愈的思想影响很深。他在《读韩杜集》诗中说:“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天外凤凰谁得髓,无人解合续弦胶”。在《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中说:“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他的文学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以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答庄充书》)。这和韩愈的文学主张:“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是一脉相承的。韩愈对佛教的斗争是十分坚决的,宪宗元和十四年陕西凤翔     

清代赵翼与朝鲜李瀷对韩愈诗歌的批评——以《瓯北诗话》与《星湖僿说》为据

清代赵翼的《瓯北诗话》和朝鲜李瀷的《星湖僿说》都对韩愈的诗歌进行了批评,批评的内容包括韩愈以李白、杜甫为宗的诗学观,韩愈奇崛的诗歌风格,韩愈以赋为诗的创作手法和韩愈的《南山》诗,在对韩愈诗歌的研究上,提供了域内、域外两个诗评视角。     

韩愈《双鸟诗》意义探微

韩愈《双鸟诗》意义晦涩难明 ,引起许多争论。总括起来有四种观点 ,即韩愈前后之执政者说 ,佛、老说 ,李白、杜甫说 ,韩愈、孟郊说等。但从《双鸟诗》文本出发 ,参之以相关文献 ,“佛、老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闻一多早期的文化心态

1921年6月,闻一多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一文里说: 我想温飞卿、李义山这派人底思想根本上已经受毒了,所以他所见所闻的无往而非“章台舞絮,陌巷飞花”,这便是俗语讲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这种诗家究竟是时代底畸形的产物。有人说义山底作品是“美人香草”之遗音,未免污辱屈原的人格罢。对李商隐持否定的态度,把他看成有“毒”的“堕落的诗家”,嘲笑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但过了一年,即1922年11月26日,他在《给梁实秋的信》里说: 我想我们主张以美为艺术之核心者定不能不崇拜东方之义山,西方之济慈了。他又极力推崇李商隐,把他与西方一流诗人济慈相提并论了。但21年以后,他在《诗与批评》一文里说:     

“武功体”价值新探——兼论姚贾诗派心理定势及内部差异

一、“武功体”潜在影响与传统评述之关系 中唐诗人姚合,世号“姚武功”,其诗被称作“武功体”。对于当时和后世诗坛都有重大的影响。史称其“名为诗,士多归重”。一时诗人如马戴、李频、周贺、方干、郑巢、喻凫、刘得仁等都拜其门下,推崇备至。顾陶《唐诗类选序》中还列其名于王昌龄、陈子昂、韦应物、韩愈等“挺然颓波间,……乃能抑退浮伪流艳之辞”的“十数子”之中,表明时人的评价。接下来他更“成了后一期诗人的一个中心”(郑振铎《插图本文学史》),自     

梅诗师韩之奇险论

梅诗师韩之奇险论唐春生梅尧臣师法韩愈，前人、今人早有评说。清田山《古欢堂杂著》云：“梅、欧、王、苏、黄、陆，皆……入昌黎之室。”叶燮《原诗》云：“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韩愈）为之发其端。”夏敬观《说韩》云：“宋人学退之诗者，……梅圣俞亦颇效...     

玄、佛语境与陶、谢诗旨

南宋陈善在《扪虱新话》中说,一日他与林俯论诗,“林倅曰:‘诗有韵有格,故自不同。如渊明诗,是其格高;谢灵运句,乃其韵胜也。’予时听之,瞿然若有所悟”(下集卷一)。这段话在历代评陶论谢的浩繁文字中也许并不显眼,因而较少为人所重。但依笔者之见,此说实在称得上卓尔不群,独出机杼;一“格高”一“韵胜”之论,可谓直达陶、谢诗旨之神髓。 笔者之所以对陈善所述的这段文字感兴趣,不仅是因为它言简意赅地概括了陶、谢诗作的中心旨趣,而且它还涉及到了中国诗史在唐以前所发生的一个重大变迁,那就是诗美观念由重“格”(人格、品     

从对屈原的评价看汉代人的文学批评思想

汉代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反映了汉人的文学批评思想和文学观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以人品定文品,肯定屈原及其作品者目之为“忠贞之臣”,而贬之者则说他是“狂狷之士;司马迁透过屈原的作品发现了一个“怨”字,从而提出了“发愤著书”的创作动因论;以儒家诗教原则和儒家经典为标准对屈原作品进行评判,反映出汉代以政教为中心的实用批评思想。     

韩愈籍贯考析

韩愈籍贯考析张晓刚，水仲贤韩愈（７６８—８２４）字退之，唐代著名散文家、诗人，世称韩文公。千百年来，关于韩愈籍贯问题史学界一直没有定论。其流行的说法主要有四种：“昌黎说”、“修武说”、“孟县说”和“邓州南阳说”。笔者认为，就此四种说中，唯“邓州南阳说...     

论太白诗“以情纬诗”的特殊性

人说“以情纬诗”是太白诗的特点,这固然不错。但是,中国封建社会抒情诗高度发达,“以情纬诗”也可以说是抒情诗的一般特点,这还不足以体现太白诗歌那绝代旷世之风格。要准确把握李白诗歌与众不同的个性特征和创作特色,我们不能不对他“以情纬诗”的特殊性加以深究。沈德潜认为:“太白七古,想落天外,局自变生。大江无风,波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此殆天授,非人可及。”     

卢仝不死于“甘露之变”辨——兼考卢仝生卒年

卢仝是中唐一位以诗风险怪著称的诗人,是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的重要成员。卢仝死于“甘露之变”一说,不见于唐史,亦不见于卢仝同时代人及晚唐、五代人的诗文,直至入宋以后,始有记载。而影响最大的,当推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五《卢仝传》中的一段文字:     

诗文用典论——读钱札记

昔人论诗,有“诗人之诗”和“学人之诗”的分别。“诗人之诗”倚重才气、灵感、情韵和妙悟,其诗风飘逸灵动,得神来兴到之致。“学人之诗”讲究识见、功力、宏博和理性,其诗风敦厚老辣,有凝重典雅之美。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故也。唯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这是“诗人之诗”派的理论要点。黄山谷《答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发覆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是金、元之际的重要文艺理论,很有研究价值。但元好问的文艺思想,并非全是个人独创,而是和师友的教育影响分不开的。例如下面这一首: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诗中前二句,是秦观(少游)作的,《山石》是韩愈写的一首七言古诗。元好问称赞韩愈的《山石》而对秦观不满。这一观点,出于元好问的老师王中立。元好问在《中州集》卷九的《王中立传》裡,说过下面一段话: 余尝从先生学,问作诗究竟当如何。先生举秦少游《春雨》诗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 蔷薇卧晓枝。’此诗非不工,若以退之‘芭蕉叶大栀子肥’之句校之,则《春雨》为妇人语矣。破却 工夫,何至学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