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与生态文明

现代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日益凸显,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正逐渐被视为解决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精神良药。“天人合一”生态自然观,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视角,蕴含了与现代生态文明相吻合的自然观。本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人合一”自然生态观为典型表征的生态伦理思想进行了诠释和剖析,阐述了“天人合一”自然生态观的现代价值,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核心问题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地方剥夺”、“地方依附”与“地方记忆”——21世纪辽宁生态文学散论

21世纪辽宁文学研究的批评话语主要体现在地域文化视野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现实诉求上,缺少从人与自然关系的维度展开文学研究的生态批评。21世纪以来,生态批评浪潮得到深入发展,“地方意识”是其建构过程中极具价值的因素。萌发于白山黑水的辽宁文学创作一直携带着“地方”基因,并在“地方剥夺”“地方依附”“地方记忆”这三个维度中呈现着辽宁生态文学的思想流变和叙事经验,旨在唤醒一种具有生命共同体价值的“地方意识”,培育人类对环境的生态责任,促进人与自然的绿色互动。     

论传统画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与“气韵生动”蕴含的生态美学思想

传统画论中,“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与“气韵生动”就是对自然规律与“天人合一”思想在艺术创作上的诗意提炼。认为绘画创作就是审美主体与自然通融感应后领悟自然的过程,弥漫着浓郁的生态审美智慧。“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体现的是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相融相生关系,人与自然亦师亦友关系,人与自然诗意栖居的关系。“气韵生动”反映了生命与自然生生不息之美,生命与自然共生之美,生命与自然的象外之美。     

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内在契合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受到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诸多影响,而且兼收并蓄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若干理论,因而能自如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若干观点及方法。它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剖析当代生态环境及其危机问题,为寻找化解危机的途径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的思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虽非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二者却具有内在契合性：一要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二要以合理消费来“改造异化生产”;三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环境法蕴涵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在环境法上具有丰富的内涵。在环境法调整范围方面,重新解读了生命共同体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环境法价值观方面,提倡整体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在环境主体性方面,承认自然的主体地位。应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上升为我国环境法的理念,甚至作为我国环境法的立法原则。“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把人类的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自然界,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最高价值目标。“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要求人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同时也为我国环境法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论现代环境伦理观的恰当性——从“生态中心主义”到“可持续发展”到“制度转型期”

现代环境伦理学应包括两大问题 ,即“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与“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本文据此对现代环境伦理学中主要流派的观念恰当性进行评论。首先基于对“内在价值”概念的剖析 ,比较了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 ,并指出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意义以及它在发达国家中的实践意义。接着从对“人与人关系”的处理着眼 ,比较了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与生态中心主义 ,指出生态中心主义的局限性与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广泛可接受性 ,并且提出了一种基于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理性生态经济人”行为模式。本文最后讨论了中国经济制度转型期中环境伦理观的选择 ,指出其优先需要的是环境意识启蒙以及有利于提高与落实环境意识的一系列行动纲领     

“自然”的德性敬畏

“自然”一词至少指称着两个层面的意义,即由万事万物的本真存在组成的“自然界”和万事万物背后蕴含的本性、规律或万物“所以自己而然”之理。人类对于“自然”的敬畏呈现出迷信的、理性的和德性的三种形态。德性式的“敬畏”是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重新审视及对前两种“敬畏”形式的扬弃和超越,对于构建环境伦理与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从“断裂”走向“融和”：共同体主义的复兴

发端于笛卡尔的主客二分的主体性,因其“唯我独尊”、“崇尚科学”等特性,导致了入与人、人与自然、甚至人与自我“对话”的“断裂”;当今的社会已进入了对话的时代,对话时代呼唤着交往关系的“融和”;对话时代的到来,对话思潮的发展同时激活了共同体主义的复兴。     

论刘亮程作品中“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涉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思想，是指导当代生态创作的思想基础。刘亮程作品中体现的“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包括人与自然共生的整体观，人与万物生命的动态交融及人与自然繁荣的存在观三个层次。人与万物平等、感知、亲和的生命交融中，指向了一个人与万物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生态整体，实现从认识论层面生态整体的探讨和存在论层面人与自然繁荣的生态建构。对现代人生态自我的塑造和社会生态文明的反思与助力，彰显了作家面对社会发展的责任意识和问题意识。其作品既发展了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有利因素，促进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又契合当代生态存在论中“人—自然—社会”系统整体繁荣的生态思想，有着独特的美学特色。     

“天人合一”观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天人合一”现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一）“天人合一”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平等的权力和内在价值；（二）可持续发展战略体现了“天人合一”现中人与自然的和借等诸关系。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时代意义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党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逐步加深而提出的原创性概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吸收借鉴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以及超越传统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现代化模式的基础上,蕴含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超越西方的消费异化、构建人的新的存在方式的内涵。这一论断揭示了新时代现代化的新内涵,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并有利于化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思想底蕴、 价值涵蕴和现实意蕴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作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实现了协和人与自然关系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融合。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传统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和发展局限性的统一,鉴于此阐发了以生产实践实现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统一。前提是以自然为基础的价值关怀,根本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情怀,方向是以人类为目标的价值胸怀,从而彰显其丰富的价值涵蕴。其现实意蕴在于“守护好——发展好——巩固好”这一交叉渗透、交互作用、交融持续的结构性方法论,致力于教育引导、制度保障、实践养成,摒弃传统发展理念上的人与自然二元性对立思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家”字探源

“家”字,按中国最古字典《说文解字》的解释,竟然有“猪居”在先还是“人居”在先、抑或“猪居”“人居”混一的困惑!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人”“猪”关系的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用优先,却也要可持续的和谐发展。海南省黎族原住民居提供了鲜活的佐证。现代家居的发展不应割断自然“恩泽”的历史。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阐释的三重维度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生态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理论的“生态维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意蕴”,构成了深入阐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论题或概念所基于的三个主要理论向度：“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视角可以凸显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论题或概念的“大(宏观)生态观”特征,要求从社会(文明)整体和主体自觉的意义上绿化或重构现代社会的人与自然关系;对“合生态”或“生态化”标准不断提高的目标性追求与社会大众性动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理论的标志性方面或维度,因而,基于这一视角更容易理解和阐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论题或概念的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或文明新形态创造意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世界观方法论视角下的阐释,则可以同时提供理论上认识和实践上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论题或概念的丰富政治想象空间和规约动力。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环境法蕴涵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在环境法上具有丰富的内涵。在环境法调整范围方面，重新解读了生命共同体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环境法价值观方面，提倡整体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在环境主体性方面，承认自然的主体地位。应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上升为我国环境法的理念，甚至作为我国环境法的立法原则。“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把人类的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自然界，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最高价值目标。“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要求人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同时也为我国环境法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论《伊甸之东》中“自然人”的塑写

斯坦贝克的《伊甸之东》探讨了人与自然间的伦理关系。亚当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对待自然,与自然相背离,精神饱受痛苦却不自知;塞缪尔尊重、关怀自然,爱护每一寸土地,受到自然的恩惠与庇护。通过“自然人”塞缪尔正面、积极的精神力量的塑写,斯坦贝克提出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主张：对待自然,人类应该给“自然人”塞缪尔式的伦理关怀,从而进一步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     

以人为本,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存在三种理论,即“极端的人类中心论”、“极端的自然论”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法的正义价值、传统自然法三大理论都要求和支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论”,同时强调这种和谐共处是在以人为本前提下的和谐共处。     

人与自然和谐观——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遇”

马克思主义对“主体性原则”进行了实践的批判,强调了人类应该尊重客观规律,在实践的基础上,达到主体和客体的辩证统一,使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后现代主义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主体本位性”进行了批判或“解构”,提倡“主体间性”,主张人与自然应保持一种平等与和谐的关系。尽管它们是不同的流派或思潮,思想理论有本质的差异,但就人与自然和谐圆通、共同发展方面而言,它们有其相通之处。可谓不同期而相遇。     

“天人合一”与马克思早期自然观解读——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谈起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形而上的层面考察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了他早期独具特色的“天人合一”思想,认为“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人与自然之间是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关系,“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然的本质”统一于社会。马克思的早期自然观对于我们今天思考和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梭罗看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的核心问题,美国哲学家梭罗的人与自然关系论的独特之处,即表现为他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一种“温柔”的“人际关系”。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生活实践以及他的绿色经典文本《瓦尔登湖》,便是这一人与自然关系论的集中体现。梭罗的“人际关系”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即善待和珍爱一切生命的行为原则;回归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重精神轻物质的人生境界。梭罗的人与自然关系论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人与自然关系、维护生态平衡具有十分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