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氓狂热与集体理性——对群体中有关理性问题的经济政治学分析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理性人假设,而现实中个体行为有理性和非理性两种情况,个体行为是理性和非理性行为的"混合体"。由于群体中的个体行为会有"羊群效应"等新特征,个体理性的加总不一定能得出集体理性,结合群体行为的两种极端情况:群氓狂热和集体理性,再考虑到政治和经济逻辑关系、个人偏好加总在更高层次上不能成立等特点,可以看出,群体的行为具有理性和非理性并存的特点,国家理性是集体理性在极端条件下的特例。只有集体中人数足够少,或者仅强调群体生存等低层次需求,才能实现集体理性。当代中国,在基层社会共同治理基础上才能构建、实现中国的国家理性,达到和谐社会。     

证券交易行为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影响证券交易行为有几个非经济性因素 :社会资本是市场操纵行为的重要诱因 ;社会理性与非理性决定于交易者的社会地位、投资心理、信息的把握度等方面 ;证券市场文化因素与市场投机行为密切相关 ;作为社会约束的行政干预如果过度会导致非理性交易行为的产生。     

法官裁判的模式及其影响因素

法官的裁判模式分为逻辑推理模式和价值衡量模式.逻辑推理模式要求法官严格按照三段论形式进行裁判,其中理性因素占主导地位.而价值衡量模式须考虑与案件相关的社会环境、经济状况、价值观念等,其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法官的非理性因素.逻辑推理模式和价值衡量模式在司法适用中是相互结合的.法官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相辅相成,相互渗透,影响着法官的裁判行为和司法进程.要使法官的非理性因素在审判中发挥积极作用,必须加以引导和规制.     

理性选择与社会信任:迈向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新综合

信任与理性的关系经历了综合—分离—新综合三个阶段,理性选择理论沟通了长期分离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并推动两者不断迈向新综合。在这个过程中,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秉承理性选择理论,坚持认为在市场中选择信任是非理性行为。社会学家通过对信任的不同解释,积极回应了理性选择理论:格兰诺维特证实经济行动嵌入社会结构,将社会结构作为个人理性选择的背景;科尔曼将理性选择理论引入社会学,并对其进行了扩展;福山则通过信任研究提供了理性选择之外的解释道路。时代发展到今天,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融合趋势日渐明显,社会信任和理性选择作为经济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领域,在促进两学科的研究者展开对话,并构建经济学和社会学新综合的格局中发挥着作用。     

理性、政府理性及公共选择分析

从经济理性行为分析开始 ,指出市场经济难得是完全理性的 ,提出政府构成的复杂 ,政府目标的多重性 ,造成了政府行为的复杂性和非理性 ,一个好的政府的行为至多是有限理性的 ,应用公共选择理论提出了政府行为的非理性问题     

论非理性因素对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

人的非理性因素诸如欲望、兴趣、激情、信念、意志等对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既有积极的作用又有负面效应.要充分发挥非理性因素的积极作用,抑制、弱化其消极作用,我们必须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实现理性和非理性的协调统一,在理性的支配和指导下,发挥非理性因素的积极作用;必须使人的非理性因素顺应社会客观规律,推动社会的发展;必须加强人的非理性因素的教育和培养,塑造现代理想的人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营造一个良好社会环境,加强社会的综合治理,使非理性因素的积极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推动和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股市投资者行为特征及其对股票价格波动的影响评述

随着金融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与现代金融理论解释不一致的现象被暴露出来,成为金融学的"未解之速".源于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行为金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这方面的研究.在变幻无穷的证券市场上,由于受投资心理的影响,投资者的行为并不一定是完全理性的,而是呈现出有限理性的特征.他们的一些非理性行为,如从众行为、对股市政策或消息的过度反应,以及操纵股价行为,常常造成股票价格的异常波动,产生非理性泡沫,对股市本身的发展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都造成损害.     

历史不是镜子

未来不是过去的机械重复,人的认识宜根据新的实践,产生新的认识。对比理性行为和科学推理,非理性行为和艺术臆断更是创造力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并不是一面镜子,由此可知,知识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性或科学,其遵循进化论的规律;另一类是感性、艺术或与人文相关的领域,是不可重复的,不能以进化论解释。     

投资者非理性心理行为的综合效应与股价波动

面对变幻无穷的证券市场,投资者的心理行为并不一定是完全理性的,而是呈现出有限理性的特征。他们的一些非理性心理导致的非理性行为,如从众行为、对股市政策或消息的过度反应,以及操纵股价行为,常常造成股票价格的异常波动,产生非理性泡沫,对股市本身的发展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都造成损害。因此,培育投资者的理性投资行为应从培育投资者的理性投资心理入手,使他们对股市风险有正确的认识,并具有良好投资心态,以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消费行为与农民工社会融合

在群体异质性视角下,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状况以及消费行为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农民工总体社会融合程度不高,但具有较强的融入意愿,消费水平的提高对农民工社会融合存在明显促进作用.分类研究发现,消费行为仅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存在显著积极影响,而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响不显著,同时对男性农民工的作用强于女性农民工;理性型消费行为能够提高农民工社会融合程度,而冲动型消费行为却会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但是节俭型和炫耀型消费行为对农民工社会融合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匿名、假名与实名之别（下）——以铜须事件为例解析网络论坛中的网民行为

我国网络论坛存在实名与非实名两种进入方式的区分,非实名网络论坛又有注册登录与双重登录两种管理形式,以IP地址、假名和实名3种身份识别标志对网民进行管理。以铜须事件为例,对3种不同身份识别管理模式下网民的行为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实名网民与非实名网民存在巨大差别,实名网民具有理性、客观的特点,而非实名网民表现出非理性、暴力的特点。非实名论坛中两种身份识别的网民在行为上区别不大。     

匿名、假名与实名之别（上）——以铜须事件为例解析网络论坛中的网民行为

我国网络论坛存在实名与非实名两种进入方式的区分,非实名网络论坛又有注册登录与双重登录两种管理形式,以IP地址、假名和实名3种身份识别标志对网民进行管理。以铜须事件为例,对3种不同身份识别管理模式下网民的行为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实名网民与非实名网民存在巨大差别,实名网民具有理性、客观的特点,而非实名网民表现出非理性、暴力的特点。非实名论坛中两种身份识别的网民在行为上区别不大。     

浅析对人的非理性因素作用的引导

文化的多元性、经济的多样化、环境的复杂性对人类心理的强大影响以及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活动的多样性,使人的非理性因素呈现多种多样的形式。充分重视非理性因素发挥作用的机制、条件和范围,并加以正确地引导,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使它和理性因素一道共筑精神的和谐,在现实生活中形成＂诗意的栖居＂。     

顾客非理性消费行为机理探析

非理性消费已经成为零售企业利润的重要来源,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认为顾客非理性消费行为是受到内在的、最本质的特殊顾客需要驱使而产生的不合理行为,揭示了驱动顾客非理性消费行为的顾客需要,并探讨了情绪状态因素调节顾客需要与顾客非理性消费行为关系的作用机理。基于416份问卷的调查结果,社交需要、释压需要和求廉需要是驱使顾客产生非理性消费行为的主要内在动因,情绪对特殊的顾客需要具有不同的调节作用。旨在丰富顾客非理性消费行为的知识,为商家实施目标营销、新服务开发提供重要理论支持。     

选民投票的政治心理分析

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人的假设出发对选民投票进行分析,认为选民在投票的过程中始终是按照成本-收益原则指导其行为的;认为理性选民假说与伦理选民假说能够解释投票中的悖论。然而从政治心理的角度分析,选民存在着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从选民投票动机及选民利他主义心理等方面分析也证明了公共选择理论关于投票理论的悖论的存在。因此选民投票是理性与非理性、社会习俗、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结果。     

关于政府行为非理性、自利性及其调控的分析

在公共管理中 ,政府行为的“二重性”是普遍现象。其中 ,非理性行为对政府的发展构成了严重障碍。导致政府非理性行为发生的关键因素是政府的自利性 ,并由此引起公共管理中价值选择的偏差。对政府非理性行为的调控必须从克服政府的自利性入手 :依靠完善政府动态运做机制 ,使政府的责任意识与服务意识有效统一 ;依靠改善政府静态生存状态 ,使政府的有限性与有效性高度统一 ;依靠政府质量的提高 ,使法制政府的权威得到维护。     

理性与非理性的撞击——现代金融理论的拓展研究

传统主流金融理论在理性框架下,通过对市场金融活动中当事人的行为动机与方式的理想化的假设,配合以缜密的推理与完善的数学表达,将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提炼为相对简明的逻辑关系,从而为人们的金融决策提供了理论指导。然而在现实的投资活动中,由于受到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和自身能力的限制,投资者做出的决策与作为理性人按照效用最优化的理论所做出决策完全不同,因此完全理性的投资决策只是人们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人的实际行为并不具备客观理性的特征,而非理性金融理论的引入必将对传统金融理论产生巨大的冲击,推动金融理论的发展。     

论大众媒介权力的滥用及其社会控制

大众媒介是受媒介权力主体控制的。从正面讲,它既可以成为国家权力的延伸,实现对主流意识的传播,成为社会共识的凝合剂,也可以成为公共权力的监督制衡力量;它既是一种传播文化知识的权力,也是对反文化或消极文化实现控制的权力。从负面讲,由于大众媒介权力主体的非理性化倾向,导致大众媒介权力的滥用,表现为放弃文化启蒙和道德教化的社会责任;放弃环境监督和理性批判的社会责任,无原则地操纵或利用媒介;放弃文化理想和艺术创造的社会责任,制造和传播毫无审美价值的庸俗文化。这是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思想相背离的。"对控制的控制"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确定大众媒介权力的合理限度,依靠社会力量对大众媒介权力的主体行为进行控制,实现大众传媒的良性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