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的火山与倾斜的天平——"两个口号"论争略论

“两个口号”论争几乎贯串了整个20世纪。从论争过程、实质、经验教训等方面来看,它屡次逾越文学学理的层面,在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政治生活中广泛渗透,人事纠缠甚于学理辩难。     

鲁迅:面对人事纠缠的最后的意志——"两个口号"之争的新论

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两个口号"之争既来自于左翼文坛理论的分歧,更涉及复杂的人事纠缠.我们注意到,作为这一分歧的无形"中心"的鲁迅恰恰以自己独特的姿态与思考穿越了1930年代左翼文艺内部的人事纠纷,留给中国现代文艺一段深长的观察.在今天,分析和研究鲁迅的独特观察,是重新解读这一思想论争的重要基础.     

"两个口号"论争与俄苏文学文论传播中的期刊

"两个口号"的论争与俄苏文学和文论在中国的传播有关,而这又受制于论争参与者的价值观念与期刊对俄苏文学和文论译介的互动。1934年至1936年,国民党系统的期刊译介俄苏文艺,一般以作品为主,且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主题相关。同人期刊译介俄罗斯文学名家名作,也积极译介无产阶级文学和苏联文艺动态。左翼的期刊译介了大量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苏联文艺政策的文章。它表明中国的文艺界进一步向苏联的文艺思想看齐,因而"两个口号"论争的理性色彩也进一步加强,但同时也使论争中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现象无法完全克服。     

左翼学案:周扬与“两个口号”论争

"两个口号"论争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争论时间最长的一桩学案。从1934年周扬提倡"国防文学",到1988年中共中央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胡风彻底平反,"两个口号"论争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发展进程中一再成为文艺运动的聚集点,因这次论争而导致的"周扬派"与"鲁迅派"的分化在左翼文艺运动和建国后的文学史上演绎了说不尽的恩怨沧桑。周扬是这一学案的主要当事人,从左联解散,到延安整风,再到建国后的历次文艺运动,他的命运沉浮始终与"两个口号"论争息息相关。虽说周扬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的"左翼文艺运动史",但实际上,周扬一生的文艺活动都深陷于"两个口号"论争的历史纠纷而不能自拔。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两个口号"论争,要么是从路线斗争的角度用政治批判方式解决文艺问题,要么是从宗派观念的角度纠缠于历史的或个人的是是非非,这两种途径都无法真正解决"两个口号"论争的矛盾冲突。新时期以来,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和个人恩怨的消解,从文艺理论上确立"两个口号"论争的对话与潜对话状态,是解决"周扬派"与"鲁迅派"历史矛盾的正确途径,也只有从文学理论意义上寻求对话的基点,才能使"两个口号"论争的理论遗产转化为建设性的文学资源。     

对"两个务必"的历史与现实的反思

通过对毛泽东提出、胡锦涛倡导"两个务必"这两个历史事件的对比分析,以期得到一些有益的现实启示.     

"两个共同"的理论涵义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民族工作的主题,也是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民族纲领和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两个共同"抓住了民族问题民族工作中的根本问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纲领的根本原则.     

"作"与"做"的"两个三角"分析

本文运用“两个三角”理论,从大三角“古———普———方”与小三角“语表———语里———语值”来分析“作”与“做”的异同,试图理清这两个字的关系。     

论济慈"两个房间"与王国维"两个境界"的内部关系

在美学基本形态的表述层面上,因了康德哲学的因素,以叔本华的美学理论为枢纽,济慈的"两个房间"和王国维的"两个境界"可相互映照.因此,我们不但可以通过比较来理解和阐释它们的涵义,而且在论及"两个房间"和"两个境界"各自内部的关系时也可将它们联系起来,互为印证.在浅层次上,济慈和王国维分别认为各"房间"、各"境界"均无高下之分;在深层次上,因了时代的作用力,他们又各自认为,"无我"实质仍为"有我","无思"终不免"初觉".     

关于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研究的几个"点"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的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不过近年来却有较大的突破,但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重视."民族主义文学"与30年代的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海派及新感觉派等都存在着比较"纠缠"的关系.而这些都为我们较为全面地解读30年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和独特的视角.     

试论"两个飞跃"对《论合作社》的继承和发展

落后国家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后,如何对农业进行合作化改造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课题.列宁从苏维埃俄国国情出发,对农业的合作化在理论上、实践上都作了积极有益的探索,找到了一条适合苏俄国情的合作化道路,但由于当时具体历史条件的限制,没能取得圆满的结果.邓小平总结了国内外农业合作化的经验、教训,结合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提出了我国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两个飞跃"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合作化道路的两个不同阶段,是对列宁合作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论高校推动"两个责任"的落实

高校落实"两个责任"是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也为高校全面贯彻"立德树人"的育人使命、真正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维护高校的改革发展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不过,面对当前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引向深入的新形势,高校"两个责任"落实还存在责任意识不强、责任落实不力和责任追究不严等不足或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对"两个责任"的深刻内涵、职责界限及其辩证关系在认识上把握不准,理解不透.为此,高校要进一步增强对"两个责任"重要性认识,创新思路举措,加大工作力度,切实推进"两个责任"落实落地,进而更好服务于高校的改革发展事业与"双一流"建设.     

试论"两个先锋队"与"两个基础"

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与自觉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本质上完全一致 ,密不可分。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高度统一 ,不可或缺。“两个先锋队”与“两个基础”互为因果 ,相辅相成 ,完美统一。     

坚持“两个务必“促进党风廉政建设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论述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两个务必"的时代内涵,提出了坚持"两个务必"是促进党风廉政建设的需要,也是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     

论“两个务必”与“三个代表”的内在统一

"两个务必"与"三个代表"是我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的加强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只有坚持"两个务必"才能永葆党的纯洁性;只有坚持"三个代表"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先进性是党的性质的两个方面."两个务必"与"三个代表"统一在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上.     

实践“两个先锋队”思想不会使中国共产党变成“全民党”

中国共产党新的党章提出"两个先锋队"思想不是要把党改造成为"全民党",而是要把党建设成为符合"三个代表"要求的、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中国哲学之与"两个世界"

近年有一种倾向,认为中国并无哲学,中国哲学是“五四”以后在西学研究与裁剪中国思想中建立起来的。这种否定中国哲学的倾向有普遍性。郝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一书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作之一。其书把中西“哲学”彻底对立起来,中心是论证中国思想是“内在宇宙论”、“反向性思维”、无超越观念、无形上思想、无“两个世界”思想。本文不同意这种观点。通过对孔子“天论”、老子“道”的思想及宋明理学的具体分析,指出“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道象帝之先,自古以固存,独立不改,周行不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及“太极”与阴阳不离不杂等命题,亦是“两个世界”的思想,只是讲法与西方不同。     

学习“两个务必” 践行“三个代表”

论述了"两个务必"的形成过程,指出了"两个务必"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作风保证,它对于全体党员、干部继续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两个必然“的实现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19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两个必然"的理论,这是他们运用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作出的科学概括.我们既不应否认也不应夸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在"两个必然"中的作用,因为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实际上这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鲁迅与周扬的文艺思维模式辨析——以“两个口号”之争为中心

文艺界两个口号之争中对立的主角鲁迅与周扬在文艺思维上基本上属于两类不同的模式:周扬偏向于将一切归纳于某个单一的、普遍的一元原则的刺猬类模式,而鲁迅倾向于多元的、漫射的离心式的狐狸类模式。思维模式的不同是鲁迅与周扬在两个口号中产生冲突的深层次原因之一。辨析鲁迅与周扬两人的文艺思维模式既是对两个口号争论原因的多角度探讨,也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的解读与观察,还可以吸取不应该遗忘的经验教训。     

两种体制、两个奇迹与"两个时期互不否定"

新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大体可以划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改革开放以前,建立并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强化政府对经济的高度调控;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两个时期面临不同的历史任务,新中国奇迹般地正确选择并适时实行了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充分发挥了两个时期的体制优势并取得了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两个时期创造了互相联系的两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