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古”思想与白话诗呈现

作为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白话诗是文字与文体革新的载体。通过“非古”与“旧诗”成功“断裂”,白话诗彻底开辟了新文学的生存空间,与此同时,白话诗面临“断裂”之后艺术经验的贫乏。从整个新诗发展历史来看,新诗不断表现出对“旧诗”艺术经验的回望和吸纳,说明传统诗歌经验在不同阶段会通过不同方式参与新诗现代化进程,因此“非古”只是新诗诞生初期也即“白话诗”时期的一种思想策略。     

新诗百年的十大成就和十大问题

新诗百年,一直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和“公信度危机”,“新诗革命是否成功”、“新诗是否形成传统”是近年来理论界争论的热点问题。新诗主要取得了十大成就：促进了中国的思想解放,完美了现代汉语,丰富了国人的感情生活,发展和丰富了汉语诗歌,展示出国人在不同时期的生存状态,丰富了小说、散文等其他文体,支持了中国现代音乐,促进了中国妇女文学的发展、民族诗歌的繁荣和中国现代学术的进程。新诗还存在十大问题：生不逢时,长于乱世,缺乏必要的文体标准,过分重视自由诗,职能单一,普及教育工作落后,新诗人严重缺乏诗家语意识、诗体意识和经典意识,年轻诗人浮躁偏激,受到外国诗歌,特别是浪漫主义诗歌的负面影响,新诗评论界正气不够。目前新诗最需要重视“和谐诗歌”和“经典诗歌”的建设。     

“新诗与传统”专题笔谈

王光明认为，传统不仅是变化的，丰富复杂的，也是有待通过创造性的实践来发现的。传统不仅是对过去的意识，也是对现在的意识。应当从现代性出发去汲取传统，不是将传统视为标准，而是将其视为创造过程中不断对话的资源。应以之衡量新诗。荣光启界定新诗“自己的传统”，就是新诗在多重困境中自觉寻求新的形式秩序，建设汉语诗歌的现代诗形，认为该传统对当下的诗歌写作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赖或煌根据时下混杂相生、相互歧异的诗歌传统，提出应将现代汉诗的传统问题，放在其寄身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评判。现代汉诗是在现代性过程中展开的，它不可能和古典汉诗在同一平面对接。伍明春在对“五四”后新诗理论中有关形式观念的分析清理中，考察了古代诗歌传统对新诗形式潜在的影响，从一个侧面描述了新诗被遮蔽的传统。殷鉴认为，在新诗的传统问题上存在三点误区，要走出误区的办法必须超越传统，而诗人及其创造性的艺术作品是超越传统的关键。龚奎林是从“五四”新诗的主体和创作角度看待新诗与传统的联系的，从而提出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黄雪敏认为，新诗在确定现代汉语为诗家语，抛弃传统的格律和形式之日起，就开始了自身传统的探求与发展，并在不断地反传统的同时也不断地去“发现传统”，将流传下来的富于生命力的因素整合到现代汉诗中。刘金冬强调了新诗与传统的联系，指出新诗本身就是传统的产物，新诗的发展已构成了自己的传统，即新诗的诗形与诗质就是中国新诗自己的传统。     

在诗美的追求中构筑纯诗的世界——论后期创造社三诗人的早期新诗

中国新诗的发展嬗变固然有其社会、历史等外部原因,但归根结蒂是新诗自身内部矛盾运动和新诗不断追求自我审美超越的结果。尝试时期的新诗创作在完成了对旧体诗否定的同时,因形式的过分自由散漫及内容的散文化,使新诗逐渐丧失了诗的韵味和美感力量。审美的薄弱和创作的粗糙使新诗面临危机。后期创造社的三位诗人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新诗的尝试与探索的。他们基于对诗歌内在本质的真正感悟及对新     

胡适与朱湘诗歌翻译对比探究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诗歌翻译对白话新诗的草创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胡适与朱湘作为这一时期诗歌翻译的领军人物,他们在诗歌翻译目的、译诗题材选择以及译诗语言与诗体采用等方面存在着不同.他们通过译诗分别为中国白话新诗的草创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也谈当代诗歌的"小众化"

诗人余光中提出“新诗”不求“大众化”,但求“小众化”;然而,由于诗歌和诗人自身的问题,当代诗歌呈现出了“小众化”而不得的尴尬状况。造成该现状的深层次原因,可以归结为诗人们三种不同的创作态度。为了实现诗歌的“小众化”,诗人们应加强对诗歌理论的反省力度、对诗歌语言的锤炼力度、对社会责任的关注力度以及诗人间彼此融合的力度。     

百年新诗对“天人合一”意境传统的背离

“天人合一”意境是最具中华民族特色的诗歌境界，它是长期农耕文明熏陶出的品质，具有华夏民族特色的哲学基础。近代以来，随着国家存亡危机的逼迫、农业生产遭受极大破坏的影响及西方异质文明的压迫．这种“天人合一”的伟大传统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纵观近百年来的中国新诗演进。走的是对中国“天人合一”传统的背离之路。这种背离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然而不符合学人对中国新诗的期待，亦无助于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今天，有必要适当恢复中国“天人合一”的意境传统。     

鲁迅和中国诗歌会

中国诗歌会是“左联”领导的群众性诗歌团体,它对我国新诗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诗歌会紧密配合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为反帝反封大喊大叫,它大力倡导诗歌大众化,推动新诗与群众结合,使新诗放一异彩。我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与中国诗歌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是诗歌会的热情指导者和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新诗的“大众化形式”采用与传播

1932年成立的中国诗歌会,作为“左联”领导下的群众新诗歌团体,创办了以《新诗歌》为代表的一系列诗歌刊物,在20世纪30年代承担起了无产阶级诗歌创作和传播的重任。这一时期的左翼诗歌表现出鲜明的“大众化”创作倾向和时代特征,呼吁使用“大众化形式”来创作诗歌,追求诗歌语言的口语化和可朗诵性,以增强无产阶级诗歌在民众中的感染力和传播力。这一时期的左翼诗人从歌谣等“旧形式”中汲取诗歌资源,借此建设适应时代需求的“大众化”新形式。“大众合唱诗”作为“大众化形式”的建设代表,表现出较强的“戏剧化”特征,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文体互渗的现象。这一时期的左翼新诗不仅摆脱了之前理论殷实而作品贫乏的“国语诗歌”创作困境,而且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诗歌甚至是新诗的大众化传播。      

试论台湾新诗发展的双轨运行现象

本文依据诗歌自身的演变发展规律,把台湾新诗的发展过程分为萌发期、发展期、成熟期三个阶段,同时揭示了现代诗质与传统的民族诗质这双轨在不同阶段中的运行轨迹。并进一步论述了构成台湾新诗发展这种双轨运行现象的原因:外在因素(即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等)的开放性与内在因素(即自身演变发展规律)的继承性。     

门外谈诗—— 一篇序

五四时期胡适同胡先马肃关于新诗的论争，显示了五四新诗虽然从内容到形式都形成对旧体诗的超越，但对自身建设应遵循的艺术规律和方法，却有所忽略。同道研究中国现代派诗歌着眼于研究其与中国诗歌传统的关系，重诗道、重资料、重个性，这都是很可取的；但也有一些论点值得讨论     

“大众化”浪潮中的“纯诗”——李健吾在1938-1948年间的诗歌批评

在1938-1948年“诗歌大众化”的浪潮中，李健吾早期的“纯诗”批评发生了一些或微妙或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却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文章从新诗的内涵、意蕴、形式、语言等方面进行了考察，此考察对于理解李健吾诗歌思想的完整性和“诗歌大众化”浪潮中不同的批评具有重要意义。     

“创造真和美的文学”：20世纪20年代上海神州文学社散佚诗集论

在早期新诗发生和发展史上，1923年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的“神州文学社丛书”三种具有重要的新诗史意义和史料学价值。这些新旧杂糅的诗歌在神州文学社同仁“真情论”新诗观念主导下，一方面秉承着胡适“诗体大解放”的原则，继续在语言形式方面进行自觉的革新；另一方面他们的“真情”诗学观又更生于中国古典诗学的抒情传统，在新诗想象和创作实践上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有着或隐或显的关系。本文拟以“神州文学社丛书”三种散佚诗集为例，从“真情论”诗学观、社会功用诗歌、启蒙目的的诗剧特色三方面来讨论20世纪20年代初新诗创作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复杂关系。     

被遮蔽的承传——“五四”时期新诗与传统的关系探察

“五四”时期新诗与传统的关系一直被打上“断裂”的标记。事实上,新诗从未真正与传统决裂,外在的断裂不过是特定历史阶段采取的文化策略与姿态,断裂的暂时性、局部性与外在性并未截断新诗与传统的内在关联,新诗创作、诗学观等依然不自觉地承传着古典诗传统。内在的承传虽然处于被遮蔽的隐性状态,但这股潜流无疑对新诗当时和其后以至未来的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我们是否夸大了"裂变"?

新诗与古典诗歌不同,新诗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但对这种"裂变"和"差异"的过分夸大导致了某些新诗人漠视传统诗歌文化,追求"从我开始"的"弑父"式写作,从而造成处于"无根"状态的新诗创作永远在低水平上徘徊。新诗以自身的"新"的"传统"丰富了中国诗歌传统的内涵,但它依然是中国诗歌传统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文学史不该缺漏的一章——论20世纪旧体诗词创作的历史地位

文学史家们认为，“五·四”以后的文学史是新文学发展的历史，因此当今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均忽略了旧体诗词的创作。这种对旧体诗词的偏见形成于“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并为作家和政治家所强化。然而，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旧体诗词的形成与汉字的特质密切相关，千百年的历史又使它对中国人产生巨大的影响，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五·四”文学革命后，旧体诗词虽然被新诗挤到诗坛的边缘而失去了正统的地位，但它仍然顽强地发展着。它有一支可与新诗相抗衡的诗人队伍，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这股潮流一直贯穿在２０世纪的始终，并呈现出起伏的发展态势。它在思想与艺术方面的成就也不逊色于现代新诗。旧体诗词虽然是一股支流，但它具有与作为主流的新诗并驾齐驱，一同发展的历史地位，不应为２０世纪文学史所忽略     

“学术的”还是“文艺的”？——歌谣运动的价值重估与历史再评价之一

歌谣运动不仅是一场以歌谣研究为中心的现代民俗学的“缘起”运动，更是一场现代白话新诗从本土民间寻求合法性建构的诗学运动，因此，“学术的”与“文艺的”双重目标构成了其复调的历史叙事模式。但是，随着运动的纵深发展，“文艺的”诉求目渐式微，它逐渐演变成为一场单一的以“学术”为中心的运动，中国诗歌现代之路的多元展开的可能性也因此暂时终止。     

谈谈新诗

在关于诗歌发展道路问题的讨论中,对“五四”以来的新诗的评价,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是有分析地、历史地看问题,既肯定新诗的历史功绩,肯定它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指出新诗发展中的严重脱离群众的缺点,认为它只有向民歌学习,彻底改变诗风,才能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另一种是全盘肯定,认为新诗“方向是明确的,正确的,发展也是基本上健康的”,(雁翼)因而主张以它     

“生存意识”及其写作路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的历史趋向

“生存意识”作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的总体趋势,既是写作转型的结果,同时,也是文学走向现实的结果。在这一前提下出发,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的历史走向也同样浸润着“生存的主题”。当然,作为一种文学个案和独特的文体形式,新诗的发展路径一直有着自身的特点,在结合“世纪初诗歌”涌现新质的基础上,本文从五个方面,研讨20世纪90年代新诗的历史走向,进而重新审视诸多热点现象和悬而未决的历史话题。     

论小诗:一个批评的范例

“小诗”是中国新诗发生期建构的重要型态,“小诗”的写作不仅是新诗这一体裁本身的“历史”,它更关涉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复杂而歧异的思想状态和主体表达方式。作为一个诗学概念,“小诗”的命名是和周作人的日本诗歌译介相关的,周作人从译介日本诗歌中发展出“小诗”这一诗学概念。“小诗”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复杂、岐异又激烈的思想状态以及寻找恰当的主体表达方式所致,也是早期新诗内部发展机制的需要。对于“小诗”的论述,涉及到以下几个相关理论问题:一是“小诗”的诗学特征,二是小诗与传统的关系,三是小诗与国际诗坛的关系。“小诗”作为早期新诗中的一种范型,从流行到衰落,集聚了中国新诗乃至新文学产生之初的诸多话语特征,对于“小诗”的批评,不仅源于早期新诗的自我设计和想像,更体现了现代文学的生产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