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理性：现代执政党伦理建设的理性基础

公共理性是现代公共行政的理性基础,现代公共行政中,政府的责任就是提供公共利益.执政党通过政策的制订与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对政府进行领导,所以就必须和政府一样具有公共理性的能力.同时,公共理性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生活的理性,与现代执政党的伦理诉求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关于行政伦理责任与行政伦理行为选择困境的几点认识

行政伦理责任在政府的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行政责任中居于核心地位,是现代责任政府建立的根本要求.笔者论述了行政伦理责任在公共行政中的重要地位,并对行政伦理行为选择的困境即行政伦理责任冲突进行了分析,以此来论述走出行政伦理责任困境的途径.     

公共行政学的逻辑困境及其化解

对公共行政的研究,离不开对其所赖以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的探讨.以技术理性为特质的现代性构成了西方公共行政的宏大叙事背景,并界定了其理论思维与实践走向.百余年来的公共行政学一直沿着技术理性的道路发展,民主被技术化为一个隐性的角色.唯有跳出现代性所预设的思维模式,走向民主行政,才有可能化解公共行政的逻辑困境.     

公共行政的范式转换与价值嬗变

传统的威尔逊—韦伯范式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转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和危机,从而引发了重塑公共行政的运动。治理主义民主行政范式在吸收政治民主和社会自治思想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了公共行政的基本框架,是对传统范式的改进和补充。在公共行政范式转换的过程中,隐含在公共行政传统范式中的价值取向也在发生相应的消解与嬗变,从善政逐渐转向善治。     

论责任伦理的价值——基于新公共服务范式对自由裁量权规制理路的解读

随着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对公共行政现代性的追寻,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价值及其限度日益凸显.20世纪末,西方的新公共服务等理论范式对伦理价值的关注,无疑是解决此问题的一盏指路明灯.在制度之外辅以一种建基于内在道德信念的自我约束机制--责任伦理,契合了公共行政道德化趋向.责任伦理作为行政自由裁量权价值生成与公正运用的基本前提与保障,可确保行政自由裁量权以一种符合民主、公正要求的负责任的方式行使.     

公共行政中的三维责任体系：理论与实践

古代责任问题的讨论,集中在伦理、政治、经济和法律四个场域。现代公共行政脱胎于政治场域,形成管理主义与制度主义两大话语体系。二者围绕政治与行政、政治责任与道德责任、道德与技术、公平与效率等问题所展开的论争,核心是公共行政中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争。这种争辩各有偏颇,各有侧重,综合探究,凸显公共行政中的技术责任、道德责任和政治责任三维责任体系。此体系覆盖公职人员、政府部门和政府三个层次,是行政责任分析及弥合公共行政实践中政治与行政之间被撕裂鸿沟的有效框架。     

转型期政府公共性的衰减与再生产

公共性是现代政府的元属性,在公共行政中凝聚着服务、公正、责任、民主、开放的价值内涵.我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公共性出现了衰减现象,损害了政府公信力与合法性;政府自利、职能不清、效率偏好、公权异化和责任缺失是导致公共性衰减的根源,成为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路障.政府公共性扩大再生产的主要路径是树立人民至上理念,弘扬公共行政精神,强化公共服务责任,完善公共治理制度,拓展社会公众参与,努力构建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走出中国特色的行政文明之路.     

公共行政学的逻辑困境及其化解

对公共行政的研究，离不开对其所赖以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的探讨。以技术理性为特质的现代性构成了西方公共行政的宏大叙事背景，并界定了其理论思维与实践走向。百余年来的公共行政学一直沿着技术理性的道路发展，民主被技术化为一个隐性的角色。唯有跳出现代性所预设的思维模式，走向民主行政，才有可能化解公共行政的逻辑困境。     

寻求公共行政的"身份"认同──沃尔多行政思想述评

自1940年代以来,西方公共行政学一直面临着深刻的"身份危机".沃尔多认为,这种"身份危机"源于传统行政学的反民主特性,其所内含的政治哲学明显有悖于美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与宪政设计.通过将民主的价值注入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中,沃尔多确立了公共行政学未来发展的议程.这种致思路径对于今天同样面临"身份危机"的中国公共行政学具有极大的警醒意义.     

论社会转型期的责任行政

公共行政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其存在非责任化的极大可能性,并制约着责任行政的有效实现。现代社会行政责任具有客观责任和主观责任双重性,客观行政责任缺位和主观行政责任的困境使社会转型期责任行政面临多方面挑战。责任行政模式的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     

转型期政治生活中的政府信誉问题--对几则行政案例的分析

随着传统政治生活向现代政治生活的转变 ,公共行政也从传统的官僚制行政向民主制行政过渡。现代政治生活要求当代行政应该是一个负责任、守信用的行政 ,而在我国现实政治生活中却存在着因政府不守信用导致的政府信誉下降的现象。本文从介绍几类案例入手 ,针对我国政府在社会转型期间面临的信誉低下问题 ,剖析其产生的原因 ,并结合其他国家或地区提升政府信誉的经验 ,思考我国有效提升政府信誉的途径和机制。最后得出结论 :追求完整的政府信誉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内在伦理要求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完善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虽然源远流长,但是一直未形成明确的,行之有效的运行体系。作为2000年以来颇为引起关注的一项制度,行政问责制是公共行政基本原理的具体要求,体现了权责一致的民主政治发展要求,也是改善中国政治环境和促进我国政治与国际化接轨的现实需要。特别是2008年以来,突发事件、公共事故频发的情况下,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度是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迫切需求。但是,我国各级政府在实施行政问责制的进程中存在诸多困境,急需加以制度化和法律化规范,并且完善配套制度。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责任：政治责任与行政责任

在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各地已围绕政府责任进行制度构建,开展许多问责工作,但问责普遍化带来基层工作压力过重等问题。对此,应依据行政学关于政治、行政的二元理论,针对生态文明工作特点,构建有所区别又紧密相连的两套责任体系。政治责任体现社会与政治系统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实行无过错问责原则,实施功能是给公共权力行使者提供权能和民意基础。各级政府是政治责任主要承担主体,直接向权力机关汇报工作的机构首脑是主要责任人。执政党从总体上对全国长期生态文明建设负责,通过党内机制将责任予以分解。行政责任体现权力行使机关内部的命令-服从关系,实行过错问责原则,追求行政理性,实施条件是有完备的规章制度,承担者是一线工作人员。行政责任的良好履行是政治责任的基础,政治责任的有效维持是行政责任的依据。     

行政学美国化:理论支点及其引发的批评与启示——为纪念伍德罗·威尔逊《行政学研究》发表120周年而作

西方行政学不等同于美国行政学,它们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伍德罗.威尔逊最大的历史贡献就在于使行政学美国化。其理论支点之一是"政治与行政二分法"。虽然它经受了美国行政学一百多年演变的批判与挑战,公共行政存在着"管理主义"偏离"政治"和"宪政主义"走向"政治"的两种倾向,但仍然不能否定它在行政学成为相对独立学科起始点上所具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受其启示,政治与行政的分而不离、和谐统一,应当成为行政学中国化历史过程中的理论支点。     

寻求价值均衡：现代和谐宪政建构的必由之路

审视现代西方宪政制度运行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和价值冲突,本文认为,寻求政治价值的某种均衡与和谐,是现代宪政发展的必然选择。寻求政治价值均衡既是现代社会多元利益关系相互博弈的合理抉择,也有着厚实的理论基础。从政府权力运用这一维度来考察,实现政治价值均衡的路径主要是解决公共权力"有限"与政府"有为"之间的关系问题。解决权力"有限"的核心是建构多元化的、相互补充的有机控权机制;实现政府"有为"的基础是塑造有效政府,保障政府治理在实现公共性、公平性、回应性、开放性、合作性、凝聚性等方面积极有为,增进社会和谐。     

网络舆情对建构网络行政问责的建设性意义

网络行政问责是一种新型政治监督形式,网络舆情对于问责方向的指引、机制的形成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网络舆情不仅是民意的晴雨表,透过舆情可以了解事情的真相、民众的情绪和需求,为政府工作的改进指明方向,还能够促成网络问责机制的形成。在舆情压力的迫使下,政府介入事件的处理,使问责得以生效。网络舆情现象警示政府需要准确定位其职能和角色,改变工作作风和执政思维,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和速度,加快网络行政问责机制的制度建设。     

公共行政的继往开来之路——纪念伍德罗·威尔逊发表《行政学研究》120周年

120年前,威尔逊发表了《行政学研究》一文,它是公共行政学这门学科产生的标志性文献,也是近代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整个20世纪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中,《行政学研究》一文提出的基本思想都是一个绕不开的主题,一切关于公共行政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安排,都必须考虑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框架。但是,威尔逊的行政学成就所代表的是工业社会的政治文明,当人类开始走向后工业社会的时候,关于公共行政的新理论及其实践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我国网络问政中政府公信力不足问题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各阶层公民意识崛起,公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空前高涨,而互联网为大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宽广的平台,高涨的参与热情与宽阔的互动平台相结合使中国社会迅速进入"网络问政"时代。但受个别公务员存在认识误区、政府信息不透明、相关责任追究和监督机制缺失等因素制约,政府在网络问政过程中的公信力缺失问题越来越严重,因此,应提高政府的网络问政的能力,加速完善网络问政系列制度建设,实现问政的制度化、机制化、规范化。     

Arche： 柏拉图主义与西方政治的湮没

柏拉图主义通过创造理念和借助理念化,对现实和意见进行某种规范和确定,在人类的精神体系内引入了无限的概念,成就了伟大的形而上学,也衍生出现代的技术科学。而理念论被应用于古老的公共领域之中,不但颠覆了政治存在的特点（它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颠倒）,同时这种背离生活世界的去自然化也将理念的世界与生活的世界颠倒,并依据理念世界的标准对生活世界进行干预和影响,使人本身不再是居住于大地之上“存在”的牧人,而成为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某种共振的“技术原子”。因为整个星球及其存在者已被摆置于技术研究的座架之上,而现代政治治理术的一整套统治逻辑和治理形式也与技术科学的本质呈现出逐渐契合的状态。政治学已经沦为一项专门的行政技术,被各种知识专家与技术群体置入计算性的轨道,政治本身已经变成了对象化的事物。     

问责制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功能

问责制作为现代政府民主政治建设的契机和有效手段,从理论的萌芽阶段发展成为行政体制内的一项重要制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并在我国深化政府体制改革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对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和理论基础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推进宪政体制的完善,规范政府制度安排,构筑社会问责文化等方面,分析问责制政治实践的显性和隐形功能,提出问责制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深入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塑造社会责任文化,从而更有效地保障公民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