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幸福视角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兴起对国民幸福造成不良影响,以GDP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指标无法如实反映国民幸福水平,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问题冲击着国民幸福,这促使人们反思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促进国民幸福水平的提升,而"不丹模式"下"国民幸福总值"的理念和实践则对我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科学地构建和测评国民幸福指数,将国民幸福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取向,正确看待经济因素对国民幸福的影响,注意社会转型期提升国民幸福的关键,这是从国民幸福的视角思考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启示。     

政府规模、财政分权、官员特质与地区清廉水平——基于333个地级市数据的定量分析

政府清廉度是决定地区综合竞争力的关键,而政府规模、财政分权和官员特质是影响地区清廉水平的主要因素。从中国333个地级市的廉洁感知指数和相关数据的分析来看,政府规模、财政分权与地区清廉水平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官员年龄和任期与地区清廉水平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而经济发展、公共服务支出和公众受教育程度对地区清廉水平有正面促进作用。因此,在推进廉政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除了继续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之外,还需要高度重视配套制度改革,适当约束地方政府规模和财政自主权,增加地方主政官员的流动性,推动经济发展,扩大政府公共服务支出,重视教育发展,培育具有公共意识的现代公民。     

分工、增长与中国社会的普遍富裕

亚当·斯密很早就指出分工发展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国民普遍富裕的最重要原因。宏观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的普遍富裕之间存在背离。从分工角度分析产生这种背离的原因主要有:农业分工水平低;地方和行业利益,地区和行业垄断普遍存在;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的制造业普遍达不到规模经济水平;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因此,应采取促进农业生产分工和规模经营;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切实转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等政策来缓解这一问题。     

"女国民"的兴起:近代中国女性主体身份与文学实践

近代中国思想界对"国民—国家"关系的建构,个体国民身份在政治话语中的确立,为近代女性谋求新的身份认同开拓了话语空间和政治空间。近代先进女性也正是在这种话语空间和政治空间中,通过女性与国家之间责任和权利关系的辩难以及性别角色与国民身份的博弈,确立了独立的个体身份——"女国民"。尽管这一概念并未形成系统而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政治理论,但她们通过别开生面的文学实践,一再言说和强化着这一主体身份,形成了声势颇为浩大的"女国民"话语;同时也因对"女权"、"民权"、"天赋人权"等概念的不同理解,在相关话语场的内部形成了富有意义的张力。     

共同富裕的测度与实施路径——基于我国31个省份的实证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奋斗目标。在把握共同富裕本质和内涵的基础上,构建包括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在内的富裕指数,并以富裕指数和共享指数为基础构建共同富裕指数。利用《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区、市)统计年鉴等相关数据,计算我国31个省份2020年度的共同富裕指数。在此基础上,从富裕程度和共享程度两个维度,将31个省份分为不平衡贫困、共同贫困、不平衡富裕和共同富裕四种状态。聚焦我国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对其2007—2020年共同富裕发展历程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首先,当前除浙江、天津、福建、山东、重庆和江苏已初步达到或接近共同富裕以及上海、北京、广东、湖南、内蒙古属于不平衡富裕地区外,近67%的省份仍处于相对的共同贫困和不平衡贫困阶段,要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任重道远;其次,从浙江的经验来看,浙江在追求共同富裕的历程上先后经历了共同贫困、低水平共同富裕到初步共同富裕的发展过程,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以加快发展地区生产力为前提;最后,共享与富裕之间没有内在的必然逻辑关系,即地区富裕并非必然导致该地区人民对富裕的共享,地方政府必须以“提低扩中”为重点,通过加快重点地区、重点乡村和重点人群的脱贫...     

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测算与启示

作为最先提出国民幸福总值概念的国家,不丹近年来构建了一套国民幸福总值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心理幸福感、健康、时间利用、教育、文化、政府善治、社区活力、生态的多样性与恢复能力、生活水平九大领域。通过对不丹全国范围内国民幸福总值的测算,国民幸福总值的政策价值逐渐显现。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测算,对当前我国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编制具有重要的启示。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度量方法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指总产出与综合要素投入之比率,其增长的经典度量方法有三种:索洛的余值法,指数法,生产函数法。索洛的测算结果一般被理解为"增长的剩余"———不能被投入增长所解释的剩余的产出增长率。乔根森等通过对连续时间模型的合理离散近似,用指数法在部门和总量两个层次上来度量TFP的增长。常用的生产函数形式有柯布-道格拉斯、超越对数和常替代弹性生产函数。     

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的挤压

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学术界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本文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作者在不否认人口对经济增长/财富增加的促进作用的同时,又认为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将对经济发展和国民福利的提高产生长期的挤压,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是政府大幅度增加国民福利的支出.     

论国民观在清末的兴起

在近代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存在两千年之久的作为历史文化传统的臣民观念开始瓦解.在传统天下观念逐渐式微的同时,主权意识在近代知识分子们的思想中日渐明晰起采,并引发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的产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知识分子都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救国需要新国民,并对国民的"奴隶性"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新国民"应该具有权利、义务、独立、自由、尚武、公德、自治等特质,但当他们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时,又往往"变通"的提倡从日本学来的以国家为本位的国民思想,要求人们为了国家的权利、自由而限制甚至牺牲自己的权利、自由,徘徊于思想启蒙和救亡图存之间,并最终滑向了后者.     

社会法的价值旨归——以提升国民幸福指数为视角

无幸福,则无发展,至少无真正的发展.较之于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而言,幸福是社会法更本质的价值追求.在终极意义上,对幸福之追求是社会法规范确立与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引与最终归宿.幸福具有多种维度:个体幸福与主观幸福是社会成员自我救赎的场域,而社会幸福与客观幸福则是国家与社会的可作为空间,也是社会法发挥作用的“势力范围”.社会法不能回避当前我国国民幸福指数偏低的现实起点,社会法应在公民的自我救赎范围之外实现自己的制度担当,即为国民提供更好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增强国民的公平感,提升国民的价值感和成就感.     

论辛亥时期的国民观

辛亥时期,随着社会剧变,思想领域也发生深刻变革。其中变化之一,就是"国民"取代"臣民",成为政治领域官方的通用话语。时人大体围绕民族精神、国家观念、权利观念、自治精神及宪政观念与宪法意识等范畴,把握国民的内涵。同时针对如何培育国民,提出要注重国民教育,鼓励国民参与政治实践,乃至在革命斗争中塑造国民等主张。这一时期关于国民问题的讨论,具有传播范围广、涉及领域多之特点,不过此时国民观念仍远未深入人心。     

从GDP到GNH:经济发展价值坐标的转变

以GDP为核心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为衡量经济状况提供了一个较为综合的尺度,但是从国民幸福这一最终价值目标的角度来看,它却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国民幸福总值弥补了传统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不足,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向标。本文重点讨论了国民幸福总值的指标构成,进而提出了以GNH为核心、并与GDP相结合新模式。     

新古典生产函数的质疑与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

新古典理论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为基础,建立了技术关系的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理论,其核心是表明商品和要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生产函数在微观尚可应用,但并不能用于解释总量经济和经济增长与波动问题。尤其是总供给完全取决于实物生产函数的投入产出关系,这与总需求分析所采用的货币支出是不协调的。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的推导表明,总供给只是企业的货币成本函数而不联系到技术上的投入产出关系,而所有的国民收入核算中的货币量值都只是表明人们经济关系的名义变量而与实物的技术关系或生产函数是完全无关的。     

富裕社会的社会失衡问题探究

"富裕社会"概念由制度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意为摆脱普遍贫困的大多数人物质生活丰裕的社会。富裕社会呈现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富裕程度,然而仍然存在社会不平等、发展失衡的问题,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以生产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理念。社会失衡会带来生活不便、公共品的供应危机、文化上的堕落和劳动力供给不足等危害。社会失衡显著表现为私人富裕和公共贫困的反差,私人消费领域符号化消费严重,真实而重要的公共需求得不到满足。还表现在社会资本对直接产生利润的有形产业投资过大,对教育等人力投资不足。社会失衡对公共品的最大威胁在于环境,环境问题不能依靠经济发展自身解决。加尔布雷思认为只有国家干预才能解决社会失衡问题。但是这一解决方案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国家的根本性质,因而带有乌托邦的改良主义色彩。     

20世纪初"新民"运动及国民思想的传播

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跌宕起伏的急遽变革大大推进了中国社会文化及政治观念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政治制度的变革已成为社会历史变革的主题,通过宣传新型国家观和建立新型国家制度的轰轰烈烈的历史实践,引发了民众政治文化意识的转变.革命派和改良派共同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民"运动,从而使国民思想深入人心.     

关于上证180指数与深证100R指数的实证分析

选取上证180指数与深证100R指数2007年1月4日至2008年10月31日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协整理论与方法,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运用Eviews3.0软件对两种指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两种指数的变动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且他们相互影响.     

政策调整与粮食生产增长:对江苏的考察--兼论放松生产管制,进行结构调整的可能结果

通过对影响江苏粮食生产增长的诸因素进行分解分析,我们建立了一个包含政策变量在内的生产函数模型,来推估政府放松粮食生产管制、倡导结构调整可能出现的结果.研究表明,政策变量对粮食生产增长的影响显著,但不同时期各种因素的贡献存在较大差异.1994年至1997年这一时期粮食生产和供给的增加主要得益于"米袋子"省长负责制的实施和播种面积的增加,二者占总产量增长贡献的91.26%.为此,我们认为在粮食供求特殊背景下,政府放松生产管制并倡导积极的结构调整可能引起近期粮食生产供给的大幅度减少,同时调低收购价格从稳定供给的角度来看未必是恰当的选择.     

塑造"国民":清末政府的努力及困境

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民族-国家-国民"三位一体的综合,三者构成相互依存和相互强化的关系,国民性问题是内在于民族主义的一个问题.如果借用柄谷行人对日本现代文学起源的认识,可以说,正是有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这一装置,国民才得以发现.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民"除了应具备健康的体魄外,更应该具备健全的精神.     

梁启超与陆羯南的国民主义

梁启超的国民国家思想主要是受了陆羯南的国民主义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二者在现实中有着较长时间的密切交往,更主要的是二者的思想同样以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学说、自由主义、国粹主义这三个基本理论作支撑,追求国家的权力与国民的自由这二个核心间的平衡.     

塑造“国民”：清末政府的努力及困境

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民族-国家-国民”三位一体的综合,三者构成相互依存和相互强化的关系,国民性问题是内在于民族主义的一个问题。如果借用柄谷行人对日本现代文学起源的认识。可以说,正是有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这一装置。国民才得以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