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家庭结构初探——兼论中国封建家庭结构变动规律

家庭结构是指家庭的构成和组织模式。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家庭结构;同一历史时期,社会上也会并存着几种不同的家庭结构。封建社会里,存在着人口少,构成简单,一般由一对夫妇及其未成年子女组成的个体家庭;存在着上及父母一代的个体家庭,或称扩展的个体家庭;还存在着包括若干对已婚兄弟同财共居的复合家庭。复合家庭中一部分累世同居,超过三、四代,甚至多达十几代,有人把它称为家庭公社。社会上的家庭或聚或散,或分或合。一些家庭采取这样的结构模式,另一些家庭采取那样的结构模式。这里是否有规律可循?学术界有人提出:“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上,家族穷则合,富则分,可以说是一条规律。”从社会经济关系入手去探寻家庭结构的变动规律,这种研究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要说“穷则合,富则分”是一条家庭结构变动规律,笔者却不敢苟同。本文拟以唐代家庭为考察对象,对中国封建家庭结构的变动规律作一初步探讨。     

新时期家庭关系的塑造与建立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及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形成了许多价值观念的变化空间。传统道德观念与市场经济道德观念在社会转型阶段相遭遇,使其所依赖的经济体制、生产方式和文化习惯面临着全面的冲击和考验。与此相适应,家庭关系的稳定结构也因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而随之动摇。面对这场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家庭关系的变化,用传统的关系模式与之抗衡显然于事无补。所以,我们在创建     

论民国时期家庭关系的变化

由于社会生活环境发生了急速的变化,民国时期的家庭关系也发生了带有时代印痕的由传统家庭关系向现代家庭关系的变迁.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对民国家庭关系的变化作探讨,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家庭关系处于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之中,属于"半平权型"模式.     

社会化网络中的人际关系价值

社会化网络的兴起,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连接了人们拥有的社会网络。"以人为中心"、"人与人的连接"成为了新时代的精神。因而在社会化网络时代中,人际关系焕发出全新的社会与经济价值。首先,弱关系和强关系共同构成了社会化网络中人们的人际关系结构,与以往不同的是弱关系的崛起让它和强关系变得同等重要,一个向外,一个向内共同对人们生活和整个社会产生影响;其次,"礼物经济"已经成为了社会化网络的基因,人们彼此"馈赠"信息,以此获得社会和情感上的回报,并且在这种你来我往中构建自己的关系网络。但是当这种免费的馈赠行为成为消费者的习惯之后,也可能让消费者成为商家品牌传播的免费推动者,甚至落入一些商家精心设计的陷阱中;最后,人们渴望达成和维护自己的关系网络最终都是为了获得"关系货币",为发展事业、创造财富、丰富生活提供让人意想不到的资本。     

“礼”的伦理学意义的孕育与确立

中国自古以来就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礼"的传统源远流长。"礼"的起源很早,但起初它并不属于伦理道德的范畴,而是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和政治色彩。"礼"成为伦理学范畴,是经过夏商周三代直至孔孟才得以完成的。孔子在维护"周礼"的努力中对"礼"之深层的精神内核进行挖掘和创新,使之成为伦理关系的理想模式;孟子设计了由仁、义、礼、智构成的德性结构,使原来外在的"礼"内化为本心所具有的一种内在属性。     

婚姻质量的家庭结构观

研究婚姻质量可以有多视角,从家庭结构入手研究婚姻质量,是一个重要方面,它可以使我们从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的角度去了解婚姻质量的内涵和影响因素。 一、婚姻质量和家庭结构 婚姻是男女两性依法律和社会风俗的规定建立的夫妻关系。婚姻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婚姻关系不仅是男女两性的生理结合,也是社会结合。通过婚姻关系能衍生出家庭关系和一系列其他社会关系。婚姻的成立标志着家庭的诞生,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带来了亲子关系和其他亲属关系,形成了家庭关系的网络和结构。婚姻关系作为家庭关系的一种,处在家庭关系网络之中,和其他家庭关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只有在家庭关系网中,换句话说,只有在家庭结构中,才能对夫妻关系从总体上把握,才能从本质上解释夫妻关系和婚姻质量。     

认知型史学与规范型史学

史学的特点在于它并不是由它的构成所决定的.相反,每一构成它的成分的本质和它们所组成的结构的本质取决于史学在一种文化的整体中所处的位置与所扮演的角色.即使这些构成成分的性质改变了,史学在整体上的性质也不会随之改变.史学由一个旧的道德视角转向一个新的框架体系时产生的冲突实际上是"认知型史学与规范型史学的对立".在这一冲突之前,历史研究在西方是属于认知的领域,在东方则是一套规范体系.一个半世纪以来东亚史学尽管接受了现代西方认知型史学的方法,但它的规范性和公立性却依然故我,在根本上保留了其规范型的特征.规范制约了形式,而形式排除了认知的可能性.规范型史学在经过"元史学"的反思后,必将为通向认知型史学的新的阶段扫清障碍.     

走向合作行动:公共政策的演进

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和强化,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演变为一种"主—客体"结构,这一结构进而扩散到工业社会的所有组织和治理模式中。"主—客体"结构是一种对抗性的结构体系,基于此而生成的政策所体现的是由精英所构成的主体的意志,政策的意义就在于对作为客体的公众加以控制。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公共政策具有了工具理性,也使主客体之间的对立隐蔽化。当社会进入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时,主客体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乃至主客体的概念被"行动者"所取代。行动者既是政策的主体,也是政策的客体,行动指向合作,政策就在人们的合作行动中生成。     

作为“心之大端”的好恶本情——儒家“情本哲学”的基本情感禀赋论

好恶乃是人类的"本情",作为"心之大端",它们构成了儒家"情本哲学"的基本道德禀赋。好恶在基本定位上,既非"好恶之欲"也非"好恶之性",而应归之于"好恶之情"与"好恶之心"。"好"为积极情感取向而"恶"乃消极情感取向,但作为"本情"之好恶却不能被推为心性化的"本心"。从横向结构看,好恶介于"心物"之间:一方面,好恶与物构成了"物化"的关联,好恶乃是感于物而"动";另一方面,好恶与心构成了"心化"的关联,好恶形成了心之"大端"。从纵向结构看,好恶作为最基本的情感而存在,但是此"情"一方面以"欲"作为根基,另一方面又为"性"所提升,但好恶终为人类的"心-情",这才构成了中国儒家"情感哲学"之基本架构。     

论实践优化模式的建构

从概念的逻辑层次关系看，实践模式和实践优化模式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也是包容和被包容的关系。因此，要回答实践优化模式的含义及其建构问题，首先要回答实践模式的含义及其特点。就广义而言，每一个具体实践都是由特定人们用行动语言所书写的一种实践模式。但就严格意义来讲，所谓实践模式是指由一定要素组成的实践结构状况及其活动运行方式。简言之，实践模式就是结成一定社会关系的人们进行实践活动的方式。实践模式由宏观实践模式和微观实践模式两个层次构成。宏观实践模式是指人类在长时期或大范围内所进行实践活动的模式。从实践发…     

道德情感的行为功能及培养

道德情感,是情感的特殊形态,它脱胎于情感,是众多情感类型中最为重要的一种。道德情感的重要性体现在它对道德行为具有原动力功能、价值判断功能和评价功能。人的群化生存事实要求人必须成为道德的生活者,因而其道德行为的生成、敞开离不开道德情感,所以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道德情感的培养成为必须。而家庭、学校、社会,此三者构成了人的道德情感培养三维途径。相对地讲,家庭道德情感培养立足于当下而具有奠基特征,学校道德情感培养趋向于理想而具有系统性,而社会培养人的道德情感的基本方式恰恰是实践的磨砺。     

上海市民家庭结构与文化素质

家庭作为构成社会机体的细胞,是在多种多样的社会关系的影响下形成的,它既受制于社会,又以自身的存在来影响社会。而不同的家庭结构又决定了家庭职能的各异,制约着家庭成员的行为,影响其思想观念的形成和变化。家庭环境对人的影响极大,本文试就上海市民家庭代际结构与文化素质之间的关系作一浅探。     

认知视野中的情感依赖与理性、推理

理性思考与情绪感觉(情感体验)相互交织,有限理性产生的结果比按逻辑和计算方法行动更加合理。作为进化遗产的一部分,情绪优化了人的互动方式,并起到动机和知觉的作用。情绪在心理功能与神经机制两个层面影响推理:在心理功能层面,情绪把人引向需要优先关注的问题,从而使记忆、注意、言语、决策等认知过程变得更具选择性,并规定了认知的策略与风格;在神经机制层面,认知脑与情绪脑分离的假设被大量研究证据所否定,即使被视为情感中心的"边缘系统"也参与认知加工过程。情感经验具有非概念的内容,其作用在于填补纯粹理性决定行为和信念所留下的空隙。作为一种评价式的诠释,情绪引导着经验模式或场景。情绪的判断系统本身并不构成观点或观察的框架,它作为一种景象或情境,使事物在其中以某种方式被看作或想象为某个样子。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梦认同的民族意蕴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的社会意识,中国梦认同的民族意蕴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统一在复兴伟业的对象性活动里。在现实性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梦内涵同构的共生关系,指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国梦价值共意的系统生成、文化链接的价值之轴、目标向度的逻辑契合;相互依存、彼此交织的情感、规范、目标,构成了民族框架体系作用的制约性因素,它所链接的共同体意识和国族梦想,以"历史和思想积淀的"共同体表达,指向了民族身份、民族关系、民族凝聚阐发的共同性规约;"认知—评价—建构"的结构性活动、"根基性情感—工具性利益—价值性自觉"的结构性关系,具象在"共建—共享—共担"意识铸牢中的"情感—利益—价值"认同,则构成了中国梦认同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的演进模式和演进向度。     

税制改革对唐代农民产业经营和日常生活的影响

安史之乱后,唐朝开始了保障国家财政稳定和适当减轻农民负担的税制改革.改革的趋势是由"税丁口"向"税资产"过渡,大幅增加赋税中货币税收的份额,并最终以两税法的税改形式具体规定下来.新的税收制度加大了农业产业调整的力度,促使农民经营模式向多样化发展.与此相适应,由于国家对农民人身控制相对松弛,农民劳动力资源逐步成为流动的社会财富,农民日常生活和家庭结构也随之发生了转变,家庭构成趋向大家庭和联合家庭模式.     

"传情说"与文艺的思想性

作为"传情说"的新实践论美学所提出的"对象化的情感"这一美的定义只是一个总体的框架,但在这一基础上,审美和文艺与思想性有密切而不可分的关联,这种关联首先表现在"情感的进化"上,其更深层次的根基则是情感传达在自我意识中的本体论根据.艺术的传情活动本质上是人的存在的体现,也是人对自身的生存境遇的形而上的觉识,它发源于人的存在即生产劳动中的"对象化"这一现象学结构,并通过艺术家对时代冲突中的存在感的敏感性而表现出来.现代艺术与哲学合流的趋势呼唤艺术家关注现实中的思想矛盾,以创造出符合我们时代的一流艺术作品.     

抗争性网络集群行为的情感逻辑及其治理

社会结构紧张催生以负面为主的社会情感体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直接导致抗争性网络集群行为的生成和爆发。换言之,抗争主体的情感动员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情感的社会行动者,抗争主体通过"悲情叙事""身份展示""戏谑表达"等情感动员策略,吸引了广大网民的关注和参与,促成了抗争性网络集群行为的迅速生成,但它在生成过程中却产生了"网络空间中的情感暴力""网络抗争诉求的煽情主义"和"网络民粹主义情感"等情感后果。为有效应对和处置抗争性网络集群行为生成所带来的情感后果,加快建设社会结构正义、努力构建合理的"情感规约"以及培育正向情感类型等是值得尝试的情感治理理路。     

城市养老模式选择:基于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变化视角——以广州市为例

目前,我国已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城市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小型化趋势日益明显,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带来了一定影响,多元化城市养老模式逐渐形成。本文以广州市老年人为调查对象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仍是城市老年人主要选择方向,但对自我养老模式和社会养老模式产生一定的选择意愿,在调查基础上从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变化两个方面结合回归结果提出针对性建议。     

“推己及人”与“中华民族”建构的情感进路

作为民族国家,中国建构国族与国家是一个过程的两个结构面。在国族建构中,历史文化传统的因素发挥了需加重视的作用。"推己及人",既促成了国族建构的思维模式,也塑就了国族建构的情感进路。在中华民族建构中发挥支配性影响的"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的格式化陈述,便是一个明证。其间对血缘亲情与人际亲近关系的打通,对社会认同与国家建构的直接同构,呈现出中国的国族建构特征。从古至今,中国的社会政治建构基本沿循这一条情感进路。无疑,这是一条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促进国族认同的进路。但这一进路也遮蔽了情感逻辑之外的理性设计所当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建构现代国族时,情感与理性、社会与政治是不可偏废的两类动力。     

米与盐：家庭诗学的两极--以王小妮为中心

王小妮的诗歌创作可以纳入一种家庭诗学的视野加以阅读和研究。这一诗学体系由米和盐两种日常物质所标的，并构成家庭诗学的两极：在高纬度上，家庭诗学抵达了生活之甜，它是诗歌的梦想原则，展示为忧郁问题，关注室内价值和写作自身；在低纬度上，世界之咸表达了家庭诗学的现实原则，它呈现为焦虑问题，诉诸室外价值和写作的介入性。组诗《重新做一个诗人》既表明了王小妮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写作态度的转型，也为读者探索家庭诗学的物性结构及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标识性文本。